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就诊统计调查范文

本文作者：曾智陈雯夏英华凌莉单位：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广州

就医行为是指人们在感到身体不适或出现某种疾病症状时而采取的寻求医疗帮助的行为［1］。居民的就医行为是医疗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因，只有全面掌握就医行为的现状及其特点，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医疗卫生领域及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善，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求医的需要［2］。目前我国相关研究大多仅针对某一类特定人群［3～6］，而针对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就医行为差异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2011年，广州市登记在册流动人口数量为726万，基本接近户籍人口，相当于7年前的2．5倍。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在医疗保障、工作、居住环境、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深入挖掘其就医行为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对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更好地推进新型医疗体制改革，满足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有着重要意义。鉴于此，本研究于2009年对广州市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就医行为进行了调查，通过分析居民在就医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资料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2009年3～6月居住在广州市且时间大于6个月，年龄在15～60岁的广州户籍人口613人、流动人口258人。

1．2研究方法

1．2．1抽样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在广州市随机选取4个区，再在每个区内随机选取2个街道，在街道内选取871人进行问卷调查。

1．2．2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填式问卷的方法进行调查，调查所用问卷由课题组自行设计，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和就医行为两部分。其中，就医行为包括最近一次患病的就诊情况，所患疾病严重程度，最近一次去医疗机构就诊对医疗费用的评价，就诊医疗机构的方便程度等。

1．2．3统计方法

采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SPSS13．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运用x2检验或秩和检验对户籍人口及流动人口在一般人口学特征、就医行为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按α=0．05水准，所有的P值都采用双侧概率。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将最近一次患病的就诊情况作为因变量，把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个人平均月收入、医疗保险参与情况、自评健康状况、就医方便程度、最近一次去医疗机构就诊对医疗费用的评价及所患疾病严重程度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

2结果

2．1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一般人口学特征的差异本次研究共调查871人，其中广州市户籍人口613人(70．38%)，流动人口258人(29．62%)。男性402人(46．15%)，女性469人(53．85%)。流动人口较户籍人口年轻(P＜0．001)，流动人口30岁以下者占51．10%，户籍人口仅占23．70%。户籍人口的文化程度高于流动人口(P＜0．001)，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分别占39．97%和22．90%。户籍人口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较流动人口长(P＜0．001)、医疗保险参保率较流动人口高(P＜0．001)，但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优于户籍人口(P=0．004)。详见表1。

2．2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就医行为的差异

流动人口最近一次患病未就诊的比例高于户籍人口(P=0．024)，分别有46．66%和55．04%的户籍人口及流动人口患病未就诊。相比流动人口，户籍人口到医疗机构就医更为便捷(P=0．036)。尚不能认为两者对最近一次就诊医疗费用评价的差异(P=0．367)和所患疾病严重程度的差异(P=0．055)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见表2。

2．3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户籍类型、对就医费用评价、自评健康状况、就医方便程度、疾病严重程度是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与户籍人口相比，流动人口在患病时更可能选择不去就医(OR=1．616)。认为就医费用贵(OR=1．928)、所患疾病更轻(OR=1．494)、自我健康评价更好(0R=1．894)的居民也更倾向于患病不去就医。距离医疗机构的方便程度是居民患病未就诊的保护因素(OR=0．452)，相比距离医疗机构更远的居民，距离医疗机构近的居民不容易出现患病未就诊。见表3。

3讨论．

通过研究发现，广州市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性别，主要表现在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医疗保险的参与情况、自评健康状况以及就医行为存在差异。经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户籍类型、对就医费用评价、自评健康状况、就医方便程度、疾病严重程度是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

3．1户籍类型与就医行为

通过研究发现，广州市49.14%的居民患病未就诊，分别有46.66%和55.04%的户籍人口及流动人口患病未就诊，高于2008年卫生部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38.2%)。单因素分析显示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低于户籍人口，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比户籍人口长，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的覆盖率(61.24%)低于户籍人口(84.67%)。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户籍类型是居民患病未就诊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患病不去就医。相关研究显示［7］，由于外来人员中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正确的健康观念，同时经济收入低，工作时间长，医疗保险覆盖率低，故出现疾病症状而选择不去就医。所以应增加对流动人口的卫生经费投入，提高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加强对流动人口卫生知识的宣传。

3．2健康情况与就医行为

自评健康状况更好，所患疾病更轻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患病不就医，这和王敏［8］在中国城乡患者就医行为研究中得出的结果一致。与健康状况较差者相比，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休息及自服药等自我医疗方法［9］，而没有及时采取更加合理的医疗方式，增加了健康风险［10］。同时，本研究发现，就医行为也和疾病的发生情况有关系，疾病病情更严重，更易引起患者的重视，从而增加其就医的行为［8］。因此，应加强居民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从而形成合理的就医行为。

3．3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就医行为

本研究表明，认为医疗费用贵是居民就医的危险因素，更方便到达医疗机构是居民就医的保护因素。成都的一项调查显示，82.8%的居民认为门诊药品费用很贵或较贵，而且这种对费用贵的认识不分医疗项目、不分医院级别、不同地域［11］。同时就医不便利，也是很多居民在患病时不就医，选择自我医疗的重要原因［10］。有研究表明，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率是居民就医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没有得出相同结论，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广州市居民的医疗保险覆盖率(77.73%)高于其他地区［11］，随着新型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居民保险覆盖率的增大及保障制度的完善，使医疗保险对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减小;另一方面医疗保险覆盖率对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实际是通过医疗费用直接起作用的，医疗保险覆盖率低，保障水平低，最终导致居民就医费用增高，具体表现为居民感到“看病贵”。所以应该提高居民卫生服务利用率和费用的可及性，切实解决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更好地满足居民卫生服务需求。

总之，针对研究发现就医过程中流动人口就医、居民就医意识以及就医距离和费用可及性等问题，政府应增加总体卫生费用的投入，尤其增加对流动人口卫生资源的配置，同时加强居民健康教育，使居民形成更合理的就医行为，最后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更好地满足居民卫生服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