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话语权博弈及沟通研究范文

摘要:近年来，医疗问题一直是网络舆论的热点和焦点，医患双方在网络空间上蔓延着一种对抗的情绪，其典型表现就是网络话语权的博弈，其原因与现象值得关注与思考。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当下，构建以尊重医患间角色差异，平衡各种意见表达为目标的和谐网络医患话语格局，已成为一项重要和迫切的工作。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医患话语权;沟通

在大众传媒时代，真实始终被视为新闻的生命，追求真相在新闻业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内化为职业理想。伴随着“指尖操作的信息社会”的到来，以互联网传播技术为基础的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传播中，由于社交媒体的碎片化传播和民粹主义泛滥，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真相”不断受到冲击，真相往往经过话语博弈才展现于公众。公众不再以真相作为起点，代之以体验诚意和狂欢。本文从话语权的视角探讨医患关系紧张这一现象，探析后真相时代下网络医患话语权现代博弈的内在逻辑，建构和谐竞合网络医患话语空间，为缓解当今社会医患矛盾提供借鉴及参考。

一、传统媒体环境下医患话语权传统博弈

话语权泛指一般人享有的发表意见的权利或在某些方面有发言的权威性。后现代哲学家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权力关系。它意味着谁有发言权谁无发言权，一些人得保持沉默，或者他们的话语被认为不值得注意，语言系统在思想和情感层面上产生压制，尽管他是一种隐蔽的表面上无行为人的控制系统，然而它在社会上是一种真实的权力”［1］。在医疗就诊和医患沟通中，医务人员普遍文化程度较高，受过专业系统的医学知识教育和临床诊疗技能训练，又有医疗实践的经验，对治愈就诊患者疾病和维护其健康具有远胜非医务人员的巨大优势和自信。因此，医患关系中，医务人员处于绝对权威。而多数患者对自身身体状况、对所患疾病的相关知识知之甚少，即使有些人接触过医学知识，但也仅仅是浅层的、不系统的，对自身或他人以及关联全身机体状况的疾病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个过程中，医生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和解释权，在这种话语权力的力量较量过程中，“医强患弱”导致话语权失衡，医患话语权传统博弈事实上是资源严重不对等的一场博弈。另外，传统媒体环境下，医患之间面临着媒介传播权、话语权的不平等。话语权跟社会上的政治、社会、经济权力是紧密相连的，媒介内容都充斥着政府、社会精英的符码，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患者群体难以获得媒介“接近权”和“使用权”，进而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医患事件的相关报道中，有社会权力和掌握社会资源的医务人员和机构相对容易接近、使用媒体，成为信息传播和影响的重要来源。因此，在普通公众接近使用媒体权利缺失的年代，即便出现一些医患矛盾等社会敏感问题，在当时舆论空间不平等的环境下，也难以形成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从而使医患问题的敏感度相对降低了很多。

二、后真相时代下网络医患话语权现代博弈的内在逻辑

(一)网络媒体放大了受众的情感化宣泄在网络崛起的后真相时代下，被视为新闻生命的“真实性”被淡化、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情感宣泄、情感表达至上。李良荣曾提出后真相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情绪在前、真相在后，认知在前，真相在后。成见在前，客观在后”。后真相时代下网络媒体影响着医患话语博弈的指向，尤其以微信群、朋友圈为代表的社群传播崛起后，放大了患方在舆论场对医方的情感化宣泄。每当出现医患事件时，患者及受众不是就事论事，而仅基于已有的经验与认知，把之前的情感情绪“代入”其中，进行非理性观点的肆意宣泄。如陕西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中，舆论从产生、发酵到消亡的整个过程，“狂欢”的受众大量汇聚，围观和惊呼，把对医生群体存在的偏见进行了集中放大，却鲜有人挖掘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事件逐渐变成公众情感消费的对象。

(二)网络带来了民间话语的崛起在舆论场中，话语权的争夺也是此起彼伏。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场域是由一系列客观关系构筑的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不同位置上的各种力量为争夺制度高位或权力资本，不断地展开彼此的博弈和争夺”［2］。过去，医生在医患沟通中一直掌握着话语主导权，而患者始终处于话语的弱势地位。新媒体勃兴后重新构建了宏观社会语境，为医患双方开辟了新的“场域”，“医强患弱”的话语格局发生逆转。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赋权记者的信息传播机制，赋予了传统的大众媒体中“沉默的大多数”进行信息传播活动的权利，公众可以直接参与生产传播内容，话语权主体开始由原来的一元向多元转变，带来了民间话语的崛起，使得处于话语弱势地位的患方获得充分的言论空间。在多种声音的交汇中，不对称的话语格局被更改，传统的话语权垄断逐渐消失，同时让“自我话语权在与医生话语权的博弈对抗中得到充分维护、强调和提升”［3］。

(三)网络医患关系报道框架激化了医患矛盾在医患冲突事件中，不但患者可以借助网络维护自身权利、表达态度及观点，患方话语也得到媒介话语的支持。当前大多数网络医患关系报道的文本采用患方的话语，“批评医生、同情患者”，框架新闻时“诉诸情感”远远超过“诉诸理性”，过分渲染患者可怜与悲情的一面，忽略了产生医患抗争与纠纷的本质，出现了媒体话语联合患者话语对医方话语施压的情况，在客观上激化了医患矛盾，撕裂了医患信任。

