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期妊娠合并焦虑的影响因素范文

【摘要】目的分析中晚期妊娠合并焦虑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6年1月30日至2017年6月30日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收治的380例中晚期妊娠妇女为研究对象，使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量化孕妇焦虑情况，根据是否合并焦虑将孕妇分为妊娠组和妊娠合并焦虑组，统计中晚期妊娠合并焦虑的发生率，分析孕妇年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得分、孕期生活事件测评工具（PLE）得分、受教育程度、婚姻满意度、妊娠准备、妊娠次数、抚养准备、家庭支持情况、怀孕决定的参与情况与中晚期妊娠合并焦虑的关系。结果171％（65／380）的中晚期妊娠孕妇合并焦虑。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GSES得分、PLE得分、婚姻满意度、妊娠准备、妊娠次数、抚养准备、家庭支持情况、怀孕决定的参与情况与中晚期妊娠合并焦虑有关（均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GSES得分低、PLE得分高、对婚姻情况不满意、妊娠准备不足、抚养准备不足、未获得家庭支持、未参与怀孕决定是妊娠合并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结论自我效能感低、对婚姻情况不满意、妊娠和抚养准备不足、未获得家庭支持、未参与怀孕决定、孕期出现生活事件是中晚期妊娠合并焦虑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妊娠；焦虑；影响因素

焦虑及相关疾病在精神类疾病中占比较高，约占30％，女性患焦虑或抑郁症的概率比男性高16～17倍，中晚期妊娠女性尤其易患［1］。研究显示，妊娠中晚期焦虑和抑郁发病率高，且母亲的情绪与不良妊娠结局（如早产、流产、低体质量出生儿、死胎、新生儿窒息）、婴幼儿生长发育不良等密切相关［2］。此外，孕中晚期高度焦虑可导致胎儿多动症的风险增高［3］。产前焦虑已被多项研究证实为产后抑郁症的预测因子，孕中晚期焦虑女性更易出现产后抑郁症［4］。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孕中晚期焦虑的危险因素，以便临床早期预防、发现并进行干预。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1月30日至2017年6月30日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收治的380例中晚期妊娠妇女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年龄＞20岁；无流产史；单胎妊娠；妊娠12周；交流无障碍；知晓本研究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妊娠前存在焦虑病史；合并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其他精神疾病者；合并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者；不能独立完成问卷者。本研究经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1．2数据收集方法

①采用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自制妊娠情况调查表收集相关资料，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饮酒史、婚姻满意度、妊娠准备、妊娠次数、抚养准备情况、家庭支持情况、怀孕决定的参与情况等，其中饮酒定义为孕前每周平均饮酒至少1次，每次不少于10ml。②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self－efficacyscale，GSES）评估孕妇自我效能感，共10个项目，每个项目1～4分，分数越高，表示自我效能感越高。③采用孕期生活事件测评工具（pregnancylifeevent，PLE）评估孕妇孕期生活事件发生情况，共包括17个事件，每个事件0～5分，分数越高，表示事件对孕妇造成的压力越大。④使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anxietyscale，HAMA）量化焦虑情况，13分表示存在焦虑。妊娠期已被诊断为焦虑且仍在服用特异性抗焦虑药物进行控制的患者，不再进行HARS评分，直接判断为妊娠合并焦虑。⑤观察中晚期妊娠合并焦虑的发病率，根据是否合并焦虑将孕妇分为妊娠组和妊娠合并焦虑组，分析妊娠合并焦虑的影响因素。孕妇信息均于门诊面对面采访收集。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5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定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x±s）表示，采用t检验，定性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妊娠合并焦虑的单因素分析

171％（65／380）的孕妇出现焦虑症状。妊娠合并焦虑组与妊娠组GSES得分、PLE得分、婚姻满意度、妊娠准备、妊娠次数、抚养准备、家庭支持情况、怀孕决定的参与情况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2．2妊娠合并焦虑的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筛选出的GSES得分、PLE得分、婚姻满意度、妊娠准备、妊娠次数、抚养准备、家庭支持情况、怀孕决定的参与情况8个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GSES得分低、PLE得分高、对婚姻情况不满意、妊娠准备不足、抚养准备不足、未获得家庭支持、未参与怀孕决定是妊娠合并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见表2。

3讨论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20年焦虑和抑郁将成为全球女性主要疾病负担之一，育龄期女性焦虑、抑郁发病率约为同龄男性的2倍。对21项产前焦虑、抑郁研究的系统评价显示，焦虑、抑郁的总患病率为107％［5］。另外，有关文献报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产前抑郁率、焦虑率较高［6］。焦虑可对母婴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多项研究结果显示，产前焦虑、抑郁与早产、低出生体质量儿等不良妊娠结局有关，后续还可导致儿童情绪消极、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发育迟缓，以及脑灰质体积改变等一系列问题［2－3］。从事围生期保健的医务人员，如产科医生、助产士、护士和心理医生等，为存在焦虑或抑郁的孕妇提供适当心理支持，可改善孕妇妊娠结局，提高母婴健康。寻找孕妇孕中晚期焦虑的影响因素对于早期预防和治疗焦虑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380例孕中晚期孕妇进行研究，观察统计焦虑的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结果显示，孕中晚期合并焦虑的发生率为171％（65／380），妊娠合并焦虑组与妊娠组GSES得分、PLE得分、婚姻满意度、妊娠准备、妊娠次数、抚养准备、家庭支持情况、怀孕决定的参与情况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GSES得分低、PLE得分高、对婚姻情况不满意、妊娠准备不足、抚养准备不足、未获得家庭支持、未参与怀孕决定是妊娠合并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提示自我效能感低、婚姻满意度低、妊娠和抚养准备不足、未获得家庭支持、未参与怀孕决定、孕期出现生活事件的孕妇更易出现焦虑。Farr等［7］研究显示，妊娠合并焦虑的发生率为180％，与本研究结果相近。在李君琴等［8］的研究中，妊娠合并焦虑的发生率为248％，高于本研究，其研究认为，自我形象满意度、PLE得分、GSES得分是妊娠期焦虑的影响因素，与本研究结果相符，但研究同时得出低龄也是妊娠期焦虑的危险因素，可能与样本量、纳入标准差异等有关。Rwakarema等［9］研究分析了397例孕妇的心理状态，结果显示家庭支持情况、怀孕决定的参与情况、与伴侣的关系、孕妇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妊娠期焦虑的影响因素，年龄不是其影响因素，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综上，自我效能感低、对婚姻情况不满意、妊娠和抚养准备不足、未获得家庭支持、未参与怀孕决定、孕期出现生活事件是中晚期妊娠合并焦虑的危险因素。目前，针对妊娠相关焦虑的危险因素的研究结论尚不统一，仍需多中心、大样本研究进一步验证。

作者：韩丹丹 单位：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