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W传播模式健康教育探讨范文

摘要:

本文基于拉斯韦尔5W模式，查阅国内外文献，以了解我国城市社区健康教育开展情况。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健康教育虽有一定基础，但仍存在传播人员缺乏健康教育专业知识、传播渠道欠缺新颖性、传播受众主要是老年人和流动人群以及传播效果评价难以与其他评价整合等不足，需进一步发展完善。

关键词:

5W传播模式;城市社区;健康教育

1948年，拉斯韦尔提出了5W传播模式，即谁(Who)、传播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Whichchannel)、对谁(Whom)和取得什么效果(Whateffect)，对现代传播学界影响极为深远［1］。健康教育是提高人群健康素养的重要手段，城市社区是实施健康教育的重要场所。本文结合5W传播模式研究社区健康教育工作进展，为开展社区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1背景

1.1国外上世纪60年代，芬兰北卡地区人群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急剧上升，因此芬兰国立卫生研究院针对主要危险因素如吸烟、高血清胆固醇等开展长期的联合干预，积极宣传健康知识促使人们形成健康生活行为。结果显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在70年代末比60年代末下降了近25%，1993年比1975年下降了近80%。从1972年起，为期5年的北卡干预项目的直接花费非常少，在全部综合费用中仅占1%，且每年用于人口调查的500万芬兰马克，在当年冠心病治疗费中仅占4%不到［2］。20世纪后期，心脑血管疾病影响着美国某些地区人群的健康。美国曾通过多年社区健康传播及行为干预，如宣传合理膳食与烹调、建立体重干预中心、倡导运动锻炼、实施烟草相关法律法规等，数十年后，心脏病的病死率下降了近50%，脑血管病的病死率下降了近60%［3］。从历史个案上看，国外一些社区健康传播的思路是制定计划及效果评价［4］。即通过社区诊断首先知晓“我要传播什么”，再从干预结果分析“取得什么效果”。

1.2国内20世纪中期以来，我国健康教育事业逐步从卫生宣传向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发展。到了90年代，健康教育的概念进一步深化，通过传播教育，并逐步获得政策、环境等支持，政府、医院、社区各方共同协作，提升健康水平［5］。2002年魏荃等［6］指出全国试点城市社区健康传播方式有发放纸质资料、播放电子影片及组织居民活动等。2007年某社区组织开展的老年人护理健康教育传播方式包括小组教育、个别指导和病人交流等［7］。2008年上海市某社区的糖尿病患者健康传播研究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方式，来评估社区糖尿病患者对不同传播模式的需求，结果显示医生与患者间人际传播的需求率最高，但该需求的满足程度并不高［8］。目前，我国一些发达城市的社区健康传播方式多样，内容涉及传染病、慢性病、自我保健、食品与营养卫生等，居民可通过健康教育材料、讲座咨询和电子宣传片等途径获取知识。

2国内现况及存在问题

2.1传播者近年来，福州市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165名健康教育专兼职人员进行人力资源调查，结果发现学历以大专为主，占45%;专业背景以临床为主，占45%;职称以初级为主，占55%;专业培训率为45%［9］。上海市2011年对19个健康教育专业机构216名健康教育人员进行人力资源调查，结果显示实际专职人员占83%;平均年龄38岁，35岁及以下比例大于50%。实际专职人员中，学历以本科为主，占60%;医学相关(公共卫生、临床医学及其他医学)人员占57%;职称以初级为主，占43%，中级占37%;平均从事健康教育时间为12年［10］。可见，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存在2个主要问题:一是初级职称比例较高，该人群经验相对缺乏，不利于分工协作、紧密配合以及群体效能的发挥，从而影响服务质量;二是医学相关专业比例较低，非医学专业人员未经过系统的医学教育培训，缺乏公共卫生的全局观，也会影响健康教育服务及传播质量。

