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的特色与前景探讨范文

作者：王丽萍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在比较研究的另一个层次上，地区或区域研究因其涉及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国家组别而被认为更有意义。这类研究常常涉及对欧洲、南北美洲、非洲、亚洲等不同地区的研究以及对一些次区域(如东欧、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研究，对具有共同文化特征(如语言、宗教等)的国家的研究、对具有共同历史(如殖民地历史)的国家的研究，等等。⑤诸如依附理论、法团主义和官僚—威权主义等重要的政治学理论和概念都产生于这种研究方法。

跨地区研究是一种日渐流行的比较研究倾向。在这一层次所作的比较研究因其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加广泛而似乎较有可能推导出更具普遍性的结论，但却要求研究者对不同地区的政治、社会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也要求研究者对自己在这方面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和能力限度有清醒的认识，因此还要求研究者在概括和归纳时要客观、谨慎，避免自以为是和想当然。普热沃斯基作普沃斯基)在《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中，通过对东欧、拉丁美洲民主转型和经济改革所进行的跨地区研究，分析了民主转型与经济改革中的典型障碍。①全球比较是比较研究中分析层次最高的一类研究。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与地区机构的相关数据和资料，为全球范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使这一层次的研究成为可能。

这一层次的比较研究，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在宏阔的视野中思考各国普遍面临的共同问题，如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程度之间的关系等，但这种建立在数字关系基础上的研究很难推导出因果关系，而且有时还可能得出一些误导人的结论。此外，数据资料的可靠性也是全球比较中需要加以认真对待的问题。在全球比较这一富有启发性和令人兴奋的领域，适度的、“健康的怀疑主义”是必要的。②从对单个国家的研究到全球比较，研究者在不同层次(层级)上的比较，反映了不同层次的抽象水平，有着不同的比较范围和目的，所使用的概念也具有不同的逻辑属性和经验属性。③在这些不同层级的比较之外，比较政治学领域还出现了主题研究(thematicstudies)这样一个重要的、有希望的研究趋势，即对所有社会的某一特定类型的共同问题的研究，如环境污染、恐怖主义、走私、贩运等问题，以及不同国家用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④比较政治研究中比较方法的多元运用，还体现于不同的比较研究设计。“最相似体系”设计(“mostsimilarsystems”design，MSSD)和“最不同体系”设计(“mostdifferentsystems”design，MDSD)是普热沃斯基和特纳在其关于比较研究价值的分析中所讨论的两种一般性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大多数比较分析者都相信，在“在尽可能多的特征方面尽可能相似的体系构成了比较研究的最优案例”。最相似体系设计特别适合于专注于区域研究的研究者。⑤因此，最相似体系设计是最常被使用的方法。研究者在研究中大多选取相似的政治体系，然后分析其差异，并观察这些差异对其他政治或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影响。最不同体系设计允许研究者选择两个或更多在本质上不相似的国家，对这些国家的研究集中于寻找这些国家的相似之处。最不同体系设计特别适于找出一个需要解释的特定结果的比较研究。譬如，厄里克•沃尔夫比较了发生于墨西哥、俄国、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有关农民参与的革命运动的重要案例。尽管这些国家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特征，但沃尔夫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渗透是可以解释革命运动之所以出现并获得广泛的农民支持的关键解释变量。⑥两种不同的研究策略体现了对比较的不同认识，在研究和推导的准确性与严谨程度方面也存在差异，但对两种策略间的差异也不应被过分强调。①一些比较者在研究中将最相似体系设计和最不同体系设计结合使用。林兹和斯泰潘在《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中，就结合使用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设计:运用最相似体系设计来比较南美、南欧和东欧等不同区域内的民主巩固经验，又运用最不同体系设计来对这三个区域进行比较。②此外，研究案例的数量也使比较研究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大样本”(“largen”)研究和“小样本”(“smalln”)研究。其中，“n”代表国家数目，在比较研究中也表示观察的总体样本数量。利普哈特将运用定性方法对少数国家进行的研究称为“比较”方法(“comparative”method)，而将运用量化方法对许多国家的比较称为“统计”方法(“statistical”method)。③“小样本”研究也被称为个案研究或案例研究。个案研究进行了深度的具体分析，揭示了单个个案中的因果联系。虽然统计学研究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上不及个案研究，但对不同个案的类似因果联系的谨慎的重复研究，则有助于加强和确认这种相关关系。

