浅析中医学与篆刻学历史文化源流特点范文

[摘要]运用文献法和比较法，对中医学以及篆刻学的历史文化发展特点进行比较。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起源于实用而有先后、经方与汉印的共同命运、学术与艺术的不同命运、儒医与文人刻印现象、流派纷呈与百家争鸣、对外传播与捆绑宣传。中医学与篆刻学虽为两门不同学科，但同属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捆绑宣传，有利于中医药学的国内外传播。

[关键词]中医学；篆刻学；传统文化；历史源流；比较

纵观整个历史长河，几乎所有流传至今的优秀传统文化最初都起源于“实用”，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冲刷才有了文化积淀且历久弥新，中医学与篆刻学也不例外，之所以将两者混为一谈，是发现其发生发展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但又由于各自本身的特点而呈现出一定差异。中医最终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为主的、求真知的学术，同时又兼具艺术性；而篆刻最终发展成为一门以创作欣赏为主的、求美善的艺术，同时又兼具学术性。通过对两者历史源流的比较与探讨，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医学以及篆刻学，同时探索将两者互通有无、相互渗透以进行捆绑式宣传的方法，有利于中医学与篆刻学这两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

1起源于实用而有先后

首先从中医学与篆刻学两者之间的一个历史缘分说起。光绪年间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患伤寒，请医生诊治，给他开的处方中有一味中药叫龙骨，他意外发现这龙骨上刻有刀痕，与铜器铭文相似，王懿荣作为当时著名的金石文字学家和文物鉴赏家，将其考订为一种前所未见的殷商时代文字——甲骨文[1]。甲骨文时代没有所谓的中医学或篆刻学，但甲骨文将文字刻画在甲骨上这个操作，可以看作是篆刻的雏形，同时也是记载一些内容包括中医早期病名的一种有效方法，而甲骨文又是在一位金石文字学家接受中医学治疗过程中，在中药龙骨上发现的，不得不赞叹两者缘分之深。事实上，中医学与篆刻学同起源于实用。正如有学者所言，篆刻与中医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一致的，即它们在未进入研究、未进入自觉之前而自发发展的根本动力———为人所用。这一点很普通却至关重要[2]。关于中医学的起源，众说纷纭，最常见的有3种：源于动物本能、源于巫、源于圣。实际上中华民族祖先在生产劳动中萌发的主动医疗意识、克服疾病的长期医疗实践，才是医学的真正源头[3]。而篆刻学，又称印学，在笔、墨、纸还没发明之前，文字多刻在甲骨、钟鼎、竹简上而得以流传，这可称得上是篆刻的雏形，商代甲骨卜辞一般有卜人名，可以说这批卜人便是最早的篆刻家，只是刻的不是印章，还算不上真正的篆刻。最早关于印章记载的典籍是《周礼》，如“货贿用玺节”[4]，此处玺节即是印章，当时主要用于货物交流，故可认为印章起源于商品交流日益频繁的周代时期。可见，中医学与篆刻学均起源于实用，所不同的是，医学作为与人类生存及健康密切相关的一门学科，比篆刻学起源更早，内容更为丰富。早在周代，医事就已归王室管理，上古至春秋时代，是中医学从实践知识的积累到医学理论的萌芽期，春秋时期巫医已分家，医学发展就开始步入正轨。至于篆刻学，与其密切相关的印章最早是用于作为人与人交接上的信用的保证，所谓“印者，信也”，沙孟海先生认为，从一些出土文物资料结合文献资料来看，印章的起源应该是在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的春秋时期[5]。故可认为，春秋时期是最早使用印章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逐步形成而走向正轨的时代，从这一点而言，两者同源于实用，并于同一个时代得到广泛应用。只是当时中医学已出现正式的医生，而篆刻学却没有出现正式的篆刻家，社会上还未把印章铸造看成是一门学术或艺术，只能将篆刻者看作是普通工人，称之为印工。

