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对思政教辅的启发范文

如果把它解释为“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一致性”，出发点则还是个人，无法说明政治结构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由其无法说明变化了的政治结构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化产生的影响。如果把这种“善”解释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放在当下，无懈可击，但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呢？既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多半以大学生作为样本来研究，本文不妨也从大学生的角度来展开。大学生进入大学，他们在追求什么？“知识”、“工作”、“自我完善”应该都是选项之一，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学生将趋于务实，他们非常渴望对未来发展的直接指引。学校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两大系统———思政类任课老师和学生工作者，他们又在追求什么？先抛开个人利益不谈，仅就工作而研究工作，他们追求的也一定是“个人与组织的和谐”，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证自己其他利益和价值的实现。无论是从“双主体性”还是“主体间性”都把二者作为具有同样能动性的“人”来加以分析，但我们从“善”的角度出发。发现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能动性是不同的，与惯常的分析相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具有更大的能动性。他可以从自己“善”的追求出发，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而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从组织的立场出发考虑“怎么做”而不是“做什么”的问题。“善”的概念带来的直接启示———从“善”出发，我们可以管窥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来源。

从政体分类的角度剖析思想政治教育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一共分析了六类政体及其相互关系，“僭主制是君主制的变体，寡头政体是贵族政体的变体，平民政体是共和政体的变体。”本文无意深入研究这些关系，但从中我们可以借鉴一种思想，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每一个实践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都有其内部独特的结构，我们进而可以依托这些结构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分类，以便进行深入的解理和剖析。

从思想政治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入手，我们发现思想政治教育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于信仰而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说的话、做的事都是发自内心，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信任的，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信仰的。另一种是由于生计而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他们的表现在工作状态时与前者类似，或者表现的更为忠诚，但思想根源是为了“谋生”，总体而言，他们的工作是一种“表演”，在非工作时间和非工作场合，他们可以表露出对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的不信任和对内容的怀疑，而这种表现哪怕有一丝一毫对整个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产生的作用都将是破坏性的。同样，从政治的角度讲，我们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有两种，一种是从经济、人身关系都依附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供给而生活，这种人我们不妨命名为“全天候”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第二种则是局部时间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生关系，在很多的其他时间是不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生关系的，我们可以给他们命名为“非全天候”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从来就没有脱离现实政治结构的，抽象的，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我们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分类为体制型思想政治教育、行政型思想政治教育和信仰型思想政治教育三个种类。所谓体制型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都是“全天候”的，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全天候”的。这时，无论思想政治教育者是为信仰还是为生计而从事的这一工作，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所产生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因为这时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及其背后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系统有着强烈的利益诉求，同时对这一体制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在这种模式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是很容易的，典型的例证是军队，无论在任何一支军队，由于以上所述的这种特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都是很有保障的。

行政型思想政治教育和体制型思想政治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教育对象是“非全天候”的，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和自我空间，体制的约束性大大降低。在这种结构里，思想政治教育者如果是信仰型的教育者，在施教过程中会发现自己的付出和结果不成比例，会产生严重的挫败感。而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者是为谋生计而工作的，则会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产生双方都在表演的场面，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零效果”。而“信仰型”思想政治教育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都是出于对真理和信仰的追求而自动、自觉参与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体制无关———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理想，也是一种“善”，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所谓一个学科的研究，还是作为实践，都是在追求这种“善”。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当中，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或者说“有效性”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之间的实际关系。很遗憾的是很多学者把这种关系理解为一对一的关系和简单的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按照这种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只能是“个性化”的手工劳动。而现实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在社会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才显现出其巨大价值的，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更多的取决于“结构”，而非是个人。

关于“陶片放逐法”

在《政治学》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陶片放逐法”———陶片放逐法（Os-tracism），也被翻译为“陶片放逐制”、“陶片流放法”、“贝壳放逐法”或“贝壳放逐制”等。陶片放逐法是古希腊雅典等城邦实施的一项政治制度，由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于公元前510年左右创立，约公元前487年左右陶片放逐法才首次付诸实施。雅典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写上那些不受欢迎人的名字，并通过投票表决将企图威胁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政治放逐———亚里士多德认为“奉行平民政体的各城邦实行了‘陶片放逐法’。在这些城邦中平等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原则，所以他们过一定的时期就要放逐一批由于财富或广受爱戴或其他因代表政治势力而显得能力出众的人”，而且亚里士多德断言“这种情况在所有形式的政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甚至也包括正确的政体。”