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这两种方法是互补的，而最好的研究策略就是综合使用统计学研究方法和个案研究方法。④就有着明确方法论的比较政治学学科而言，“如何比较”和“比较什么”本来就是同一问题的相互关联的不同方面。从对单个国家的研究到全球比较，国家(民族国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最重要的甚至就是唯一的研究和分析对象，而全球化以及存在于一些国家的国家能力低下的现实，却似乎需要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学会并习惯于在相对意义上看待作为主要研究基点的民族国家，扩展这一基点或以其他基点取代民族国家。因此，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不仅使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变动不羁，也对这一学科提出了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beyondmethodlogicalnationalism)的现实要求，并使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处于持续的变革和发展压力下。⑤

理论范式的多元与研究焦点的失落

20世纪以来，比较政治学在其方法论、研究焦点以及关注的主要问题等方面，已经经历了重要而复杂的变化，并从一个仅仅关注于制度和组织的描述性的学科，转变为包括解释社会与国家内部运作的诸多复杂范式的学科。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重心，经历了从国家到社会再到国家的并非简单的循环，在这一过程中日益趋近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并从这些学科中获得见解。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比较政治学表现出横向分裂和碎片化的明显特征。

从早期政治学产生直至20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政治学以及比较政治学一直处于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而它们在研究理论与范式方面的各种探索，都可以看做其寻求化解身份危机的努力。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比较政治学，在寻求一个充分的范式即一个建立在特定方法论基础上的全面的概念与理论框架方面，经历了比政治学本身更大的变动。许多比较研究者日益认识到，由于其学科特征，比较政治学既不需要也不可能真正获得一个范式，这一学科所能做的最多是构建一个可以检验的解释理论。①但是，比较政治学对于新范式和理论的探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20世纪中期以来，比较政治学学科更因研究范式与理论的变化而处于持续和频繁的变动中，并在研究范式与理论的变化过程中不断转换研究概念，使比较政治学这一以方法来界定而研究内容却不确定的学科，持续处于寻求研究焦点的过程中。有学者认为，政治学对世界变化反应迟缓，②但比较政治学在主要理论和方法路径上的变化，与历史和时代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不断演化的历史、国家或国际环境的一个结果。

国家是现实政治生活的基本行动单位，很长时期以来也是对实际政治进行分析的基本分析单元甚至就是比较分析的对象本身。作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国家”的概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一直主导着比较政治研究，与之相关的法理———制度主义则成为此前很长时期比较政治研究的主导范式，同时被认为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仅有的存在共识的一个研究范式。描述性、狭隘的研究视野、保守主义色彩以及忽视理论性的抽象概括等，是这一学科“传统的”国家中心方法的明显特点。由于大多数早期比较研究者都是欧洲人或美国人，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使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他们各自国家的政治制度，而忽视了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关注。对于法理主义者而言，大多数非西方政府缺乏正式的和合法的政府结构，因此也没有什么可以加以研究的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战后新国家的大量出现，人们对新国家的好奇和探索欲望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和研究视野，诸如“现代化”、“解放”、“政治发展”和其他现象通过流行的比较方法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或被概念化。国际政治中第三世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则强化了对替代的分析框架的需要。③20世纪50年代以来，摈弃狭隘的地方性，将更多的国家纳入分析视野，强调真正的比较分析和动态研究，并关注政治的非正式过程等，成为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主导观点，也成为比较政治学学科革命的重要方向。“行为主义革命”则成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在此后很长时期学科变革的总标签，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焦点也随之由国家转向社会。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行为主义革命，是这一领域研究理论和范式方面重大变革和转型的一个统称。在这一“发展主义的研究路径”(developmentalistapproach，与被看做snapshotapproach的相对静止的传统法理———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相对应)下，系统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段较长的时期成为主导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从而使比较政治学在法理———制度主义之后仍然能够在某种意义上保持学科的统一④，但这种统一已远不是法理———制度主义时期比较政治研究者中间存在的有关研究理论与范式方面的共识。