2经方与汉印的共同命运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是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汉代也是中医学与篆刻学在发展过程中一个共同的重要时代。言必经方，汉印为宗。汉印在篆刻学史上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就如同以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为代表的经方在中医学史上的地位一样。汉代统治年代较长，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更加完备，作为表征统治阶级法权的玺印，在汉武帝时代就已制订出了一整套系统，这一体系在我国历史上足足沿用了六七百年，直到晋代逐渐用纸来代替竹木简，封泥失去了作用，印章制度才有了较大变化[5]。故可认为汉代是印章的兴盛时期，汉印平整端庄、规矩变化、浑朴自然，多以白文印为主，为后世篆刻家所推崇，如今初学治印的人，也要先学整齐朴茂的汉铸印。而《伤寒杂病论》也备受历代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它被公认为中医学方书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辨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故称作者张仲景为医圣，将书中的方子称为经方，后来中医药传入日本，发展成汉方医学，很大程度上源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千余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绵延至今。所不同的是，汉时期中医学已经有大量经典著作出现，而篆刻学仍处于散漫状态，中医学家已多如牛毛，而篆刻家却还尚未出现，当时的印章仍是由印工铸凿而成。可见，中医学的发展相较篆刻学更为迅速、完善，这与两门学科本身的特点相关，中医学与人们的关系更为密切。

3学术与艺术的不同命运

一门学科的形成，包括2个重要元素，一个是专业人才，另一个是书籍。从这点上来说，中医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了学术雏形。那时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在学术界曾出现道、儒、墨、法等各家，在医学方面，出现了医和、医缓、扁鹊、文挚等名医[6]。医学理论也逐渐形成系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著作，如《黄帝内经》对人体及疾病的论述已非常系统详尽，为历代医家所必读，至今对中医学的科研、教学、临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至于篆刻学，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人才，也没有书籍。印章的发明与使用，虽然历史悠久，但都是作为一种工具，刻印铸印都是工人专业，而不是正式的篆刻家，一直到宋代，民间“文人画”盛行，把诗书画结合起来，最后再加盖印章，这样的综合艺术形式在当时非常流行，实用的印章在宋代渐渐变成了艺术作品，文人有了亲自创作刻印的苗头，印章搭乘着诗、书、画的快际列车通向了艺术之殿，从此摇身一变为艺术。故可将宋代看作是篆刻学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期。《辞源》释“学术”为“学问、道术”，“艺术”为“泛指各种技术技能”，后来称有系统而较专门的学问为学术，而艺术则是创造美的技能。学术求真知，艺术求美善。中医学最终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为主的、求真知的学术，而篆刻最终发展成为一门以创作欣赏为主的、求美善的艺术，当然中医学作为一门学术而兼具艺术性，篆刻学作为一门艺术而又兼具学术性，两者的偏重点不同。中医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更偏重于学术性的一面，而篆刻学的研究对象决定其更偏重艺术性的一面。中医学与篆刻学虽均起源于实用，最终由于本身的特点而发展为不同的命运，且命运轨迹以及转折点也有所不同。

4儒医与文人刻印现象

中医学与篆刻学发展至宋代时，出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现象，都与文人相关。中医学出现了大批儒医现象，而篆刻学出现了文人刻印现象。儒医之名自宋代而始。《宋会要辑稿•崇儒》载：“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至此，医生职业为之一变，从草泽铃医辈转到文人士大夫身上，甚至出现“非儒医不足以见重于世”的局面，这应该说是中医学史上的一大转折，此后展现了儒医辈出的昌盛局面。宋代儒学文人走上医家之路，主要有3类：（1）功名不利，转而为医。自宋代名相范仲淹发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感慨之后，鼓舞了很多士大夫文人步入岐黄之路。（2）因病受困，转而学医。由于亲人或自己因病受困、被误诊误治而萌生学医的儒者大有人在。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夭横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就是一个先例与代表。（3）儒医相兼，亦官亦医。儒医相兼者，多因兴趣所致，习儒的同时，兼习医道。这几类人构成了中医学史上颇为壮观的儒医群芳谱。印章受到文人的青睐而运用于诗、书、画中最早也是在宋代，但由于印章材料等的限制，当时大多还是由印工代刻，也有个别文人已经在尝试自己刻印，较具代表性的如米芾，他是宋代的文学家、书法家以及画家，在他所著之《书史》《画史》中有好几条论治印、用印之法，可见，对印学已经相当有研究了。观察米芾自用诸印，多数镌刻粗糙，与他同时代的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的印文镌刻工细相比，大不相同，故沙孟海先生推测很有可能是米芾自己所刻，他认为论印学或称篆刻学的形成，可以最早溯源到米芾[5]，他在印学史上称得上是第1代篆刻家，是文人刻印的鼻祖。后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吾丘衍对篆学的理论研究也颇深，可以认为是中国篆刻艺术理论方面奠定基础的人。元代王冕开创了用花乳石刻印的先河，花乳石质脆易受刀，为文人篆刻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后，文人刻印便是常事了。这对明以来的篆刻学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之后就形成了篆刻学发展史上自秦汉以来的的第2个高峰期。

