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肿瘤手术医患决策参与情况及影响范文

【摘要】目的探讨恶性肿瘤手术患者医患共享决策制定的参与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间广元市中心医院收治的200例恶性肿瘤手术患者，采用问卷调查形式调查患者一般资料，使用决策情况调查问卷采集患者实际与期待的决策模式及对当前治疗模式满意度情况，采用符合率分析实际情况与患者期望的一致程度，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肿瘤手术患者决策满意度的因素。结果在患者决策制定过程中，患者期待被动性方式为47.5%(95例)，期待合作性为42.0%(84例)，期待主动性为10.5%(21例)，期望与实际符合率为55.0%。患者对治疗决策的满意度达标率为38.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是否与家人交流病情和医患间交流程度是影响决策制定满意度的独立保护因素，担心治疗失败是影响决策制定满意度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恶性肿瘤手术患者对治疗共享决策制定的参与情况有待提高，加强患者和家属与医务人员的沟通交流、增强患者治疗信心，有助于提高恶性肿瘤手术患者治疗共享决策的参与度。

【关键词】恶性肿瘤;医患共享决策制定;满意度;影响因素

恶性肿瘤患者是临床患者中一类特殊群体，肿瘤本身的进展、极低的治愈率和繁复且昂贵的治疗均严重影响了肿瘤患者的日常生活，使其承担了较大的生理及心理负担［1］，其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障碍远高于其他患者［2］。随着循证医学的发展，强调临床决策的制定结合了客观研究证据、医生经验及患者价值，即“医患共享决策制定模式”［3］，核心是在医护人员专业的医学建议下，充分尊重患者的自主性，让患者充分了解疾病相关知识及各项决策的利弊，根据患者自身价值取向和个人偏好等做出最终决策。国外研究显示，医患共享决策模式有助于肿瘤患者增强治疗满意度，提升治疗信心，缓解心理障碍，但目前国内恶性肿瘤手术患者参与医患共享决策制定的研究相对较少［4］。我们探讨恶性肿瘤手术患者医患共享决策制定的参与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1月至2018年1年间广元市中心医院收治的200例恶性肿瘤患者。纳入标准:①经病理诊断为恶性肿瘤;②年龄＞18岁，预期寿命≥6个月;③治疗方式包含择期手术治疗;④意识、思维清楚，依从性良好。排除标准:①既往存在肿瘤治疗史者;②存在心理障碍或疾病者;③伴随其他影响生活的疾病者;④患者家属极力反对。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患者均知情同意。

2.研究方法:

(1)研究工具:使用调查问卷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身体质量指数(bodymassindex，BMI)、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月收入和肿瘤类型。使用《决策参与期待量表》［5］调查患者临床治疗时实际及期望的参与方式:①被动性:完全由医生决定或医生在认真考虑患者意见后做出最后决定;②合作性:患者与医生经综合权衡后共同做出决定;③主动性:患者自己作决定或在认真考虑医生意见后做出决定。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14。(3)根据医院患者满意度调查患者治疗决策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和不太满意，非常满意为达标。(2)调查方法:所有问卷调查者均进行统一培训，于患者出院前1天进行调查，调查前向患者充分说明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注意事项，问卷独立完成并当场收回，共发放并收回问卷200份。

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率(%)表示，分类变量采用2检验，等级变量采用秩和检验。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肿瘤手术患者决策满意度的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患者一般资料情况:

男107例，女93例;年龄≤39岁32例，40～49岁37例，50～59岁97例，≥60岁34例;BMI＜18.5者95例，18.5～24.9者47例，25.0～29.9者32例，≥30者26例;在婚173例，单身27例;小学及以下18例，初中61例，高中74例，大专42例，本科及以上5例;月收入≤1000元38例，1000～3999元76例，4000～6999元58例，7000～9999元13例，≥10000元15例;肿瘤类型:肺肿瘤101例，乳腺肿瘤31例，消化道肿瘤27例，泌尿生殖系统肿瘤19例，其他22例。