这一时期比较政治学研究在概念、方法和问题方面对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开放和借鉴，在使这一学科变得更“科学”也更“比较”的同时，也使这一学科的研究焦点更加模糊了。比较政治学处于一个“政治逐渐消失”的阶段，而“寻求焦点”成为比较政治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①6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的分析效用被再次发现，国家再次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核心。后行为主义和新国家主义成为其后多个理论与研究范式的总概括。在新国家主义对“国家”的全新审视中，各种不同理论和研究范式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竞争范式，比较政治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多元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此前流行的范式虽然受到质疑和挑战，但仍然存在;新的理论和范式(如政治经济学、法团主义、官僚———威权主义、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等)被不同程度地运用于比较政治研究;一些旧范式(如政治文化)则逐渐复兴。与行为主义革命“将政治学的婴儿与制度主义洗澡水一起倒掉”②不同，在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各种不同理论与范式相互竞争却可以共存，并在研究中形成了各自的问题领域。

在这种意义上，比较政治学在这一时期似乎进入了科学革命时期。③具有强有力的和有效的方法论是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赋予其有力的分析工具和总是对新方法开放与接受的特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学研究理论与范式的频繁变化，不仅是现实政治影响的结果，还是比较政治学研究者基于对于现实政治和比较政治学学科本身的理解而在研究范式及理论优势方面持续竞争的结果。在各个范式与理论寻求相对于其他范式与理论的优势的竞争中，学者们持续不减的跨学科热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施密特认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已成为其他日渐专业化的社会科学领域如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中概念与方法创新的贪婪的消费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学科的影响下，今天比较政治学的家谱图和进化树就像一株根部壮硕、枝繁叶茂的热带榕树。④的确，伴随比较政治学不同研究范式与理论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和竞争的，是学科挥之不去的一种莫名的学科自卑和焦虑，甚至是对相较于其他学科(先是社会学，后是经济学)的劣势的恐惧⑤。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经久不衰的跨学科热情，既是其总是对新方法开放和接受的特性的一个结果，或许也源于这种比较普遍的学科内部情绪。

不同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影响着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及研究问题的选择标准。在研究范式和理论的持续竞争与频繁变化过程中，比较政治学学科研究内容不仅无法确定，还因现实政治的急剧变化而更加变动不羁。比较政治学只有方法论上的焦点而没有实质的研究焦点的基本特征，依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有些令人担忧的是，今天比较政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将其他国家、文化或任何类型的比较都看做比较政治的趋势。这种将所有东西都草率地包括在内的研究趋势，可能使本来就不存在研究焦点的比较政治学更难获得相对稳定而明确的研究范畴，也不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⑥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今天仍然没有迹象表明不同理论和范式会出现集聚和融合的趋势。国际关系学者斯坦利•霍夫曼将这种状况形象地表述为“比较政治学现在是由各种各样的‘理论岛屿’组成的”。不同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被用以解释政治的不同方面。在这种意义上，有着各自不同的内在缺陷的理论和范式，在整体看来却为决策者和公民提供了应对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工具库，但比较政治学至今仍然没有产生令所有研究者满意和服膺并使所有方法和发现找到恰当位置的包容性理论，却是一个可能削弱当代比较政治学学术抱负的学科特征。①

学科知识积累的非累积和非线性特征

多元研究理论和路径、特殊的学科渊源和身份特征以及现实政治不断变化的影响，使比较政治学学科知识的积累呈现明显的非累积和非线性特征。这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科的纵向断裂。从比较政治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史看，不同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提出常常只是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而不是以既有理论和范式为基础的在概念、命题及理论或发现方面的推进和发展。在不同理论与范式的竞争中，新理论、新范式挑战老的理论和范式，常常表现为对老的理论和范式的批判和替代，从而使学科在概念、命题和理论等方面都难以形成有效的知识继承和联系，使学科史更像一段段以理论和研究范式为中心的片段史。这种多路径的学科发展与比较政治学学科知识积累特征之间有着较为明确而直接的联系。

