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哲学的展望范文

一、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现状

国外于20世纪末提出了philosophyofinforma-tiontechnology的概念，与此相关的提法还有“信息科学与技术哲学”、“信息和通信技术哲学”等，拜纳姆等认为这一哲学如同一只凤凰正在起飞，哲学随之转型，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出现。进入21世纪后，著名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在他参撰的由信息哲学家弗洛里迪主编的《计算与信息哲学指南》一书中，专门介绍了“信息技术哲学”，认为它可视为技术哲学的一个“特例”;他从“信息”和“技术”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的含义，组合出四种意义上的“信息技术”:拼音书写、书籍和相关文本、电子和源代码信号的传输、高表征电子通信的媒体，这样才可囊括它的全部含义;他认为信息技术中包含四个层次的哲学问题:伦理学、政治哲学、心理学－认识论、心理学－人类学，而最终都导向本体论层次。米切姆还认为在技术哲学中存在的工程传统和人文传统同样存在于信息技术哲学中。一些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也将信息技术哲学作为会议的议题，如2005年6月2—4日在瑞典马拉达伦大学召开的欧洲计算与哲学年会的议题三就是“信息与信息技术哲学”。2009年荷兰特文特大学的技术哲学家布莱(Brey)和索拉克(Sraker)发表的长文《计算和信息技术哲学》对信息技术哲学的纲领和研究框架加以了初步的描述，认为该研究的纲领应该是宽广的和多样化的，涉及的问题有计算系统的性质、虚拟世界的本体论地位、人工智能的限度、数据模式的哲学方面、赛博空间的政治规则、因特网信息的认识论、信息隐私和安全的伦理方面等等;他们将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概括为五个:计算哲学、计算机科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新媒介和因特网哲学、计算机和信息伦理。他们认为，信息技术将新的光亮投射到传统哲学问题之上，提出了一些在传统哲学框架内不易触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技术哲学新型分支的信息技术哲学，其内部还有更加微观的分支，形成“分支性的信息技术哲学”。在这方面，国外的研究可以说形成了两个方向的“分支”，一是关于信息技术的“分支哲学”研究，二是关于“分支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关于信息技术的“分支哲学”研究，即是从哲学的不同侧面(如本体论、认识论、社会哲学或人本学等)对信息技术加以的研究。麦克卢汉的媒介哲学，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卡斯特的“信息主义”可以说构成了关于信息技术的“社会历史哲学研究”，所形成的“信息技术决定论”的哲学观念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个方向上还有关于信息技术的道德哲学研究;关于信息技术的美学研究和关于信息技术的人本学研究(例如关于cy-borg①的超人主义研究)等都是目前的热点问题，呈现出这一领域的不断成长和走向兴旺的局面。

可以说对信息技术的人本哲学研究是信息哲学的这一分支研究中最为兴盛的领域，其中赛博人与虚拟主体所引发的哲学问题最为引人关注。在研究者看来，信息技术正在开始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假肢技术所发挥的功能一样，后者取代或增加了人的生物功能，将人类变成赛博人，从而改变人的性质。那么这种变化是好事从而是值得的吗?来自于认知哲学家的看法以安迪•克拉克为代表，他认为信息技术已经延伸和协同建构了人性，特别是人的认知。他得出的结论是:人是自然出生的赛博人。西蒙•杨的超人主义(transhumanism)也对赛博人理论持正面的看法，他认为这一技术的目的是通过人的增强来增加人的自治和幸福，消除人的苦难和疼痛(可能的话也包括死亡)。于是达到一种超人类或后人类的状态，其中身体的和认知的能力靠现代技术而增强。生命保守主义(biocon-servatism)则反对上述看法，认为人性不应该通过技术来改变，人的增强是非自然的，会损害人的尊严和平等，并且是身体上和物理上有害的。而谢莉•托克认为虚拟身份的变化证实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关于主体的理论，表明自我是被建造的、多重的、境遇性的和动态变化的;这些不同的虚拟身份背后没有一个稳定的自我，这些身份连同在真实生活中投射出来的其他身份一起，集合地建造了主体。马修斯看到电子人和虚拟身份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都为相似的原因受到支持或谴责，也就是它们都颠覆了传统的固定身份的概念，甚至还掩盖了人的真实性，使人缺乏责任感。信息哲学的创始人弗洛里迪对因特网的意义加以了理论性的探讨，认为21世纪出身的人可能是能将下线和在线清楚区分开来的最后一代人，并认为信息社会正在变成“信息器官的链接”或“信息人”(Inforgs)，抑或说我们正在成为“唯一的能够创造并适应一种综合环境的生物物种”。而一种更包容的看法，是认为人的身体与数字技术存在一种协同进化的关系。关于“分支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就是对信息技术的不同领域或侧面所进行的哲学研究，目前较为流行的有计算和计算机哲学、网络哲学、通讯技术哲学、赛博哲学、数字哲学、媒介哲学、虚拟实在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等等，例如阿伯丁大学哲学教授戈登•格雷厄姆的《网络:哲学的探索》是网络哲学的早期代表作，书中讨论的问题有:网络是怎样影响我们的身份概念、道德观念、审查制度、虚拟现实和社区、民主、想象力的?他还调查了如下问题:网络的新意、网络中新的政治方式和形成社区的可能性、还有个人隐私问题等。也有将哲学分论与信息技术分支结合起来形成的研究领域，如“数字形而上学”(DigitalMetaphys-ics)、“互联网认识论”(“Internetepistemology)等。