三、反思:网络空间和谐医患话语沟通构建

在疾病面前，医患双方是同盟军和统一战线。医患双方应该是一个利益相关、情感相系的“命运共同体”，尽管双方存在着话语对立博弈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话语之间构建信任合作的关系。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当下，构建以尊重医患间角色差异，平衡各种意见表达为目标的和谐网络医患话语格局，已成为一项重要和迫切的工作。

(一)医方要维护自身网络话语权，强化危机应对，走出“塔西陀陷阱”医患双方在对媒体作用的认知上存有巨大差距，在医疗事件出现后，由于“沉默螺旋”的趋势，使得医患双方舆论往往呈现“马太效应”态势，强的更强，弱的更弱。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医生形象与声誉管理研究”课题组的有关调查显示，仅仅16%的医务工作者表示愿意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并澄清事实、表明态度，力争第一时间的话语权。或许是医生的崇高感、责任感使然，或许是医生工作强度大而疲于通过媒体展示自己，在患方热情高涨地表达话语时，医方却在网络舆论中显得被动、漠然和消极。这种现象应予以纠正。新媒体环境下的医疗护理形象传播，需要医疗卫生行业跳出既往“面对面沟通”的狭隘认知，积极维护自身话语权。改善医疗行业在网络空间中的形象表达，医方要“放下身段”，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加强与患者之间沟通平台的建设，强化危机应对意识，要善待媒体、借助媒体消除医患话语屏障，营造和谐医患舆论大氛围。当下一些有威望的医生及国家、地方卫生机构等已在积极探索网络空间的对话方式，涌现了一批活跃在微博微信等平台里的临床医生，加强了与患者的互动和交流，其中以“协和章蓉娅”“成都下水道”“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医生哥波子”“张强医生”等为显著代表，他们具有一定的粉丝量，其网络空间话语表达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医生群体的社会形象，扭转了公众对医生的看法，逐渐让医患双方走出“塔西陀陷阱”。

(二)患方要理性使用网络话语权在医疗纠纷中，鉴于医患双方、鉴定专家以及审判法官等诸多因素，患方本身处于明显的弱势。但在网络空间，患方拥有先天的道德优势，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权益，患方寻求了网络平台这一新制衡点，通过有利于自身的事实及言论来获得强大的话语权及舆论支持。医患双方缺乏信任和理解，患者在维权的过程中，更多地出于自身立场，把新媒体平台当成诉诸个人利益的武器，甚至带有极端的负面情绪，进行非理性式、冲动式的表达，如闹事、伤医、杀医等。通过媒体报道的非理性、冲动式的方式，无法避免产生暗示性信息，迅速导致了“示范－模仿”效应，特别是社交应用平台强大的发力，网络舆论以强大的生命力演绎了现实生活中的蝴蝶效应，给其他处于相同处境的患者提供了“教科书”。近些年伤医案、辱医案的频发，更多的是媒体过度报道引发的“模仿效应”，使医患矛盾越来越激化。捍卫自身的权益本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但在互联网带来“意见”表达渠道的同时，患方及公众应该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与媒体素养，理性地看待医患关系，树立“医患之间是利益共同体，共同的敌人是疾病”的理念，必须要看到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现有制度把医方和患方放在了利益争夺的两极，必须要认识到医方不是医患冲突的制造者，而是受害者。面对医患冲突事件时，患方要转变心态，理性表达个体诉求，或诉诸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三)媒体应搭建建设性的沟通桥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医患矛盾成为转型期社会症结的集中体现，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舆论关切点。在医患冲突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是一柄双刃剑，既能化解医患纠纷，也能激化医患纠纷。大众媒体的天然本性就是对非常态、异类的东西感兴趣，对医患关系报道的议程设置更多地着眼于医患关系间的不和谐议题，如医院乱收费、药价贵、医生拿回扣、服务态度差和医疗纠纷频发等。事实上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医疗行业常有的状态，媒体出于吸引受众眼球等目的，以刻板印象为基础形成标签式舆论，将患方的角色固化为弱者，给医方贴上“强者”标签，出现大量“偏见性”的报道，导致了社会认知偏离，构建了一个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医患互不信任的拟态环境。它有意无意地夸大了现实中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导致报道话语的失衡和医患风险的放大，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医患矛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在“重情感轻真相”的后真相时代，媒体首先需要坚守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科学专业精神，建立专业化的报道队伍;在新闻文本上要平衡、多元、客观。平衡医患话语，设置多元化议题，从不同的角度去呈现医患事件;搭建医患双方建设性的沟通桥梁，为医患双方的话语博弈提供公平、公正的平台而不是偏袒任何一方。维护媒体公信力、化解医患风险，改善医患关系。其次，传播主体应该良性互动，通力协作，大众媒体、网络意见领袖、医生群体及不同群体之间由过去的单打独斗转变为高效沟通、良性协作、共筑和谐的医疗舆论大环境。最后，政府应积极推进医疗体制的改革。只有让患者享受到更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让患者与医者之间形成“责任加信任”的良性互动，才能使医患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参考文献:

［1］俞欢．新媒体形势下的舆论场中医患话语权博弈———“湘潭产妇死亡”事件舆情分析［J］．科技传播，2016(3)．

［2］吴洪斌．医患沟通与话语竞合:新媒体环境下医患关系的话语沟通［J］．山东社会科学，2017(12)．

［3］施琳玲，陈霖．网络空间医患话语权失衡现象的成因分析［J］．医学与哲学(A)，2013(6)．

作者：周怡 单位：新余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