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不同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这一学科受不同时期时代与社会影响的一个结果，或是不同时期时代与社会影响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一种反映。因此，比较政治学的历史表现为知识的稳定性被理论坍塌的时刻所打断的不同时期。深切的现实关怀是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一个明显的学科特征，其中比较政治学在“解释的充分性”与“预测的准确性”的学科使命间向后者的倾斜，常常使学科承载了超出其实际能力的学科承诺，而变幻莫测的现实政治与社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挫败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抱负，还使以不同理论和范式为基础的知识的积累过程表现出自我否定和突然中断的特点，使学科发展显得极不连贯和统一。弱化或放弃比较政治学的预测价值，或许有助于使这一学科成为一个累进的知识性学科。②每一个学科都有其与知识获得有关的规则。

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渊源使得这一领域的知识获得和积累也极为特别。政治学源于哲学并逐渐转变为一门社会科学。因此，政治学有两个“认识论灵魂”(epistemologicalsouls)。③在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整体定位方面，依据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标准，即将核心和共享的概念、理论、解释规则和研究的主题作为复杂科学的几个特征，政治学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④对政治学这种学科整体定位的理解，有助于理解比较政治学在知识获得和积累方面的特征。在政治学从哲学的一端到科学的另一端的连续谱系中，比较政治学因其强大的方法论而成为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最为科的分支学科。政治哲学中知识的获得建立在理性方法或权威的基础上，或是依据道德真理;作为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最为“科学的”分支的比较政治学，在致力于发现现象的一般规律和模式并提供理论取向的解释方面接近科学研究，但在科学研究的其他标准方面则达不到科学研究的标准和要求。科学研究是累积的，即科学研究建立在此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不必每次都进行重新证明，以及科学研究不仅描述还要预测等。但是，对于一般科学研究至关重要的这些原则，至今还没有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和相关知识获得与积累的基本规则。

现实政治不仅通过对研究范式与理论的影响而波及学科的知识积累，政治现象本身对学科知识积累的直接影响也非常明显，特别是在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研究的有关国家和问题领域的研究中。这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政治变化，在为比较政治学研究带来丰富经验素材的同时，也在动摇和颠覆已有的经验命题，而新的研究则需要在全新的基础上展开。譬如，在一些已得到广泛和深入研究的国家，某些政治制度(如意大利、日本等国的政党制度)的重要变化，对有关制度的既有命题提出了挑战，而新的研究则需要在新的制度现实基础上展开。

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方面的变化，也使已经被大量研究所验证的经验命题面临新的质疑和挑战，如社会地位与投票倾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就需要通过新的经验假设和证明以获得与现实变化相吻合的理论判断和解释。比较政治学知识积累的非累积性特征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比较政治学稀薄而不连贯、不清晰的学科记忆。反过来，稀薄的学科记忆也强化了比较政治学在知识积累方面的非累积、非线性特征。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有关一些重要理论和分析概念及其渊源的不明确，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方面的学科特征。罗伯特•达尔在使用多头政治这一概念多年后，发现早在17世纪欧洲哲学家、法学家阿尔特胡修斯(JohannesAlthusius)就已经使用了这一概念。

作为专业化分工的一个结果，学科的分化似乎已经成为包括比较政治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的共同问题或学科特征，而比较政治学在纵向维度上，即在纵向发展过程中相关知识积累的断裂、分裂，则似乎是这一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明显特征。四、共存共生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在充满多样性和差异性并因之而似乎有些纷乱芜杂的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与明显的学科分化、断裂现象共存的，实际上还有不同时期研究者在不同维度上所做的在多样性中创造统一性的持续努力。

