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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医学教育要求及推广问题探究范文

时间:2022-03-24 03:12:16

全球医学教育要求及推广问题探究

一、“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的主要内容

1999年6月9日,国际医学教育学会(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IIME)在纽约成立,随后建立了网站[1]。IIME是一个非盈利机构,得到了美国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MedicalBoardofNewYork,Inc.)的资助,其主要工作是在定义大学医学教育的“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GlobalMinimumEssentialRequirementsinMedicalE-ducation)方面发挥领导作用。IIME通过收集和研究世界各国医学教育的要求和标准,制定出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标准,使得不管在任何国家培养的医生都达到在医学知识、临床技能、职业态度、行为和道德规范等方面的最基本要求。IIME将“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归纳为七个领域和具体的60条标准[2,3]。其主要内容包括:

1.医学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敬业精神不仅包括医学知识和技能,而且也包括对一组共同价值的承诺、并自觉地建立和强化这些价值,以及维护这些价值的责任。该领域对毕业生共有11条具体标准,包括认识医学职业的基本要素,职业价值,保护患者利益,影响医疗实践效果的因素,解决伦理法律和职业之间冲突的能力,自我调整能力,尊重他人和合作能力,对临终关怀的认识,对患者档案、剽窃、保密和知识产权的认识,有效的自我计划管理能力和应变能力,个人责任等。

2.医学科学基础。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坚实的医学科学知识,并且能够应用这些知识解决医疗问题。毕业生必须理解医疗决定和行为的原则,具有适应变化的能力。共有10条具体标准,包括正常人体结构和功能,疾病时机体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正常和异常人体行为,健康与疾病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的重要因素和危险因子,保持机体稳态的分子、细胞、生物化学和生理学机制,人类生命周期和生长、发育、衰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急、慢性疾病病因学,流行病学和卫生经济学,药物作用的原理及其应用和不同疗法的效果,在急、慢性疾病、康复和临终关怀中适当采用生化、药理、外科、心理、社会的干预措施等。

3.沟通技能。医生应当通过有效的沟通创造一个与患者及其家属、卫生保健成员与同事和公众之间进行相互了解的环境。为了提高医疗决策的准确性和患者的满意度,毕业生必须达到9条标准,包括注意倾听以获取相关信息,运用沟通技能使患者及其家属理解医疗决策,与同事、职员、社会以及其他部门和媒体的有效沟通,通过有效协作与其他专业人员的合作,具备教学的基本技能和积极的态度,具有对文化和个人因素的敏感性,具有有效进行口头和书面表达进行沟通的能力,建立和维护医疗档案的能力,综合和表达能力等。

4.临床技能。毕业生在诊断和处理病例时必须讲究效果和效率。毕业生必须达到10条标准,包括采集病史,体格和精神检查,分析和解释发现并确定问题的性质,遵循挽救生命和应用循证医学的原则采取适当诊断和治疗策略,运用临床判断以确定诊断和治疗方案,能识别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能处理常见急症,能高效地管理患者,能评价健康问题并指导患者,能合理应用人力资源、诊断、治疗和保健设备等。

5.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医学毕业生应当知道他们在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中应起的作用,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他们应当了解卫生系统组织的原则及其经济和立法基础,应当基本了解卫生保健系统的有效管理。毕业生应当达到9条标准,包括了解影响整体人群健康和疾病的生活方式、遗传、人口学、环境、社会、经济、心理和文化因素,了解这些因素在疾病、损伤和事故预防、以及保护、维持和促进个体、家庭和社区健康中的作用,了解国际卫生状况、慢性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全球趋势、移民、贸易和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国际卫生组织的作用,认识到其他卫生相关人员在为个体、人群和社区提供保健中的作用,理解在健康促进干预中需要多方面的共同负责,了解卫生系统的基本要素和运行机制,了解决定卫生保健、有效性和保健质量的公平性机制,在卫生决策中运用国家、地区和当地的监测、人口和流行病学资料,需要和适当时愿意接受领导等。

6.信息管理。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为教育和信息分析及管理提供了强大的工具。毕业生必须理解信息技术和知识管理的用途和局限性,并能在解决医疗问题和决策中应用这些技术。毕业生必须达到5条标准,包括从各种数据库中检索、收集、组织和分析健康和生物医学信息,从临床数据库中检索特定病人的信息,应用信息和通讯技术辅助诊断、治疗和预防、以及对健康状况的检测,了解信息技术的应用及其局限性,维护医疗档案等。

7.批判性思维和研究。批判性的评价现有知识、技术和信息的能力是解决问题所必须的,如果医生要胜任现有的工作,他们必须不断获取新的科学信息和技能。良好的医疗实践需要科学思维的能力和使用科学的方法。医科毕业生必须达到6条标准,包括在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批判性方法、有根据的怀疑、创造性和以研究为导向的态度,了解科学思维的能力和局限性,依靠个人判断来分析和评论问题、主动寻找信息,应用科学思维并基于不同来源的相关信息识别、阐明和解决病人的问题,了解在医疗决策中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概率的作用,提出假设、收集评价资料、并解决问题等。