互联网认识论最初是由保罗•萨嘎达(PaulThagard)用来称呼互联网上的科学信息活动中的认识论的，而今它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互联网认识论所探讨的问题包括:互联网信息的认识论特征，互联网信息生产和消费的规范内涵，互联网相关活动(包括信息利用、管理和生产)的认识论，阿尔文•古德曼(AlvinGoldman)把互联网的认识论问题归结为相关性和可靠性问题。如果相关性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就导致信息过载的问题;信息过载导致受众的信息疲劳，甚至变得在决策能力上的瘫痪，或使他们对关心的问题停留于不知情。可靠性问题主要在于任何人都可以把信息放到互联网上，网站缺乏选择信息和提供参考文献的标准，这被安通•韦德(AntonVedder)称为内容标准和系谱标准(contentcriteriaandpedigreecriteria)，后者是信息背后的人或组织是否具有权威、守信、信誉的认识论标准。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到，信息技术提出的哲学问题很多，但在目前的哲学研究视野中并未形成总体性的提升，从而使得信息技术哲学处于“分支研究繁荣，总体层面不足”的状况，尤其是作为一般信息技术哲学的框架并不系统和完善。有的研究者虽然深入到了其中的具体问题和内容，但又基本仅限于对局部信息技术的哲学探讨，尤其主要是对“网络”、“计算机”、“赛博人”等对象的探讨。这些分支性和局部性研究虽然是对信息技术总体研究的必要前提，并为总体性的信息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智力基础，创造了先决条件，但它们的繁荣无疑还不能取代后者的兴旺。由于对总体性的信息技术的总体性哲学分析不够，使得在当前的信息技术哲学研究中还没有关于信息技术的一般哲学问题(例如信息技术的哲学含义和哲学特征是什么、信息技术“进化”的普遍法则、当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信息技术的内在关联是什么)的揭示，信息技术的哲学分析框架或哲学问题系统还未建立，因此对于信息技术的深刻哲学意义远未充分把握。有鉴于此，目前急需用更开阔的哲学视野来分析整体性的信息技术，形成一种对信息技术的总体性的哲学研究。这种“总体性”一是包括时间上的总体性———不仅指当代信息技术，而且指历史上的信息技术;二是包括类别上的总体性———不仅指计算机、网络等，而且指观察仪器、显示手段、输入装置等等。这种总体性这就是将信息技术扩展为一个一般的技术范式，从而使信息技术哲学的对象从信息技术特殊上升到信息技术一般，并进一步把信息技术哲学扩展为一种一般的技术哲学范式，使信息技术与哲学形成更为内在的关联。在这种扩展中，信息技术哲学或许要重点探究新的本体论问题，包括:信息技术的本质是什么?信息技术对世界的本源论、存在论和实在论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历史上的信息技术革命导致了哪些本体论观念的变迁?在米切姆看来体现这种本体论追问的具体问题还有:软件控制硬件的本体论问题、“程序”的本体论地位问题，它们和“意图”的关系是什么?尤其是涉及“实在”时，“信息技术可能会以远比简单的信息过载更为基本的方式隐匿实在，使我们不能得见。这可能在较心理更深刻的层面扭曲我们的存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当代信息技术所造就的“虚拟实在”，它使得真实与虚拟、数字与模拟混合在一起，原型将越来越难以辨认，人们将无法弄清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么。于是，客观世界本身是否如同虚拟世界一样不过是对我们的一种刺激?下线的世界与在线的世界在我们的感知活动中有何实质的区别?从本质上虚拟技术是否增加了对哲学基本问题解决的新方案?它是否会导致这个世界的某些根本性的改变?它对我们理解“终极性问题”提供了什么新的启示或方向?凡此种种，均是虚拟实在与现实实在的本体论关系问题。由于这些哲学问题从根本上是当代信息技术造就的，无疑也成为信息技术哲学兴起的深厚土壤乃至整个哲学探新的“富矿”。

