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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构主义与文学政治学理念探微

2013/10/21 阅读:

一、哲学的政治:从反映论到话语—权力建构论

进入后现代以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学说遭到强烈质疑,阿尔都塞、福柯、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拉克劳、墨菲、斯蒂芬•格林布莱特、乔纳森•多利莫尔等人无不以此为突破口,转而强调文化、意识形态、话语的社会建构功能。弗娄和本尼特以后结构主义理论来变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与这一思潮是一致的。具体而言,弗娄和本尼特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改造是分两步完成的:一是用结构主义符号学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现实—思想”或“物质—精神”的二元论变革为“话语构成物”的一元论;二是受福柯的影响,将作为“话语构成物”的社会现实与权力建构机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第一步实现了对本质主义的文学反映论的解构,第二步则在文学与现实、社会、历史的关联中深深地嵌入了政治因素,为其文学政治化主张奠定了哲学基础。首先,弗娄和本尼特认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忽略了语言建构维度的本质主义的“给定实在论”,而社会现实其实是一元化的“话语构成物”。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预设了所谓的客观存在物作为世界的本体,这种客观存在物在时间上先于我们的意识活动,并且外在于我们所使用的话语或符号系统,由此构成了二元对立的等级制的决定论模式,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现实决定社会意识,这在文学理论方面造成的后果就是,文学只能成为反映先在现实的“副现象”,文学只能去摹写所谓的客观规律,“反映论要求文学形式的优劣应该根据其是否准确地描述或‘反映’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和方向来判断。”

这一反映论逻辑发展的顶峰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弗娄和本尼特反对这种“给定实在论”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决定论模式,他们从结构主义符号学那里找到了驳论依据。按照索绪尔的观点,是语言自己生产了现实,而不是对外在“现实”的被动的反映,现实其实是由符号建构而成的。索绪尔的这一观点意义重大,实现了从“给定实在论”到“意义建构论”的本体论转换,即是说,任何事物都没有内在的、固定的、事先给定了的意义,事物的意义是由语言或文化的符号系统赋予和建构的。弗娄由此认为,现实是话语建构物,社会结构是物质体系同时也是符号体系的编织物。符号结构与物质结构是一致的。因此,现实不再是物质与精神、存在与再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结构,而只是一元化的“话语构成物”。推论之,文学话语不是要去反映外在或先在的实体化的“社会”或“历史”,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必然是互相交织和相互建构的关系。其次,受福柯的启发,弗娄和本尼特将作为“话语构成物”的社会现实与权力建构机制联系起来,由此实现其文学政治化的目的。他们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结构简化为一元化的话语构成物,直接切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客观现实”、“客观真理”、“历史规律”等“权威的最终参照物”,如弗娄所说,话语的所指不是产生于超越话语之外的“客观现实”,而内在于话语实践和话语意指过程之中。话语的可理解和可阐释性只能就话语自身或与其他话语的联系来理解。判断真理的标准不再是话语要符合客观现实,而是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这完全是福柯观点的翻版。排除“真理”和“历史规律”,将人文科学纳入“权力—知识”的循环网络之中,这正是福柯用话语—权力理论解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目的所在。福柯指出,“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道产生的”,“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知识或真理只能被看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各种势力交锋争执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物。于是,福柯转向对物质性制度和权力形式的更加妥帖的分析,把话语与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把权力的运作当做主要的研究课题。而这也正是弗娄和本尼特对文学话语作出政治分析的努力方向。

二、命名的政治:从文学本质论到文学体制论

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文艺理论的核心主张。伊格尔顿和卡勒都指出,文学并没有先验的、客观存在的、非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而只是后天建构的、受制于特定视角的、历史化、地方化和语境化的、流动的概念。丹托和迪基也认为,不存在形而上的艺术概念,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仅仅取决于某种授予它们身份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就是由艺术家、批评家、馆长、赞助人、代理商、经销商和收藏家组成的“艺术界”。文艺理论的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转换,即从文学艺术的内在美学特质研究转向了外在的社会惯例、社会机制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文学或文学理论的内部特性,而是建构它们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即话语—权力领域,“它的视野其实就是整体社会之中的那个话语实践领域,它的特殊兴趣则在于将这些实践作为种种形式的权力和行事加以把握。”显然,弗娄和本尼特确立的从文学本质论到文学体制论的反本质主义文学观是离不开这个大背景的。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主要包括反对“美学形而上学”和“文本形而上学”两个内容。众所周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是“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但在本尼特看来,两者却是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既重视艺术的超验性,又努力根据其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来解释它,这是传统的主要矛盾”。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如阿道诺、马尔库塞的美学自律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的、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原则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把审美当做一种精神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不变模式来建构,这很难与作为一种旨在对所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彻底的‘历史化’的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相协调”,这样只能导致一种“失败的唯物主义”。他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分析远不是要证实在后康德哲学中被归属于美学的普遍性,应该集中精力探讨在产生一系列不同的文学和审美效果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的各种社会和历史条件。同样的道理,像俄国形式主义那样求索文学文本内部所独具的“文学性”也是一种妄想。他指出,文学性并不存在于文本中,而存在于文本内部及文本间的互文关系中,最终依赖于文本在主流意识形态母体中所占据的地位。因此,我们要以历史而具体的方式看待“文学”,拒斥将文学作为超越历史的抽象概念来理解的“文本形而上学”。总之,本尼特认为,文学更适合看成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体制建构下的文本的使用及其效果。我们应当使用一套新的概念、方法和程序,以一种非美学的方式来重新思考批评的政治学,以一种更加具体和特殊的方式来探讨文学的政治学。弗娄也指出,“本质主义‘文学’的概念应该被它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的概念,即文学的话语构型概念所取代”,应该建构一门“一般诗学”,研究文学话语与法律、科学、历史、哲学、道德、宗教乃至日常语言等非美学话语之间的深层关联。