2.患者实际参与决策方式与期望参与方式比较:

患者期待被动性方式为47.5%(95例)，期待合作性为42.0%(84例)，期待主动性为10.5%(21例)，期望与实际符合率为55.0%［(79+28+3)例］，见表1。

3.患者治疗决策满意度:

肿瘤患者非常满意38.5%(77例)，比较满意31.0%(62例)，一般20.5%(41例)，不太满意4.5%(9例)，非常不满意5.5%(11例)，对治疗决策满意度达标率为38.5%。4.不同特征肿瘤患者治疗决策满意度达标情况:是否与家人交流病情、家人在决策制定中参与程度、医患间交流程度及担心治疗失败与患者治疗决策满意度具有相关性(P＜0.05，表2)。5.肿瘤患者决策满意度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是否与家人交流病情和医患间交流程度是影响决策制定满意度的独立保护因素，担心治疗失败是影响决策制定满意度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表3)。

讨论

医患共享决策制定是一种新型医学决策模式［6］，有4个关键因素:包含至少两名实际参与制定的临床医师及患者，双方均共享信息，双方均付出实践并取得合适的治疗决策共识，在如何实施治疗达成一致协议。这种临床决策方式有助于患者更好地表达自身治疗诉求，提高治疗满意度;也有助于医护人员更好地针对不同需求的患者予以更精准的治疗，减轻医患隔阂，提高治疗效率［7］。随着对恶性肿瘤认识的不断提高，手术治疗方式的不断改进，手术术式、时机、范围和器材均有较大改变［8］，恶性肿瘤手术患者比以往面对的选择更多。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期待被动性方式为47.5%(95例)，期待合作性为42.0%(84例)，期待主动性为10.5%(21例)，期望与实际符合率为55.0%［(79+28+3)例］，与相关研究［9］结果相似，表明大部分患者愿以被动或合作方式参与决策。在我国，家属是治疗决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10］，恶性肿瘤及手术的实施对患者来说是强烈的心理刺激，常常回避事实并向亲属及医生寻求心理支持［11］;其次国内医患间没有足够的交流时间限制了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患者对治疗决策满意度受多方面因素影响［12］，包括患者术前期望、手术效果、术后并发症、患者生活能力及医患术前交流。本研究结果显示，恶性肿瘤手术患者对治疗决策满意度达标率为38.5%，仍有较大进步空间。由于恶性肿瘤复杂且发病机制未完全明了，患者对其普遍抱有恐惧心理，更倾向于单纯听从医生安排［13］;国内医生由于工作繁杂及患者知识接受能力较低，与患者间缺乏足够的交流，往往在最后决策时才让患者参加;且国内亲属尤其配偶很大程度上影响患者治疗决策的制定，使患者本人在决策制定时被边缘化，最终治疗方案的制定往往是医生与家属协商的结果。对不同特征肿瘤患者治疗决策满意度达标情况调查显示，是否与家人交流病情、家人在决策制定中参与程度、医患间交流程度及担心治疗失败与患者治疗决策满意度具有相关性，同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是否与家人交流病情和医患间交流程度是影响决策制定的独立保护因素，担心治疗失败是影响决策制定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应积极鼓励患者与家属、患者与医护交流，及时有效消除患者对治疗的恐惧心理。研究显示，住院患者从家属或医护人员获得的支持越多，治疗的意度及依从性越高［14］;同时尽早消除患者的治疗恐惧心理，有助于患者主动配合治疗及检查工作，利于术后生理及心理恢复，而患者心理状况的改善能更好地控制躯体症状［15］。综上，恶性肿瘤手术患者对治疗共享决策制定满意度的参与情况仍有待提高，加强患者与家属和医务人员的沟通交流和增强患者治疗信心，有助于提高恶性肿瘤手术患者治疗共享决策的参与度。

作者：王媛 李思雨 辜瑜 单位：四川省广元市中心医院护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