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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剧艺术的发展及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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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吕剧的发展历程仅有百余年的时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戏剧改革运动促进了吕剧的勃兴与繁荣,使其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山东地方性剧种。创作上的“主题先行”、舞台表演上的话剧化或歌剧化倾向以及市场经济与大众传媒的冲击,使得当下吕剧艺术的发展陷入困境。从传统戏曲艺术宝库中汲取营养,重新走“戏曲化”道路,应该是吕剧艺术未来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吕剧艺术;戏曲改革;话剧化;戏曲化

吕剧出身于山东乡村地区,在近百年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洪流中,经过几辈吕剧艺术家的努力,它从乡村进入都市,成为山东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在全国范围内也有着较大影响。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吕剧艺术的发展遭遇困境,观众群体流失严重,在全国乃至本省的影响力日益衰落,这既是因为市场经济与大众传媒的冲击,也在于吕剧艺术在自我发展定位上的迷失。

从整个中国戏剧发展史上来看,吕剧是个非常年轻的剧种。远在先秦时期,就有了中国戏剧活动的记载。宋元年间,作为民间演艺剧场的“勾栏瓦舍”已经大量出现,也出现了像《张协状元》这样的完整剧本。到了明代,中国戏剧发生较大变化,尤其以音乐形式上的变化最为明显。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昆山腔等众多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声腔纷纷出现。昆山腔,即今天的昆剧,因其“流丽悠远”,在明清时期成为最受文人喜爱追捧的戏剧样式。明清两代的诸多著名文人也纷纷加入戏曲创作的队伍,促使中国戏剧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到清朝中叶,地方性声腔由于其通俗易懂的平民趣味渐渐成为中国戏剧中的强劲势力。18世纪乾隆年间的“四大徽班”进京,直接促进了京剧的诞生。19世纪末,京剧的影响遍及全国。“当然,18世纪以来中国戏剧除昆曲之外的艺术成就,远远不止于京剧的诞生与成熟,实际上在全国多数地区,都出现了在本地区极受欢迎的区域性剧种,使中国戏剧进入了它最丰富多彩的时期”[1]。在19世纪之后,中国纷纷涌现出的地方性剧种中,就包括发源于山东的吕剧。比之于典雅清丽的昆曲,京剧在唱词、唱腔、音乐等方面已经趋向平民化的趣味,算得上是通俗易懂。然而,对山东本地观众来说,出身于繁华京都的京剧依然算是格调高雅的戏剧,出身于本乡本土的地方剧种———吕剧在平民化与草根性的道路上才是走得最彻底的,也最能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与审美愉悦感。就吕剧的起源及发展来看,它的历史才100多年。而且,“吕剧”二字成为本剧种的正式名称是在1953年,距今也不过60多年的时间。山东省内地方史志研究与吕剧研究者大都认同吕剧是自山东琴书发展而来。山东琴书是一种说唱艺术,并不具备戏剧的形态。当山东琴书从乡村“流浪者之歌”发展到进入市场撂地说书阶段,成为一种正式的曲艺形式后,就为其戏剧形态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山东琴书的主要艺术形式是坐腔扬琴,即由单人或多人端坐着边演奏乐器边说唱故事。就坐腔扬琴的特点来看,它还只是一种说唱艺术。从一种说唱艺术发展到戏剧形态,山东琴书还需要经过一个中间形态———化装扬琴。化装扬琴在表演形式上有了重大革新:演员要通过化装来扮演某个人物角色,以演唱的方式来表演故事,而不是像原来那样说唱故事。化装扬琴与坐腔扬琴的最大不同是,表演与伴奏分开,演员只表演故事,不再同时担任乐器演奏员。王国维给戏剧下的定义是:“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2]从这个定义来看,化装扬琴已经具备戏剧的特征,不再属于说唱艺术。因此,化装扬琴被看作是吕剧的雏形。化装扬琴在发展的过程中,音乐由曲牌体逐渐转为以板腔体为主。有吕剧研究者坚持认为,吕剧的诞生标志不能只看它是否具备了戏剧形态,而是要看“它在唱腔音乐上是否已建立了以四平腔为基础的板腔体制的框架。只有在这两者结合一起时,才能说吕剧正式诞生”[3]。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地方戏曲的主要特征是音乐唱腔的不同,除此之外的舞台表现则跟其他戏曲没有太大区别,比如演员的表演都需要有“四功五法”的规矩要求,舞台布景以写意性的一桌两椅为主,等等。能够将各地地方戏曲区分开的特征的确是音乐唱腔。吕剧作为一种新的戏剧形态产生后,经历了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据山东文史资料记载,20世纪初,山东各地的吕剧戏班渐成规模后,为了养家糊口,不仅在本地区卖艺,还要到全省各地“跑码头”,一些有实力的戏班还进入省会济南,在大观园一带的戏园中站稳脚跟。然而,在众多山东地方戏曲中,吕剧的实力并不算特别突出,它不像五音戏有“鲜樱桃”那样的名角,也没有柳子、山东梆子等剧种那样久远的发展史和成熟丰富的表演与唱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济南的吕剧艺人甚至都无法靠唱戏来养活自己。老一辈吕剧艺术家于廷臣曾经描述过自己当年在济南的卖艺生涯:“1947年……家里穷得连稀饭都喝不起。无奈,我早上拉洋车,中午演戏,晚上卖唱。一天三种劳动,仍然不得温饱……我拉车拉到济南解放。”[4]吕剧真正的发展繁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那么,在山东地方戏曲中仅算是弱小剧种的吕剧,何以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年内迅速成为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山东地方戏呢?