三、文本的政治:从文本分析到话语分析

霍尔指出,“社会和文化科学中的‘话语转向’,是近年发生在我们社会的知识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在20世纪前半叶,索绪尔强调语言内部的系统和规则,将外部语言学所关注的文化、政治、社会制度、环境等因素排除不顾,给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带来的是注重内部研究的“文本分析”法;20世纪60年代之后,福柯等人用“话语”概念恢复了语言的历史性、社会性、政治性、实践性乃至物质性,给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侧重于外部研究的“话语分析”法。弗娄和本尼特都反对文本形而上学和文本分析法,只不过弗娄更加自觉地引入了“话语转向”的理论成果。弗娄明确承认,他的话语理论主要受启发于巴赫金、韩礼德、米歇尔•佩奇尤克斯和福柯等人。这些话语理论家的一个共同旨趣就是,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转变为语用学语言模式,重建语言与历史语境、意识形态、社会实践、言说主体之间的联系。巴赫金说:“话语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的现象”。韩礼德指出,“话语类型”乃是掌控着特定社会语境中的特定意义的生产、传播和接收的规则系统。佩奇尤克斯采用“话语”一词来强调语言使用的意识形态性质。在福柯那里,“话语”是赋予现实世界以秩序和规则的意义系统。“对福柯来说,一个‘话语’就是我们可称之为‘一个为知识确定可能性的系统’或‘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这些规则决定了陈述的类型,决定了真理的标准,决定了谈论的范围和话题。因此,话语不但与外部权力相关,其本身也具有一种意义建构的权力。总之,话语的社会功能、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都应该成为“话语分析”的重点。弗娄直接将文学称为“文学话语”,就是要解除形式主义文论赋予文学的绝缘性,恢复文学文本的社会建构功能及其意识形态性。文学是一种复杂的、历史性的、高度体制化的话语,一方面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认可的结果,另一方面,还与道德、法律、宗教、科学等其他话语相互影响,互为话语,因此,文学话语并没有固定的界限和本质。在弗娄看来,文学具有社会构型作用,统治阶级往往利用文学艺术去维持其社会和政治霸权,并使之合法化。像其他话语类别一样,文学话语在阶级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同样,弗娄也是从话语的角度去理解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问题的。他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与阶级斗争相关的符号系统或话语的一种状况”,就是不同话语之间产生的权力关系。所以,文学文本不是固定的给定物,而在话语冲突的过程中不断被定义,在此期间,文本的意识形态性或得到巩固,或受到挑战,文本的历史性也正由此而生成。通过重塑文学话语、意识形态、权力等概念,弗娄希望将文学文本置于更加广阔的话语范围之中。他按照文本的特殊历史地位和随着历史变化的意识形态价值来定义文本,发展出一种新的分析模式,这种话语分析的模式不是将文本囿于“文学特殊性”的范围之内,而是能够辨析文学文本各种变化形式之中的权力运动。

四、阅读的政治:“阅读型构”理论

艾布拉姆斯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作为文学研究强调文化与政治这一普遍倾向的一部分,读者反映批评学家越来越多地尝试将对文本的特定阅读‘置于’其历史背景之中,试图说明读者的意识形态及固有的种族、阶级或性别偏见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构成文学解释及文学评价的反应”。后结构主义以来的阅读理论认为,“读者被历史地或社会地建构,不存在抽象或永恒的本质,这必然促使人们从事阅读的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弗娄和本尼特都是阅读政治学的倡导者,主张解构“文本”和“读者”的本质设定,将其置入与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的永久互动之中。弗娄明确地指出,我们可以达到“元阐释”的水平,“我们不再关注特定阅读的正确或错误,而应该注意阐释的形式的、社会的条件及其前期状况,即关注阅读的政治学和阅读的历史学(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的阐释的异质性)”。根据他的分析,阅读理论的这种转向是积极有效的,这是因为:第一,它激发了差异阅读,认识到不同阅读的政治的和历史的相对有效性;第二,它打开了一条通道,可以将我们自身的政治的、方法论的、历史的情状印刻在阅读对象之上,进而成为其组成部分。本尼特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目的不是制造一个审美对象,不是揭示已经先验地构成的文学,而是介入阅读和创作的社会过程。站在文本面前,阐述它的真理,这已经远远不够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必须开始从策略角度思考什么样的批评实践形式才能将阅读过程政治化。这可能意味着对不同的读者群应该有不同的批评形式和创作形式。为此,本尼特创建了阅读型构理论,所谓“阅读型构”,是指一整套为文本生产出读者、也为读者生产出文本的话语和制度条件。