2.2传播内容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健康教育传播内容主要有疾病预防、自我保健、食品环境卫生以及生殖计划生育卫生等。南京市主要针对社区慢性病、常见病与多发病，结合老年保健、儿童保健、妇女与生殖保健、控烟等开展健康教育传播［11］。石家庄市社区专题健康讲座以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防治知识为主要内容［12］。2011年上海市宝山区社区居委会开展的健康教育中，受教育人次最多的前3位传播内容是健康生活方式、高血压预防和意外伤害预防的培训、活动和电化教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年健康教育资料发放量居前3位的是健康生活方式、高血压预防和妇女肿瘤预防［13］。《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指出，常见病和慢性病防治、重点传染病防治、健康生活方式以及自我保健等健康知识应成为社区健康教育传播的核心内容。但是，受固化思维或上级指示等限制，社区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易缺乏针对性、计划性和整合性。例如社区居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知识缺乏或片面，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知晓率较低，导致应急准备“知信行”水平较低，心理感受倾向于紧张和缺乏安全感［14］。居民对传播内容的理解、接受程度以及知识技能的理解、掌握程度等相关研究较少。

2.3传播渠道最常用的社区健康教育传播方法有语言传播(口头交谈、健康咨询、专题讲座、小组座谈)，文字传播(卫生传单、小册子、折页、报刊)，形象化传播(图片、照片、标本、模型、演示)，电化传播(广播、电视、电影)［15］。上海市某项研究指出黑板报、墙报、折页和宣传手册是社区健康教育活动的主要载体，而使用杂志、网络、电子滚动屏等作为载体的较少，使用有线电视的社区占23%，使用4种及以上传播渠道的社区占90%。咨询讲座、资料发放、培训和宣传活动是主要的健康教育方式，居民座谈会、播放教育电视片等相对较少，而一对一辅导最少［16］。社区居民接受最多的健康教育活动形式是街头宣传、宣传栏海报以及医护人员面对面咨询，接受最少的活动形式是社区广播、网络远程咨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内的电视播放。社区居民最希望接受“交流型”的健康教育传播，即能和传播者进行即时沟通互动，如咨询、讲座和培训等。以居委为基础的社区，一般受各方面限制，电视、广播、网络和短信等媒体难以组织开展，因此，目前社区健康传播的主要媒介是宣传栏、板报、宣传片、讲座、咨询、宣传活动和小册子等。

2.4受众200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接近1.5亿，占全国人口的11%;2008年末全国总人口已超13亿，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1.6亿［17］。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8］，大连、沈阳、上海等城市65岁及以上人口自然结构比例均已超过10%。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日趋膨胀，流动人口持续增加。广州市登记流动人口约700万人，几乎与常住户籍人口数持平［19］。兰州市因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2010年总人口增加约55万人，年增长率约为3%［20］。2009年一项调查显示［21］，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47000余名流动人口中，20～44岁占2/3;其中16～59岁劳动型流动人口中，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占87%，接受过高中(中专)及以上教育的占40%。可见，我国城市社区人口存在2个特点:一是老年人口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其文化程度较低，对健康传播内容理解较为困难;二是劳动型为主的流动人口不断涌入社区，近年来调查显示其受教育程度有所增加，但受生存环境、资源等限制，未必能及时获得健康知识及技能。

2.5传播效果广州市番禹区2008—2009年某社区178名高血压患者在接受问答式教育、示范性教育和随机性教育后，服药依从率从56%上升至89%，血压正常控制率从57%上升至84%［22］。山东沧州市对201名社区青年流动人口开展一系列健康教育干预后与干预前比较，发现流动人口的健康素养、感染性疾病和意外伤害知晓水平均显著提高，意外伤害、由食物中毒引起的急性肠胃炎或肠道感染等发生率也明显减少［23］。健康传播的目的不仅是使受教育者了解知识，更重要的是改变其不良行为。以上短期干预后的评价不能充分说明健康教育效果，评价如何整合社会、经济效益是一大难题，因此建立一套合理且符合实际的评价体系，对评估健康教育水平具有关键作用。