5流派纷呈与百家争鸣

流派纷呈是各种品类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共同现象，中医学与篆刻学也不例外，只是两者出现百家争鸣的时期有所不同。中医学最早发生在金元时期，而篆刻学主要在明清之际。金元时期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百家兴起，标新立异，著书立说，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学术争鸣局面。后人多称“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以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为代表，分别是“寒凉派”刘完素、“祛邪派”张从正、“补土派”李东垣和“滋阴派”朱丹溪。明清时期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两个学派：温补学派和温病学派。温补学派，由李东垣的“补土派”发展而来，重视脾肾，善于温补，代表医家有薛立斋、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和李中梓等。温病学派，由刘完素的“火热论”发展而来，创立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形成了温病学说，代表医家有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薛生白和王孟英等。明清时期，中医形成了一个从生理到病理、从病理到药理、从诊断到治疗、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性结构，其主要标志就是辨证论治原则的普遍实施。篆刻学的流派纷呈主要发生在明清之际。邓散木《篆刻学》一书中说到：“有明正、嘉之际，文彭力肩复古之任，始变宋元旧习……由是而皖、浙、邓、歙诸派，后先递兴。”[7]可见，篆刻学由明代文彭始开宗立派，他开创了用浙田石刻印，将一生精力多用于篆刻，所篆雅正秀润，风格遒上，后人称其为“三桥派”。文彭以后，又有何震，称为“雪渔派”，也有人推崇苏宣，别立“泗水派”，实际上都是继承文彭后的风格之变。何震时期，还出现了历史上第1部印谱———《集古印谱》，共收印1700余方。后又有朱简完成了印学史上第1篇流派说———《印品》。到了清代早中期，出现了浙派、徽派两大流派，分别以丁敬、邓石如为代表，自邓石如之后，徽派取代浙派，成为清代文人流派篆刻的主流，篆刻学走上了印从书出、印外求印、写意印学的复合型创作道路，代表人物如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齐白石等，他们强烈的风格都来自其个性迥异的书法，而不是刀法。晚清的篆刻艺术，对现代的印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影响全国，乃至海外。