吕剧的崛起与发展繁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文化变革的结果。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其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表明了清理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态度:“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5]中国传统戏曲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发展繁荣起来的艺术形式,自然属于需要清理的旧文化之列。1948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华北版)发表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的专论,这被视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决心改革传统戏曲的第一声号角。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声势浩大的戏曲改革工作立即开始了。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强调:“今后一定和全国一切愿意改造的旧艺人团结在一起,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普遍推行旧文艺改革。……应该使包含几十万艺人并影响几千万观众、听众、读者的旧文艺部队的巨大力量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这个改革运动。”[6]戏曲改革的目的是要求戏曲能够承担特殊的政治任务,能够宣扬新中国的新精神、新思想。剧作家田汉在《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1950年12月1日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修改旧剧的步骤,首先是进行必要的消毒,即抛弃其有害于人民的腐朽的、落后的部分,如鼓吹奴才思想的,残酷、恐怖、野蛮、落后的部分,而保存其有利于人民的健康的、进步的部分,作为优秀传统继承下来,并在新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这样旧的民族戏剧艺术就变成新的人民戏曲,成为新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7]

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在第一次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指出,“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是戏曲工作者最光荣的任务”;新的戏曲要“真实地表现人民新生活,用新的正确的观点表现历史”“在民族戏曲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民族新戏曲”。[8]另外,田汉与周扬作为中国文艺界的关键性人物都看到了地方戏曲在表现人民新生活上的优势,鼓励、提倡各地戏改工作要重点关注影响较大的地方剧种,设立戏曲研究机构来专门搜集、整理、改良地方戏曲,以更好地表现新社会的新生活、新精神。中央政府关于戏剧改革的指示很快在全国各地展开实践。山东省迅速成立了相关戏曲机构,主持山东省的戏剧改革工作。戏剧改革工作的第一步是先对当时山东各地方剧种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调查摸底,搜集整理了山东本地25个地方剧种的传统剧目2054个;搜集整理省内外戏曲、曲艺、民歌等音乐曲调。这次普查使得戏剧改革机构掌握了山东地方戏曲艺术的第一手资料。摆在山东戏改机构面前的难题是,他们要按照中央的文化政策精神,找一个能够充分代表山东地域特色的地方剧种来做实验,以表现人民的新生活与新精神。被选中的既不是古老的剧种如柳子、梆子,也不是已经在全国崭露头角、小有名气的五音戏,而是吕剧的前身———化装扬琴。“一是化装扬琴的曲调容易上口,好唱好听,在简单的曲调里面有朴素之美。二是化装扬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鲁中、大半个山东农村流唱扬琴曲调”[9]。化装扬琴被正式定名为吕剧是在1953年。其主要标志就是原山东省歌剧团更名为山东省吕剧团。此后,全省各地的相关文艺剧团也都随之以吕剧定名。当然,戏剧改革机构的主观选择以及将化妆扬琴定名为吕剧并不能一定保障吕剧会发展成为山东地方戏的领头羊,即使是当时的戏剧改革参与者也不敢有这种预见。1953年11月17日至12月20日,山东省吕剧团在济南大观园首次公演戏改剧目《刘海砍樵》《拾玉镯》《王定保借当》《井台会》《闯宫》《小姑贤》《李二嫂改嫁》,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原计划只演4场,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连演54场,观众达6.2万人。有的观众为了购票看戏,甚至要在半夜带着行李卷在剧院外排长队;有的观众连看12场还意犹未尽。[10]这次公演的成功给所有戏剧改革参与者以及山东省吕剧团带来巨大的信心和继续做好吕剧事业的决心。

