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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患儿母亲负性情绪思考

2016/04/27 阅读:

【摘要】

目的探讨系统支持护理干预对恶性肿瘤患儿母亲负性情绪的影响。方法将100例患儿母亲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组采取常规和系统支持护理一体的综合护理。两组分别进行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anxietyscale,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的评分检测,比较干预前后两组恶性肿瘤患儿母亲的焦虑抑郁状况。结果干预组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的评分低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护理干预有利于缓解恶性肿瘤患儿母亲抑郁焦虑状况,对于改善患儿的心理压力和康复治疗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恶性肿瘤;母亲;心理干预;负性情绪

我国现有儿童约3亿,每年约3万被确诊恶性肿瘤,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率、病死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恶性肿瘤已成为儿童主要死因之一,仅次于意外死亡居于第二位[1]。由于患儿表达能力及理解能力较差,对于患儿的治疗和护理是否顺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患儿母亲。作为恶性肿瘤患儿的主要陪伴和照顾者,母亲的负性情绪不仅影响自身健康,也影响患儿的照护质量。本文选取我院儿科住院的100例恶性肿瘤患儿母亲进行综合护理干预,取得良好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选取2012年1月至2012年12月我科收治的恶性肿瘤患儿的母亲100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入选者患儿者均经病理诊断确诊恶性肿瘤。患儿母亲自愿参与调查,充分理解问卷内容。入选患儿母亲除外有主要脏器的严重疾患,如肝肾功能不全、精神疾病及颅脑外伤史;除外调查期间患儿死亡、家庭发生重大事件干扰及近期参与其他缓解压力的健康促进项目。将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对照组50例,干预组50例,对照组高中文化程度22例,初中文化程度19例,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9例,年龄在29~43岁,平均年龄(33.7±7.9)岁,干预组高中文化程度24例,初中文化程度18例,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8例,年龄在31~45岁,平均年龄(33.5±7.6)岁。两组研究对象在平均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负性情绪评价:根据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对研究对象进行负性情绪的评定。首次评定于患者入院后或确诊恶性肿瘤2d内完成,进行护理干预4周后行第2次评定。填表前由心理干预护士对患者做必要解释。不能独立完成自评量表者在征得患儿母亲意见后由护士代填。

1.2.1焦虑自评量表[2-3]:主要评定心理感受和躯体症状,分1~4级评定,累积各条目得分为SAS总分,总分越高,提示焦虑程度越重。

1.2.2抑郁自评量表[2,4]:除测试内容与SAS不同,项目及评定依据与SAS基本相同,累积各条目得分为SDS总分,总分越高,抑郁情绪越严重。

1.3干预措施

1.3.1对照组采用常规个性化护理:①入院后对患儿及母亲进行护理评估,了解分析其现存的护理问题,根据不同文化程度及家庭收入的母亲,心理需求不同,提供针对个体的护理,因人施护,根据问卷结果,对于焦虑抑郁程度较高的母亲,给予心理疏导,同时实时跟踪了解母亲的心理变化,及时加强心理护理[5]。②确诊初期通过与其建立起信任关系,鼓励患儿母亲说出内心感受,通过倾听、移情等心理技术,使她们内心的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得到宣泄。介绍疾病相关知识,加强其对疾病的正确认识,化疗开始后加强健康宣教,帮助她们了解化疗方案、药物不良反应、治疗费用、防止感染及出血的注意事项等,循序渐进,避免短时间内提供过多信息[6-7]。③提供温馨的住院环境,设置儿童娱乐专区,走廊布置卡通贴画,房间墙壁用淡绿色,淡粉色等柔和颜色,墙壁贴患儿熟悉的动画人物,消除因陌生环境造成的焦虑和抑郁。④减少各种机器报警声、陪伴及工作人员说话声音,午休及晚间休息关大灯,拉窗帘,为患儿及家长营造安静的睡眠环境。⑤化疗期间常有恶心呕吐,可安排在进食后1~2h进餐,同时做好口腔护理,腹泻及便秘的护理[8]。⑥进行有创操作时充分解释操作目的、步骤及注意事项,输液加强固定,并班班交接,查看PICC及留置针情况。⑦组织健康知识座谈会:每周定期进行30min的经验交流会,提倡新老病患之间交流经验心得,提供疾病知识及健康教育资料,请医师和护士共同回答患儿母亲对于治疗中遇到的问题。

1.3.2干预组在常规个性化护理基础上,加强支持系统护理措施:①医护支持系统:责任护士主动提供帮助,协助患儿餐前洗手,协助开饭,生活护理等,融入到患儿的日常生活中,给患儿及患儿母亲营造家的氛围,提供环境支持。②家庭内支持系统:最大限度的发掘家庭成员内对患儿母亲的情感支持,在做好防止感染的前提下,发动家人交替照顾和探望患儿[9-10]。③社会支持系统:医务社工介入,解释医务社工介入的目的和方法,获得知情同意后,护士与社工共同参与,通过个案及小组活动等组织形式提供心理干预,播放轻松柔和的音乐[3],听音乐前给予诱导用语,嘱其做深呼吸,反复8~10次,闭目进行场景冥想。创造单独谈话环境,通过社工第三方参与,更进一步了解患儿母亲现存心理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和情感支持[11]。对于存在经济困难的家庭,联系社会救助力量,协助其申请爱心基金支持。

1.4统计学分析: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α=0.05),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秩和检验,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经过心理护理干预,干预组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低于对照组,经比较二者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3讨论

孩子被视为家庭唯一的希望,罹患恶性肿瘤,面对失去唯一孩子的可能,又对治疗抱有希望,对于母亲来说是一种重大的心理打击,强烈的心理应激及矛盾的心理引发一系列躯体和精神心理障碍,如失眠、食欲下降、焦虑,抑郁等,特别是初诊患儿母亲,缺乏对疾病的认识,长期反复的化疗,有创的穿刺,巨大的经济负担都加重了患儿母亲的焦虑抑郁和心理压力,表现为反复的询问病情,哭泣,不愿出院或提前出院等,作为患儿的主要照顾者,母亲的心理问题会影响患儿的心理表现。因此,对于恶性肿瘤患儿,仅仅关注患儿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重视母亲的心理护理,作为护理人员,要了解其心理特点,对其进行科学的心理干预,针对他们不同的境遇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服务。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个性化护理干预后,干预组各项评分较对照组均明显改善,表明采取个体化多途径护理干预手段,能有效的减轻患儿母亲的负性情绪,良好的社会支持对于维持母亲良好的情绪体验有重要意义。相关调查显示,不同文化及家庭收入父母存在心理需求的差异,有关疾病知识方面需求是患儿父母最想获悉的信息[12]。对于不同患儿母亲进行有针对性的护理,有重点的进行疾病的健康教育对于减轻其心理负担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第三方医务社工的共同参与,可以利用其特殊的职业优势,站在第三方的立场充分和主动了解患儿母亲心理社会及家庭问题,通过引导和协调患儿母亲与家庭,医护人员及社会活动的良性互动,调节其存在的心理问题,增强了其对治疗的依从性,目前我科多数恶性肿瘤患儿以自费及新农合为主,未纳入医保,申请社会救助基金可以有效缓解患儿母亲救治孩子又有实际经济困难的复杂心理,有良好的社会意义。

作者:吴亚楠 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内科

恶性肿瘤患儿母亲负性情绪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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