行为主义革命很大程度上就开始于比较政治学试图创造一个统一的理论，从而使研究可以超越仅限于研究西方国家(有时也包括苏联)的狭隘范围，而将二战后大量出现的新国家也纳入分析和比较范畴的明确努力。20世纪50年代，随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大量新国家的出现，比较政治学试图寻求一种新的路径将这些新国家与西方国家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模式。因此，这种路径必须既能抽象到足以超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特性，还可以作严密、有效的推导，并适用于严格的比较检验。于是，结构功能主义成为在复杂多变的比较政治学领域绝无仅有的一次“提出一种看来可以解释所有政治现象而不考虑其国家背景的理论”的较为成功的努力。①发端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以“价值祛除”为标志的一般理论、宏大理论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主导理论。尽管宏观理论的大量出现或许可以看做学科健康和活力的一个积极信号，但这种努力在取得将不同类型国家纳入统一的理论进行研究的有限成功的同时，似乎重新回到了注重新术语的古代经院哲学，而无法缩小抽象概括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拉帕隆巴拉将学科研究中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宏观理论与微观运用间不断扩大的裂痕。①对现有理论的不满导致了对新的可替论和范式的探索，结果就是随之而来的学科研究范式和理论更趋多元，学科在理论和范式意义上的分化成为一种常态。

然而，新范式的出现在创造多样性乃至学科横向分裂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其他维度上的分歧，即通过范式与理论的中层改造或提出新的中层理论，理论及其现实运用之间的鸿沟被大大缩小了。“一个中层理论意味着它应该在其能力允许的条件下，以适当的抽象水平解释一个范围适当的领域。”在“中程(中层)”层面将重要问题概念化，寻求某种中层理论被看做比较政治学学科未来发展的希望。法团主义、国家———社会路径、依附论等成为替代被认为是“好高骛远的”宏大理论的流行理论和研究范式，并促使比较政治学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个“强大且理论上得到很好表达的领域”。②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学家就日益致力于运用比较方法构建更为完善的政治学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比较政治学不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可以理解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方法论。事实上，政治学领域的很多理论(如法团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等)就产生于比较政治研究。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比较政治学与作为整体的政治学的这种奇妙关系，也可以解释比较政治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理论与范式方面的诸多特征，还使比较政治学在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受到了较多的关注。③在使政治学趋向科学化的努力中，比较政治学因其方法以及建立在方法基础上的经验研究特征而具有重要的优势。但是，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不同学者对于政治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比较政治学学科本身的理解也存在差异。此外，研究者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倾向、本族中心主义等都可能造成研究者的分化和分裂。比较政治学研究者中因信仰和实践不同理论与范式而产生的分裂，也是比较政治学学科分裂的一个重要表现。“不同学派的研究者坐在不同的桌边，对政治学有各自的设想和概念，……”④阿尔蒙德20多年前所描述的政治学研究者中的这种状况，今天仍存在于比较政治学研究者中。

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交流越来越少，越来越排斥不同学派的人有资格自称为政治学的“科学”学者。在这种意义上，不可逆转的分裂似乎已成为学科面临的最明显的危险。⑤如果说在不同学派的学者间缺乏有意义的沟通和交流的话，一些问题领域研究中的国际学术共同体却已隐约出现。譬如，民主和民主化研究领域不仅成为学科知识积累最好的领域之一，这一领域还出现了一个良好的国际学术共同体。这种意义上的一致性或统一性似乎又否定了有关这一学科分化、分裂的判断。事实上，不同国家研究者的合作是比较政治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并将对学科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已经成为学科诸多研究者的一个普遍认识。不断增加的国际合作在学术研究中已经产生了特定的同质化效应。①但是，相关讨论和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主要由西方学者所确立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中进行的，这些概念、命题和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之间可能存在的脱节甚至很大的背离(差异)常常又被很轻易地忽略了。

由于比较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弥合某个维度上的分歧常常可能导致其他维度上的分歧或不一致。或许这就是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宿命和学科发展难题。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共存共生，应当可以概括比较政治学学科发展现状以及较长的一段学科发展历史。

行为主义革命以来，甚至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前，科学主义似已成为政治学的一个教条，科学化则成为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②作为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最为“科学”的分支学科，比较政治学无疑承载了使学科科学化的最大压力。在实现学科科学化与保持学科人文传统的持续张力中，比较政治学无法避免和摆脱在不同时期遭遇不同理论与现实挑战的困境，也在从多样性中创造统一性的不间断的努力中为学科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和可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