在现时代，也有类似的政治制度，如主动放逐“驱逐出境”，被动放逐“政治避难”等。这种制度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体现应该有以下两点：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有无法说服的教育对象，并且要有将这些无法说服的对象清除出“共同体”的政治手段；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和共同体要保持系统各要素的和谐和平衡。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接触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信息之前或者同时，必定还会接触和接收到其他的信息，比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等等。在某些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核心组成部分当中就会有一些东西是思想政治教育所无法说服的。出生不久就进行了洗礼的基督教教徒在大学生当中虽然不多，但比例还是有的，这一部分人就无法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所以，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是可以研究的真命题，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在某些方面针对某些特殊群体的“无效”也应该是可以接受的真命题。那么针对这样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本文认为有必要进行某种方式的“陶片放逐”。在现实中，港澳台侨学生不用上思想政治类课程应该就可以认为是某种形式的“陶片放逐”。那么对于不容易直接进行身份识别的人，怎样甄别和判断，应该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

在张耀灿等老师编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要素是这样定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包括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基本要素的系统”。在沈壮海老师所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一文中则认为“可将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由彼此关联的系统组成的。各个系统必须密切配合、和谐发展。这都印证了“陶片放逐法”对于政治系统必须按比例和谐发展的论断。

关于“教育”本身的解读

关于教育本身，亚里士多德用“应该教育公民适应他生活于其中的政体”一句深刻说明了教育本身的政治性。只要是教育，无论是哪一方面的教育，其中都包含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素，而“适应”二字更加深刻的论证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一定是在政治上掌握统治权的阶层所控制的，目的在于让未来的“公民”适应现有的政治体制———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现有的政治体制”。关于道德教育，亚里士多德说“所有的观点都有人称是，一旦涉及德性问题，依然各执一词。因为不同的人崇尚的德性不会直接相同，从而他们关于修养德性的观点理所当然的要彼此相异。”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很明显，道德标准是相对标准。道德标准的相对性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指出了“适应”现有政治体制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最大的“善”。这样一来观点又回到了全文的出发点———“共同体”。

亚里士多德还应用大量的篇幅论证了体育教育、音乐教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关于体育教育，《政治学》中论证了“野蛮与勇敢”的关系，提出了“真正有德行的人才会无所畏惧”的观点。他还论证了竞技体育对身体发育带来的伤害，他不主张过早在青少年当中引入竞技体育。关于音乐教育，他旗帜鲜明的反对将演奏技巧作为音乐教育的目的。他认为这二者都对“德性”的教育有害，有损于一个儿童成长为“高尚之人”。这一观点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非常实用，如果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当中关心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考试成绩的排名。那么，这种过于关注考试技巧和竞争结果的思想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思想，就和亚里士多德所反对的教育形势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尽量避免这种教育思想对学生的侵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无论是出发点“善”、“共同体”，还是最终的教育的目的“德性”、“高尚”，都是在讨论如何追求人与政治体制的和谐，有些学者也认为是在回归“灵魂”。无论怎样解读，都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和研究给出直接的启示。

避免“亚里士多德式”的武断

亚里士多德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学者，其局限性自不必多言。他在《政治学》中的断言“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并用大量的篇幅来加以论证，多年来饱受非议。除此之外，实际上在《政治学》以及他的其他作品中充斥着极具其个人色彩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武断。关于男性和女性结婚的最佳年龄的论述，“妇女的出嫁年龄应规定在十八岁，男子的成婚年龄则应该是三十七岁前后。倘使男女都能谨守这样的规定而按时成为眷属，则两方媾配的开始既同在人生健壮的岁月，他们生殖能力的消失也不致有多大参差。”用当今的观点来看，既没有考虑感情基础的因素，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也毫无科学依据。某些学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中动辄进行概念建构、体系建构，盲目的提出很多专有名词，做出很多不加分析的论断，引发了很多看似热闹，实则无意义的争论，核心内容与亚里士多德的武断颇有几分相似，本文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境下亚里士多德式的武断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和研究者应该予以避免的。

作者：赵健单位：中共宜昌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