二、推广“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的必然性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约600万医生为60多亿地球居民提供医疗服务,但是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随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有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医学教育体系所生产的医生质量的不同,部分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医学教育体系存在着明显的国与国之间的区别,这约600万医生绝大多数毕业于全球的1600余所医学院校,具有不同医学教育体系的医学院校所生产的医生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这种毕业医生质量的参差不齐一方面影响了医疗服务质量,甚至导致危及患者生命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给国际交流带来了障碍。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全球化也越来越明显。但是,还是经常会遇到学历和专业资格的承认方面的麻烦。另外,在一些国家(包括我国),缺少教育质量保证的新办医学院正在不断增加,这些医学院生产的医生不要说能达到国际上对医科院校毕业生的普通要求标准,就连国家卫生部的基本要求也不能完全达到。现有我国的医学院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尚不能对这些新医学院的教育“产业”进行一票否决,粗制滥造医生的现状在继续。目前,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极为迅速,在带来极大的物质财富和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医学伦理、社会和法律方面的挑战。这就要求在新时代毕业的医学生们必须具备更全面的知识和能力,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科技时代的需要。

三、实行“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的全球权威性问题。制订“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的任务由IIME的核心委员会(CoreCommittee)承担,该委员会由世界各地的医学教育专家组成,现在的核心委员会主席为Dr.M.RoySchwarz(现任CMB主席,美国California大学医学院临床教授),成员包括美国的5位,巴林、西班牙、墨西哥、英国、澳大利亚、苏格兰、加拿大、南非、哥伦比亚、泰国、波兰和中国各1位。另有8位具有国际声誉的医学和医学教育专家组成的指导委员会(SteeringCommittee)(美国3位,瑞士、委内瑞拉、中国、挪威、波兰各1位)协调指导IIME的总体工作并起核心委员会的作用。有14个国际医学教育组织的主席和高级代表组成的IIME咨询委员会(AdvisoryCommittee)(共17人)为IIME提供咨询意见,成员主要来自美国医学会、世界卫生组织、日本医学教育协会、中国医学院校协会、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欧洲医学教育协会、泛美洲医学院联盟、俄罗斯高级医学研究院等。虽然三个委员会队伍壮大,但是,关键的具有全球范围内指导医学教育和医疗职业的组织——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咨询委员会中的成员为已经退休的来自日内瓦的Dr.CharlesBoelen,可能在推动“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方面的作用有限。另外,由于推行“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需要得到各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准许,在IIME咨询委员会中的成员是否需要考虑政府职能部门的成员参加,在这方面将有大量的工作量。

2.实行“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的阶段性问题。从项目的进度看,目前已经完成了“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项目实施的第一阶段——“制定基本要求”阶段,进入了第二阶段——即“试行”阶段,下一阶段(即最后阶段)为“全面实施”阶段。在目前的“试行”阶段,“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已经完稿,已经在中国的8所医学院校(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试应用。然后,“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及其配套的评估方法和程序将在更多的学校、国家和地区不断实施和不断完善。最后将被各国际教育机构和国家(地区)认同,成为国际上评价医学教育的基础。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内容来看,第二阶段的任务应该是最重的,除了在试点医学院推行“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的系统评价方法外,各个医学院在7个领域60项标准基础上确立的有自己学校特色的评价方法可能带来不可比性,不利于项目的国际性评估。因此,笔者认为,在第二阶段,应该建立完善的反馈机制和有医学教育评估专家参与的科学的评估体系。

3.“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不是一个世界大一统的“要求”。正如IIME自己所强调的,“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这一概念并非指全球医学课程计划和教育过程的统一,制定“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并不违背医学教育的基本原则,即医学教育必须阐明和遵循医生接受培训和提供服务的地区的特殊社会和文化需要。各国医学院可以采用自己的课程系统,但必须保证毕业生具备“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所规定的核心能力。也就是说:“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国家和地区要求医生具备的能力=医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这个理解是实事求是的,也是符合各国医学教育现状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的可操作性比较强。但是,同时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医学院的学生是否需要学习更多的内容以适应来自国际和本国的两个标准?是否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对于一个可能一辈子在国内从事医疗职业的医生来说,他或她是否学习了过多可能一辈子只用一次的知识,即通过毕业评估的那一次。

4.“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与目前国际上的其他医学教育国际标准的关系。由于“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的推出,可能与国际上已经存在的医学教育标准有冲突或重复。如1992年WHO卫生人力开发教育处DrBoelen提出的“五星级医生”(HveStarDoctor)的标准等[4],如何处理“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与各种现存的国际医学教育标准以及各国医学教育标准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是一个可用于我国医学教育毕业生评价的基本要求,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背景问题等,因此,在“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在国家卫生部的导引下,较快制定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与国际接轨的医学教育评价标准刻不容缓,这一标准的建立,对于较快地使我国的医学教育有序化、全球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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