二、技术哲学走向新形态

信息技术哲学的兴起为我们开启了更大的哲学探新的疆域，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技术哲学所起到的推进作用。如果说信息革命使得信息哲学正在成为科学哲学的新形态，那么信息技术哲学也同时正在成为技术哲学的新形态，其具体表现是:它正在使技术哲学走向“当代形态”、“分支形态”、“微观形态”和“会聚形态”。

(一)技术哲学的当代形态信息技术哲学的对象虽然是信息技术一般，但其重点是当代信息技术。如前所述，当代社会的特征主要是由当代信息技术所造就的，当技术哲学从技术上把握时代的哲学特征时，无疑需要把握当代信息技术的哲学特征，这就需要技术哲学将自己的重点对象从一般技术或传统技术推进到当代信息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步入当代形态。信息技术哲学主要是关于当代信息技术的哲学，这一侧重点使得信息技术哲学的“本义”就具有当代性。如果信息技术是当代技术的主导形式，那么信息技术哲学也应该成为技术哲学的当代形式或主导形式，或者说是技术哲学的当代形态。也就是说，由技术转型必然导致技术哲学的转型，唯有进行了技术转型的这一哲学提升，才能回应数字时代对技术哲学的新挑战，使技术哲学的探索更富时代气息，并通过探讨当代技术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问题，为更好地解决技术现实问题提供理论上、智力上的支持。目前，在技术哲学界谈论着各种当代“转向”，如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生活世界转向”、“实践转向”、“认识论转向”、“信息转向”、“后现代转向”……，而信息技术哲学可以说集合了这些转向，体现了所有这些当代特征。这是因为，信息技术中有着比一般技术更具体的内容，所以它具有了更丰富的“经验”和“生活”的元素，从而成为一种更加趋向参与现实、进入日常生活的“技术实践哲学”;同时，信息技术从直接性上就是充当人的认识手段，延长人的感官和大脑，帮助人处理和传播信息，因此信息技术本身就是“认识论”转向和“信息转向”的技术载体;此外，由信息技术导致的“信息社会”是与“工业社会”相对照的，常常也是“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同义语，因此谈论技术哲学的“后现代转向”实际上就是指谓技术层面上的由现代性的工业技术向后现代性的信息技术的转向。这些集合性的当代特征，使得信息技术哲学成为技术哲学的“当之无愧”的主导性的新形态。在上述的意义上，当我们说要“走向当代技术哲学”时，也就是说要将技术哲学从经典范式转变为当代技术范式，即信息技术哲学。技术转型的时代潮流使得信息技术哲学代表了技术哲学发展的未来方向，因此技术哲学关注信息技术并倡导对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既顺应了信息时代的要求，也使自己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这样看来，如果技术哲学给科技哲学展示了新的前景，那么信息技术哲学无疑给技术哲学展示了新的前景。