吕剧改革剧目的首次公演使得吕剧在本省站稳脚跟,但是,真正使吕剧繁荣发展、走向全国的是新编现代戏《李二嫂改嫁》。从戏曲艺术的角度来看,《李二嫂改嫁》在唱腔、表演、台词、剧情结构等审美形式方面都并非是最优秀最经典的吕剧,它的走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恰逢其时,正好迎合了当时自上而下的文化政治性需求。1950年5月,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正式颁布,它以调整男女婚姻关系为主,以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为核心。为了配合新婚姻法的宣传,出现了一批反映新中国妇女婚恋观念变革的现代地方戏,包括评剧《刘巧儿》《小女婿》,豫剧《小二黑结婚》,沪剧《罗汉钱》等,当然也包括吕剧《李二嫂改嫁》。从当时新闻界、文艺界对吕剧《李二嫂改嫁》的评价来看,它最受瞩目的成就即是反映新时代新社会中人民的新生活与新精神,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旧戏曲改革与新戏曲建设的要求。因此,该剧在1954年的“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得优秀演出奖、剧本一等奖、导演奖、音乐改革奖,主演郎咸芬、王俊英获演员一等奖。此后,该剧又在全国各地演出,1955年还专门晋京给国家领导人与北京专家做汇报演出。可以说,正是《李二嫂改嫁》这出戏,使得新生的吕剧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地方剧种。当然,吕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能够闻名全国的剧目不仅只有一部《李二嫂改嫁》,在吕剧界几代艺术家的努力下,像《姊妹易嫁》《逼婚记》《墙头记》《借年》《小姑贤》《画龙点睛》《苦菜花》《补天》等经典剧目在戏曲观众中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其艺术成就在全国戏曲界都获得了高度认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文化体制的变革以及大众媒介的冲击,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在当代社会呈现不断衰落趋势,吕剧也不例外。但吕剧的发展困境有着自身的独特原因和表现形态。吕剧的乡土出身使其多数剧目以表现家长里短、人情伦理的传统乡村生活题材为主,这是它深受广大乡村观众欢迎的重要原因。然而,受20世纪50年代《李二嫂改嫁》大获成功的影响,吕剧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忽略了戏曲艺术形式上的继承与创新,一味注重排演紧跟主流意识形态宣传需求的新现代戏。这类剧目在创作过程中往往都有着急功近利、“主题先行”的毛病,把握不好寓教于乐的尺度,忽视戏曲艺术的审美价值,过分突出政治宣教功能,同时也背离了《李二嫂改嫁》那种淳朴自然的艺术风格。在娱乐方式多元化的今天,这类剧目很难吸引新的观众群,既达不到宣扬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目的,也容易引起老戏迷观众的厌烦,加大观众群的流失。很多新编吕剧现代戏还带有“话剧加唱”的倾向,过分迷恋新奇的导演手法、宏大的舞台布景与瑰丽奇幻的灯光效果,却没有很好地融合传统戏曲的经典形式美要素,如戏曲的程式性、夸张性、虚拟性等特征,因而得不到戏迷观众的理解和认同。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的戏曲改良运动中就出现过一些“话剧加唱”的所谓新戏,如《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最终都成为失败之作,悄无声息地湮灭于历史尘埃中。这可以说是戏曲发展史上的前车之鉴。吕剧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其发展一定不能脱离戏曲艺术的本体特质。它应该更多地到中国传统戏曲的宝库中汲取营养,注重自身的“戏曲化”道路,而不是向“话剧化”与“歌剧化”的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文化传承的热潮中,京剧、昆剧以及各地方剧种都开始重视对传统剧目的整理与传承,但山东省内的吕剧剧团在此方面显然做得不够。除了《小姑贤》《逼婚记》《墙头记》《姊妹易嫁》之外,省内吕剧戏迷及全国戏曲观众几乎很少有机会看到更多的吕剧传统剧目在舞台上演出。这也是吕剧被越剧、评剧、豫剧、黄梅戏等其他地方剧种逐渐甩在身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老一辈吕剧导演尚之四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当时的发展目标是要把吕剧发展成一个能文能武、能古能今、行当齐全的剧种。”[11]回看吕剧艺术的发展进程,不能不说,它的发展之路是经常背离这一目标的,经常处于自我迷失的状态。迄今为止,吕剧远未达到尚先生所提出的“能文能武、能古能今、行当齐全”的这一理想目标。如果说要为吕剧如何摆脱当下困境提什么建议的话,那就建议吕剧艺术务必要回到尚先生所提的发展目标和道路上去,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参考文献

[1]傅谨.中国戏剧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13.

[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2.

[3][8][9]于学剑.吕剧史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26,76,201.

[4]于廷臣.我的吕剧生涯[A].刘锡山.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第四辑[C].济南:山东省文化厅《文化艺术志》编辑办公室编印,1984:24.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707-708.

[6]田汉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A].张之薇.二十世纪戏曲学研究论丛•当代戏曲研究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1.

[7]周扬.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A].张之薇.二十世纪戏曲学研究论丛•当代戏曲研究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35-44.

作者:王伟 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吕剧艺术的发展及困境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