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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驳对文本政治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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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给我们的是词与概念,绝不是物。因此,我们在自然中所看到和描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的语言系统使我们能感知到的东西,是“文本”而不是现实本身。在此基础上,罗兰•巴特和克里斯蒂娃又对“文本”概念加以扩展,“他们从十分广阔的领域(如文学、大众传媒、通俗文化、时尚、艺术)中选取材料,并且指出:这些材料尽管各不相同,却都可以被看做文本”。由此构成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源头。再来看“政治”层面。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包括民权运动、女性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核运动、同性恋运动、新左派运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现身于西方政治舞台,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与旨在改变阶级剥削关系,摆脱专制权力,摆脱物质贫困或剥夺,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解放政治”不同,新社会运动隶属于“后现代政治”,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说:“后现代政治在1960年代开始成形。……早先对转换公共领域和统治制度的强调让位于新的、对文化、个人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正如宏观政治被局部转换和主观性的微观政治所替代。”

而后现代政治的核心理论就是福柯的“权力”学说。在福柯看来,“权力”是微观的、网状的,存在于话语、制度和身份的创造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权力观“既是令人压抑的,因为它承认权力充满在所有的社会空间和关系中;同时又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它允许并要求有各种新的斗争形式”。于是,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的微观的文化政治斗争被提上议事日程,自此以往,政治几乎可以与任何概念连接,如性别政治、阳性政治、影像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等。而这些也正是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政治学旨趣所在,正如格拉姆•特纳所说:“文化研究中的‘政治’具有极其宽泛的意指:它指的是权力的分配和运作。”那么,在文化批评中,“文本”和“政治”这两个层面又是如何产生关联的呢?根据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语言或符号系统建构了自己的文本世界,可以与现实无涉。这一看法显然会致使文学批评脱离社会现实。斯图亚特•霍尔指出,索绪尔只关心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而不能“让我们联系到外在于语言而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物、人和事”。他推崇的是同样运用了“建构论”语言观的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认为这是对索绪尔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它将表征从纯形式理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并给它一个历史的、实践的和‘俗世的’运作语境”。“话语”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本义指的是各种相互联系的书写和演讲的段落,但福柯的“话语”另有所指。在“考古学”阶段,话语是指“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决定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被谈论,以及对这些事物可以谈论些什么。1970年,福柯进入“系谱学”阶段,开始意识到权力与知识达成共谋关系,“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知识或真理只能被看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各种势力交锋争执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物。于是,福柯转向对物质性制度和权力形式的更加妥帖的分析,把话语与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把权力的运作当作主要的研究课题。至此,他的“话语”已经突破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封闭性,是指一种生成于社会历史并由社会历史赋予了特定意识形态涵义的语言形式,其核心理念是要打破意识形态幻象,“是为了动摇人们接受这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为了指出它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作验证;为了确定在哪些条件下和做什么样的分析,它们中的某些是合理的;指出哪些无论如何是不能予以接受的”。这一洞见指明话语构建的知识或“文本”绝不是自主自足的,而与“政治”交织在一起。而福柯理解的“政治”也就是他所说的“权力”:“在一定社会内的一系列势力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如果说‘一切都是政治的’,就是强调这种势力关系的无所不在,以及为政治领域所固有”。

总之,正是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将“文本”与“政治”联系起来了,从而对文化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文本”———无论是文化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是以“建构论”语言观为哲学基础的,是运用符号系统进行“编码”的产物,是话语的建构物。另一方面,在文本或话语建构物的背后显然又暗藏着“权力”或“政治”的操控,尤其牵涉到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的微观的文化政治斗争,涉及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阳性政治、同性恋政治等后革命的政治冲突。既然文本建构往往认同于某种政治或价值立场,并将其“合法化”和“自然化”,所以,文化批评的文本解读必然带有解构性、颠覆性和政治性,“就是要透过分析而暴露出在‘文本’里———所谓文本包括语言作品与非语言的文化建构物———隐藏着的价值观与其建构动机,指出其建构时所隐藏的内在矛盾,看出它扶持提倡哪些价值而压制了对立的价值或假设”。因此,文化批评也就必然会成为“文本的政治学”。