(二)技术哲学的分支形态目前技术哲学的研究形成了多种进路，较为有影响的有:人物进路:主要研究技术哲学领域中的代表人物的技术哲学思想或专著，从卡普到拉普，从基默尔到德韶尔，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从芬博格到伯格曼，从伊德到米切姆，目前已成为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热点人物”，当然这个名单还在不断扩展。由人物进路必然衍生出“流派”或“理论”进路，较著名的技术哲学流派通常直接以人物命名，如杜威学派(实用主义技术论)、埃吕尔学派(技术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学派、海德格尔学派(存在主义技术论)等;在重要性上稍逊于“流派”但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技术哲学理论有德韶尔的第四王国理论、芒福德的技术文明论、伯格曼的装置范式论、伊德的后现象学技术论、平奇的社会建构主义技术论、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等。与流派或理论相关、但视野更高的一种进路是哲学范式进路，目前主要有“分析的技术哲学”和“现象学技术哲学”两大进路。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哲学进路也是一种更早就形成的研究范式;如果“哲学范式”还可以被界定得更为广义，则在这一进路中还存在与解释学相结合的“技术解释学”、与人本哲学结合的“技术人学”或“技术人本学”、与政治哲学结合的“技术政治哲学”等等。此外，还有基于哲学体系内部分工的“分论进路”，形成了诸如“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等等的研究;基于技术哲学在“工程性”与“人文性”之间的不同偏重而形成了“工程传统”与“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基于国别的不同而形成了“中国的技术哲学”、“德国的技术哲学”、“美国的技术哲学”、“日本的技术哲学”等研究;基于历史分期而形成了“古代技术哲学”、“近代技术哲学”、“现代技术哲学”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不同的进路对于技术哲学的发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然而，还有一种更重要的进路是目前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那就是“分支进路”。我们知道，科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分支或部门研究(如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天文学哲学研究)而走向繁荣的，以至于时至今日，还有不少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哲学的出路和前景仍然在于部门科学哲学的进展，因此科学哲学的纲领必须建立在更加重视部门科学的哲学研究上，即将重点放在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上。由此推知，技术哲学的繁荣也必然不能离开分支或部门技术哲学的兴起与发展，尤其是离不开当代新兴技术中所形成的分支技术哲学的研究。例如，如果说“四大会聚技术”代表了当代最前沿的技术领域，那么技术哲学就需要大力开展相应的“信息技术哲学”、“生物技术哲学”、“纳米技术哲学”和“认知科学技术哲学”的分支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使技术哲学的对象从“技术一般”过渡到“技术特殊”，使得技术哲学不再停留于对“技术一般”的“宏大叙事”上，而是向“打开技术黑箱”的目标更为迈进，从而使技术哲学的内容更实在、更充实。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技术领域代表了技术发展的最前沿水平，对其加以哲学研究而形成的分支技术哲学也就同时获得了上面所说的“当代性”或“前沿性”，这也是技术哲学的重要发展趋势:趋向在会聚技术统领下的分支技术哲学的兴起。可以说，目前走向这样的分支技术哲学的条件已经具备，因为技术哲学的“总论”已经形成，其他进路的开展已卓有成效，部门技术尤其是“前沿技术”的作用显现出来，甚至对分支技术哲学的兴起起到了“倒逼”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部门技术哲学的兴盛将是21世纪科技哲学发展的一大特色。”这也反映了技术领域上的细化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技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抑或说走向分支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向。这样，对于技术哲学研究来说，不仅“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特色研究就没有地位，没有应用研究就没有前途”，而且没有分支研究就没有繁荣。

(三)技术哲学的微观形态信息技术哲学作为技术哲学的分支，使技术哲学不再仅仅停留在“宏观”的研究水平上，虽然它还称不上是对技术的“微观”研究，但却成为走向微观的“中介”或“桥梁”，通过它，我们的视野可以通向更加微观的领域，如前述的计算机哲学、网络哲学、人工智能哲学、数字哲学、赛博哲学、逻辑机器哲学、媒介哲学等等，它们也构成信息技术哲学的下一级分支，即前面所说的“分支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可以说，信息技术下设多少个领域，就可以形成多少个分支性的信息技术哲学，从而形成对信息技术所有领域的“全覆盖”的哲学研究。在走向微观形态的技术哲学研究中，信息技术哲学成为对上述微观形态研究的概括和提升，并与这些微观形态形成动态性的互补。一方面，对这些微观分支性的领域所进行的哲学研究可以丰富和充实一般的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内容，并使其从这些“第一线”的信息技术发展中获取新的问题和实证材料。这些微观领域的兴盛虽然不能替代信息技术哲学研究，但无疑为后者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和智力基础，并形成推动信息技术哲学发展的强劲动力。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哲学所形成的普遍适用于各分支领域的一般原理，又可以为上述的微观形态的研究提供方法指导和形式指引，使其形成智力探究上的合力与理论创新的突破。