6对外传播各具特色

自汉至明，我国一直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对外交往活跃，曾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过官方或民间关系[8]。中医药对外传播早在秦代就已经开始，但其交流尚处于萌芽状态，多限于某些药物的赠送。直到汉晋，中医理论与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才正式拉开古代中医药学对外传播的序幕。中医书传到越南最早，据古越史记载，公元前257年，秦代医生崔伟所撰写的医书《公余集记》曾在越南流传。朝鲜医学渊源于中医，早在公元2世纪末就已传入，后内化形成东医学；公元6世纪中医学传入日本，后内化形成汉方医学。中医药对外传播在隋唐及宋元两个时期发展较快，成果显著。由于文化差异较大，中国同南亚和西亚等国家的医学交流主要集中在浅显的药材贸易上。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同欧洲的通商关系开始发展起来，随之中医药文献传入欧洲各国。其中针灸学、本草学和脉学领域的大批经典，被西方人翻译印行，欧洲大量翻译中医药文献集中在18世纪[9]。篆刻学的对外传播相对较晚，最早是在明末，由当时著名高僧独立和尚和心越和尚带到日本。清代中后期，印章的中日交流活动日趋频繁。民国初期以来的篆刻家，除了钱瘦铁去日本外，在东南亚一带也有许多中国篆刻家活动，如抗战期间篆刻家张斯仁去新加坡举行篆刻展览，郁达夫还专门在《星洲日报》的副刊《晨星》上为之宣传。郁达夫还把篆刻与抗战报国的政治思想联系起来，使一个篆刻艺术展览起到了鼓励人心、奋勇为国的作用，这不妨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际印章交流的一个极典型而珍贵的例子[4]。此外，明代印章史中有两位外国传教人士值得关注，一个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另一位是西班牙人庞迪我，当时都受到朝廷重用，入乡随俗，都有印章传世，只是所刻为英文字母。国际印章交流，往往比较广泛，但亚洲汉字系统的国家往往更易推广，故论篆刻创作和研究交流，则以日本为领先，地位最高，影响最大。近年来，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世界成了“地球村“，各国多元文化不断交融碰撞，以中医药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目前世界上已有67个国家的政府正式承认中医药学的合法地位，中医药学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9月中医学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并将纳入全球医学纲要，正式走向国际。而篆刻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门颇具民族特色的小众艺术，也渐渐在世界的舞台上崭露头角，2001年举行的APEC会议中国以篆刻名印作为国礼赠送，2008年奥运会以“中国印”作为会标，2012年“中国印•李岚清篆刻书法艺术海外巡展”在英国引起热烈反响，这些都为古老的篆刻艺术走出国门、扩大认知起到积极作用。虽然民族不同，语言不通，但艺术是相通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篆刻艺术以其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而被外国人所赞叹。

7捆绑宣传大有作为

中医学与篆刻学同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两者的历史发展有一定的相似性，内涵与外延有一定相关性，我们完全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捆绑宣传。比如基于金石篆刻艺术的中医药文化作品的创作与宣传，可以将中医药学相关的文字以金石篆刻艺术形式来展现，所创作的中医药文化相关的金石篆刻作品既可直接拿来使用，又可作为收藏或装饰的工艺品，印花以及边款还可做成书签、卷轴、挂历、印谱等，印花裱框后，还可通过展会的形式进行展览，以达传播中医药文化以及篆刻艺术之目的。创作的具体内容可根据对象的不同分为科普宣传类、中医文化修养类、中医医师应用类等。科普宣传类主要是针对广大老百姓的中医药科普知识的宣传，比如四季养生法、二十四节气养生法等；中医文化修养类主要针对大学生、中医爱好者、中医师等，比如古代中医名录、经典著作名录、经典中医语句等；中医医师应用类主要是针对医院中医师，篆刻其姓名印章，供临床处方应用，这既是一种对中医师潜移默化的中医药文化熏陶，增强文化自信，又能体现中医医院的中医药文化特色。一个民族的复兴，必以文化为后盾，“继承历史文脉，弘扬传统文化”一直是近几年来我国的热点问题。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支持中华医药、中华烹饪、中华武术、中华典籍、中国文物、中国园林、中国节日等中华传统文化代表性项目走出去”。篆刻学属于一门小众冷门学科，值得保护发展，中医药学中更是有很多特色诊疗“绝学”需要传承发扬，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创作并进行捆绑宣传，有利于中医药学以及篆刻学这两门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播。不仅如此，也可结合其他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如书法、国画、音乐、武术、曲艺、棋类等进行创作宣传，将使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有利于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国内外传播以及复兴辉煌。

参考文献

[1]冯士超.大众篆刻入门[M].南京：江苏大学出版社，2014：8-9.

[2]李博.篆刻与中医[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2，8(6)：79-80.

[3]张志斌.中医的历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4]陈振濂.篆刻艺术学通论[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61-62，260-261.

[5]沙孟海.印学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3，40，78-80.

[6]严世芸.中医学术发展史[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4：1.

[7]邓散木.篆刻学[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116-117.

[8]徐永红.中医药对外传播的历史启示[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6，24(1)：4-6.

[9]孔卓瑶，张宗明.中国古代医药文献对外传播及其影响[J].医学与哲学，2015，26(1A)：86-89.

作者：黄兰英 张莎莎 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