索绪尔的“建构论”语言观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给文化批评提供了学理依据,文学现在被视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传统的文学批评转向了文化批评,对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上,文学批评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以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批评为例,让我们来看看作为“文本的政治学”的文化批评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路就是,将文学文本看作西方推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一种话语方式,认为它们参与了对妖魔化的“东方”身份的建构。萨义德在考察“东方学”的学科谱系时要追问的是:“还有哪些种类的学术、美学和文化力量参与了像东方学这类帝国主义传统的建构?语言学、词汇学、历史学、生物学、政治经济理论、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学中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他认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西方话语表述系统的产物,涉及到东方学的文学作品、历史著作、语言分析、政治论文等各种文本,无不成为此话语系统的一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这部著作中,萨义德缩小了研究对象,“由非文学形式转向文学形式”,尤其集中于小说,去揭露叙事文本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他认为:“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上,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将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

这里,萨义德意在强调,叙事的背后有强大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叙述权威的模式,另一方面是作为帝国主义倾向的基础的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小说从根本上来说是与资产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譬如,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是新世界的创建者,他为基督教和英国而统治并拥有这片土地。一种很明显的海外扩张的意识形态使鲁滨逊做到了他所做的事,“这种意识形态在风格上和形式上直接与为巨大殖民帝国奠定基础的16和17世纪探险航行的叙述相联系”。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看来,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一样,都是话语的建构物,反过来又都参与了话语背后的权力或意识形态运作。布兰尼根指出:“新历史主义给文学与历史关系研究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是方法论的转变,即从简单地将历史事实依附于文学文本,转向对文本参与建构和维持权力结构的话语构成层面的复杂化理解。”由于不存在固定的历史,对于文学而言也就不存在固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打破了旧历史主义文论的“反映论”思维模式。“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前提,就是它把文学看成是历史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交汇处。……它认为‘文学’与形成文学的‘背景’或它的‘反映对象’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它认为历史和文学都是一种‘认识场’,是‘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是‘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

新历史主义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本观。一是不同于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文学文本观。在阅读莎士比亚戏剧的实践中,格林布莱特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破除形式主义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同其他文本一样的社会能量循环系统的一部分。二是有别于解构主义的文本观。抛弃了“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思想,新历史主义成为“一种将权力关系作为所有文本最重要的语境而置于优先地位的批评解释模式。作为一种批评实践,它将文学文本视为权力关系成为可视的空间”。总之,新历史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更大的文化语境和政治机构的一部分,并认为文学文本参与了文化、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生产。

在对文化批评的生成学理和操作路径进行全面地梳理之后,我们再来看它与审美批评之间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一)哲学基础不同。文化批评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主张“建构”论,认为人的主体性以及整个文化与社会生活都是以语言或话语为中介被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自然的、现成给予的。因此,以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依托的传统的“作者”和“读者”观均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他们都只能作为被话语—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建构和控制着的、抹去个性差异的“位置”而存在。审美批评的哲学基础则是朴素的实在论,尤其突出情感性评价,非常关注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创作心理,文学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读者的情感体验,将其视为鲜活的生命活动,而不是符号建构。

(二)批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其关注点并不是形象、情感、意境、典型、美感,而要去寻绎文本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阳性政治、同性恋政治等后革命政治之间的关联,站在少数人或底层人的立场,反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因此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公共参与性。审美批评则往往将文学作品当作虚构的想象世界,关注作品的审美价值,在无功利的审美距离的观照之下,从中获得审美趣味、心灵净化、人性修养、道德提升。

(三)操作路径不同。文化批评通常也会注意到文学文本的形式构造、修辞技巧,但他们要问是什么权力或意识形态在建构、操纵、造就了文本的这些形式特征?它不再停留于文学本身,而是转向了审美性之外的政治性、历史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研究,总体上是“向外转”的。审美批评也非常关注文本的形式特征、文学手法、作品细节,但强调的是“披文以入情”,作“向内转”的情感体验、人性深度、精神超越等方面的分析。可见,前者是逆向反思式的,后者是顺向感应式的。

作者:范永康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化批驳对文本政治学的影响责任编辑:陈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