3结语

综上所述，为提高我国城市社区健康传播效果，应建立健康教育人才培养机制，加大对基层健康教育工作者的培训力度，建立健康教育专业资格认证体系。传播内容要通俗易懂，形式多样，具有时效性。努力拓宽传播渠道，如设立社区健康咨询服务点，或组织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如广东省东莞市［24］和上海市［25］社区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实施干预1年后，糖尿病、高血压的管理率均有所提升。同时，可利用新媒体向中青年人群传播健康知识。相关调研提示，新媒体已成为人们搜索健康信息的重要手段之一［26］，其主要受众是35岁左右人群。针对不同受众，选择因人而异的健康教育方式，要科学、客观地评价传播效果，且注重行为评价。评价指标要科学、真实，最好前后统一口径、由专家商讨形成，如健康素养问卷应结合《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设置题目［27］。综上所述，加大投入资金、大力培养人才、营造支持性氛围、从实际情况出发是提高我国城市社区健康教育质量的四个要点。政府部门应尽量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健康教育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以提高全民整体健康素养水平。

参考文献

［1］张立强，李文芳，张璇．健康传播实用技能［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9:5．

［2］鲍勇，何园，张静，等．国外城市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回顾与瞻望［J］．中国全科医学，2004，3(7):143－144．

［3］MEYERSMA．Healthyfamilies，healthycommunities．CaliforniaHospitalMedicalCenterexpandsaccessforallthingsfamily［J］．HealthExec，2003，18(3):88－89．

［4］BERICB，DZELETOVICA．Healthpromotionandhealtheducation:theoryandpractice［J］．VojnosanitPregl，2003，60(4):455－460．

［5］顾学琪．关于健康促进与疾病控制［J］．中国健康教育，1998，14(5):10－12．

［6］魏荃，米光明，李枫，等．我国城市社区健康教育现状调研报告［J］．中国全科医学，2002，5(7):555－557．

［7］曹心芳，王松耀，张剑．健康教育在社区老年人护理中的应用［J］．现代护理，2007，4(19):62－63．

［8］戴晓橙，钱海红，李枫．上海市社区糖尿病患者对不同健康传播模式需求的定量及定性研究［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9，23(6):50－52．

［9］詹文青，林皞，薛东恩．福州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健康教育配置现况调查［J］．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14，9(2):130－132．

［10］刘丽，胡亚飞，顾沈兵，等．上海市健康教育机构人力资源状况调查分析［J］．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11，6(3):188－190，204．

［11］黄岑．南京市社区健康教育现状与发展对策［J］．中国医学创新，2014，11(9):97－100．［12］姚晓明，李克宁．石家庄市社区健康教育现状调查与分析［J］．医学动物防治，2011，27(4):370－371．

［13］蔡忠元，陈婷，王路，等．上海市宝山区社区健康教育现状调查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13，29(1):79－81．

［14］戴冉，张晋昕，李伟栋，等．广东省城市居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反应和对政府评价的调查［J］．中国健康教育，2014，30(4):316－320，325．

［15］张傲雪，蒋玉宇，金艳婷，等．不同健康教育方式的研究进展［J］．中国校医，2013，27(2):136－137，140．

［16］胡亚飞．上海市社区健康教育现况调研报告［J］．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09，4(S1):35－37．

［17］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J］．人口研究，2005，29(6):90－93．

［18］黄茹，梁绮君，吕拉昌．城市人口结构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基于中国城市的实证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4，21(9):86－87．

［19］黄锦辉．广州市人口规模调控问题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4．

［20］潘晶．近30年来兰州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演化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3．

［21］李伯华，宋月萍，齐嘉楠，等．中国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报告———基于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J］．人口研究，2010，34(1):6－18．

［22］刘妙仪，邝美华．社区健康教育对高血压患者的影响［J］．现代临床护理，2009，8(7):28－29，54．

［23］李更生，杨永胜，高永海，等．沧州市青年流动人口健康教育效果［J］．实用预防医学，2012，19(7):1103－1104．

［24］邱小灵，吴小勇，叶学英．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J］．中国医学创新，2013，10(7):48－49．

［25］陆燕波，聂丽娟，祝捷．社区高血压患者建立自我管理小组的效果评价［J］．上海护理，2012，12(3):47－49．

［26］周文瑜，兰小筠．中美网络健康传播研究的热点和启示［J］．中国健康教育，2010，26(9):709－711，716．

［27］蔡忠元．健康教育题库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11，6(1):62－64．

作者：王路 蔡忠元 单位：上海市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