(四)技术哲学的会聚形态“会聚”是当代前沿技术发展的特点，目前“四大会聚技术”的形成就是这一特点的突出体现，而作为其中之一的信息技术与其他三大前沿技术的会聚，体现在哲学形态上，就是信息技术哲学与生物技术哲学、纳米技术哲学、认知科学技术哲学的会聚。会聚是交叉、整合、融合从而协同发挥集群效应，产生出更大的价值和效用，形成单项或单类技术难以具备的影响和功能。不仅技术本身可以会聚，技术的哲学问题也同样可以会聚，如“接口问题”、“界面问题”、“网络问题”就是在上述技术在交叉和会聚中产生的哲学问题，它们使得质料论、形式论、系统论、动力论、基因论、微象论、信息论等哲学视角和方法交织在一起被我们探讨。这些技术哲学问题通常贯穿于所有会聚技术之中，并且有赖于其协同发展和解决，才能取得期望的效果。由于信息技术在会聚技术中的重要地位，也使得信息技术哲学成为当代技术哲学的主干部分，甚至核心部分。因此从信息技术哲学也必将走向“会聚技术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研究对象信息技术就是“一种新的人工制品，是一种杂合物”，从而具有十分强大的会聚功能。可以说，由信息技术哲学所形成的会聚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例如在学科上，信息技术哲学是信息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交集，承载着哲学的信息转向与技术转向的双重使命;在技术领域上，信息技术哲学与认知哲学、心智哲学具有自然的会聚，像脑机接口、人工神经网络、人机界面等等，就同属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的研究范围，其中的哲学问题也同属于信息技术哲学问题和认知技术哲学问题。借助技术性的会聚，信息技术哲学可以从哲学层次上消弭一些传统的二元分离现象和观念。如物联网正在融合处理信息的技术与控制物质的技术之间的鸿沟，知行接口正在融合身体信息技术与器具信息技术之间的鸿沟，这两大技术所行使的会聚功能，使得我们可以从哲学上将信息世界与物质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绝对界限加以“软化”、模糊甚至打破，由此也使传统的身心二元分离、知行二元分离等等得到一定意义上的消弭;还有，由信息技术造就的“信息型实践”或“虚拟实践”由于并没有对实在世界形成真实的改变，因此也属于认识活动的范畴，从而同时具备了实践和认识的双重特征，使得实践和认识趋于融为一体，其直接意义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缩小以致消失。虚拟技术使得虚实两界不再是截然分割的两个世界，虚界可以取得实的效果，实在则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虚化，并且被无限地复制。总之，当代信息技术使得一个消弭主客二分的无缝之网的世界正在形成，使得技术的会聚也延展到我们的整个世界观。

当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通过“生物芯片”、“DNA计算机”等的会聚，也为我们从哲学上消弭上述二元区分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因为这种会聚使得“转化物质”的技术和“转化信息”的技术在上述结合部不再具有明显的区分，甚至导致主体与客体之间区分的相对性。如在进行基因治疗时，作为中介和手段的技术操作在主体身体中所形成的技术性后果成为主体自身的内在构成要素。这样，技术本身既是客体也是中介，而后还成为主体的一部分，使得主客体之间具有了流动变换性，一定意义上主体就是客体，客体就是主体;甚至在人和机器之间，会聚技术所设定的目标就在于使两者能够更加有效地融合。这也是技术的会聚所导致的一系列矛盾特征的融合，即通过消解传统技术造成的若干二元对立而走向“视界融合”。总之，当技术哲学走向信息技术哲学这种新形态时，我们所看到的是技术中更多哲学问题的呈现，从而有待我们从中发掘和提升出更加丰富的哲学观念。

作者：肖峰单位：华南理工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学与公共事务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