在笔者看来,阅读型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打破了本质主义的“文本”和“读者”概念,将阅读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决定着阅读过程的社会条件、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斗争。他说:“阅读过程不是读者与文本作为抽象而相遇的过程,而是文本网络构成的读者与文本网络构成的文本相遇的过程。这种交往从来不是两个未受浸染的实体之间的一种纯交往,而总是一种被文化碎片搅混的过程,这种文化碎片将文本与读者纠缠在构成二者相遇领域的相关文本区域。”可见,正是阅读型构具体地、历史地构建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相互作用应该被看成文化激活的文本与文化激活的读者之间的存在,这样的相互作用被物质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制度的联系构建而成,文本与读者都不可逃脱地铭记于此种联系之中。弗娄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文学话语生产的知识形式是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功能,但是,文本和读者都不是独立体。他们的地位和功能由他们在文学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我们在文本中关注的东西是由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场域中的位置所引导和限制的”。总之,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不但建构了不同的读者,通过他们建构出不同的文本,还建构了文本———读者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些具有构型作用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才应该成为阅读研究的落脚点。

五、问题与反思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发现,弗娄和本尼特用后结构主义方法解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结构中构建的文学反映论、文学本质论、文学意识形态论和文学阅读理论,建构了一套后马克思主义的文论体系,即话语—权力建构论、文学体制论、文学话语论和阅读型构理论;也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打破了“美学形而上学”和“文本形而上学”的幻象,促使文学理论“向外转”和“政治化”,即从文学的内在美学特质研究转向外在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

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确实提供了一些的新的思路,譬如,他们引入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将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改造为比较精致的“文化唯物主义”或“话语唯物主义”,从而凸显出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功能,这警醒我们摆脱庸俗唯物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思维定势,注意到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构架中还有很多微观层面的东西值得研究,比如话语的实践性和物质性,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文化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文学与文化、社会、历史、政治之间的互文关系,它们又是如何建构出作者和读者的“主体位置”的等等方面的问题。当然,后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归结为第二国际中部分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机械唯物主义是有失公平的。马克思早就指出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恩格斯也在《致约•布洛赫》信中提到,“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可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并不存在与人的实践活动无涉的先在的、实体化的“客观存在物”,他们也没有否认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只是缺少了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的深层介入。相反,后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一元论的“文化唯物主义”或“话语唯物主义”,其实有掏空唯物主义根基的弊病,正如伊格尔顿所说:“话语的范畴被夸大到统治全世界的地步,它消解了思想与物质现实之间的距离。其结果是挖空了意识形态批评的底层———因为如果思想观念和物质现实被浑融为一体,则将无法追问社会观念的真正的由来”,从而堕入一种新型的“话语唯心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主义一道,实现了文学理论的“向外转”和“政治化”,这种“知识社会学”的思路其实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它回避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具有反美学倾向。韦勒克早就指出,知识社会学受历史主义之害而走向怀疑论,忽视了文学的内部问题,“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一般来说,文学与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是远为间接的”。哈罗德•布鲁姆也指出,文学有着自身的美学传统和内在的发展逻辑,审美价值更多地产生于艺术家之间的交流而非社会冲突,它是相对于文学传统的陌生性和原创性。由此可知,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实际上具有鲜明的反美学倾向,他们将文学研究简化为文学的社会学研究,简化为对影响文学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这种做法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缺陷,即“社会理论不能从社会事实推出艺术品的价值,社会理论本身不能产生艺术品的审美判断”,其结果只能是将审美价值问题等同于政治价值问题,而无法严肃地对待文学艺术内在的审美特质研究。与比较重视审美自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相比,这是一种倒退。

其次,它是反人文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理依据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共同点之一便是对人类主体的批判,即反人文主义。例如,索绪尔创立的建构主义表征模式用“符号系统”替换了“作者”而成为意义之源;福柯的话语与社会机制达成同谋,不但摒弃了主体性的人,还将其当做权力网络中的“位置”加以规训,因此,文学的一些核心要素———人文性、情感性、体验性和超越性———被遮蔽了。在这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文论远远逊色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但保持了对文学的人文性、情感性、想象性和艺术性的关注,更重要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还将“人的解放”,即人的感觉和人的生命的解放作为审美理想的价值论指向,体现出对于人类的本体论的终极关怀,这样的理论境界是后马克思主义文论所无法比拟的。

作者:范永康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后结构主义与文学政治学理念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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