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学校教育的特点范文

［摘要］

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傅仪建立伪满洲国后，在我国东北地区实施了长达十四年的殖民统治。十四年中，伪满洲国的学校教育以伪满政权成立、“新学制”的推行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节点进行了三次较大的政策调整，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稳定日本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并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侵略而服务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进入战时体制，学校教育也因此被迫出现新的变化，奴化思想教育进一步加强，军事教育和强迫学生所进行的劳役也愈加严格，表现出全面为战争服务的特点。

［关键词］

伪满洲国;“新学制”;战时体制;奴化教育

一、引言

伪满洲国的学校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伪满政权成立到1937年“新学制”的颁布，是东北地区的原有教育被动地转变为殖民地奴化教育的过渡阶段，表现为破坏东北地区原有教育基础，初步建立殖民教育机构，防范和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第二阶段，1938年实施“新学制”到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全面推行奴化教育的阶段，表现为完善殖民奴化教育制度，建立殖民奴化教育的学校体系，强制进行日本皇道思想教育，妄图泯灭东北青少年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第三阶段，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15日伪满政权的覆灭，是实行战时体制阶段，表现为强化殖民奴化教育，为“大东亚圣战”服务，以此延缓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灭亡。伪满战时体制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演变发展的结果。伪满在1937年8月和1938年2月相继颁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和《国家总动员法》，这标志着伪满在“七•七”事变后为顺应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正在加紧向战时体制转化。而1938年颁布的《劳动统制法》，1940年颁布的《国兵法》、《国民邻保组织确定要纲》，以及1941年的《劳务新体制要纲》都加紧和促进了这种转化的步伐。伪满真正进入战时体制是以1941年12月8日日本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作为标志的。几乎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时期，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也日益高涨。面对这种局面，日伪当局为了稳定战争后方，获得物资保障，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傅仪就在关东军的授意下了《关于大东亚圣战的诏书》，要求“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勘定之功”，挟持东北人民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此举反映在教育层面就是日伪当局为了达到使教育适应战争需要的目的，要求在战争条件下，教育要与国家需要合为一体，完全为战争服务，继“新学制”后再次对学校教育进行调整。

二、加强控制学校教育

1942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周年，伪满洲国的《基本国策大纲》提出十年施政的三项基本方针，其中一条为:“振兴文教，谋产业之划期的发展之同时，并作兴勤劳兴国之民风，以使民生向上，用期培养充实国力”［1］28。依据这一基本方针，1943年4月伪满当局重新设立在1937年的行政机构改革中被撤销的文教部，以此强化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领导作用，意图通过加强实施奴化教育，驱使青少年学生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服务。新的文教部设官房和学务、教学、教化三司，主要针对学校教育方针、教学计划、教育内容以及教科书的编审与发行以及军事训练和“勤劳奉仕”等进行管理。另外，新的文教部还将原民生部厚生省的教化科升格为教化司，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灌输奴化教育思想，维护其反动统治。重建文教部不久，日伪当局又宣布实施文教审议委员会官制，并网罗“朝、野的权威人士60多名”成立了以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为会长的最高文教政策审议机关———文教审议会，这也是伪满最高的文教政策审议机关，审议会设立的目的援引张景惠本人的话是“本审议会是集思广益，对有关教学的刷新、学校教育的强化、社会教育和礼教的开展，进行根本的审议，从而对前所未有的重大时局确立文教决战体制”［2］309。显而易见，只有迎合“大东亚圣战”需要的文教方针、政策、措施等才能被采纳，而与之相左的则不能通过审议。重设文教部和创立文教审议会，都是日伪当局在战争条件下为加强对学校教育的控制而采取的重要措施，重设文教部是从教育行政部门的角度出发，而成立文教审议会则是为教育决策部门提供咨询意见，二者在形式上虽有不同，其实质却异曲同工，都是在新的形势下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而服务的。

三、加强奴化思想教育

奴化思想教育是伪满学校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目的是为了转变青少年学生的观念，使他们逐渐淡薄对祖国的感情，增加对“友邦”日本的认同，最终泯灭民族意识和革命思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忠良国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适应战时需要，日伪政权进一步加强了对青少年学生的奴化思想教育，手段主要有以下两种:(一)加强时局教育。时局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诵读伪满洲国的《国民训》和各省的《省训》;在教学环节宣扬“日满共同防卫”思想;安排学生收听“时局新闻”，定期书写“时局日记”，观看日寇侵略战争胜利场景的“时局电影”等。从而达到一方面要求青少年学生在战时体制下“安守本分”、“忠君爱国”;另一方面向其灌输战争意识，促使其向日本帝国主义靠近，为”大东亚圣战“服务的目的。在日伪当局的政令教唆下，东北各级各类学校都被迫把“时局教育”当做教育重点，甚至专门成立“时局教育”委员会，进行时局教育的宣传和研究工作。更有甚者，如吉林省等还了本省的《时局训》，对“时局教育”做出细化和解释，提出如:“坚持日本必胜之大信念”、“明征大东亚圣战”、“挺身于国土防卫、物资增产以协力亲邦圣战之完遂”［3］76等口号，为教唆东北学生参战服务。如今看来，其实质不过是战时体制下日伪政权为确立“国防国家体制”、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而实施的一项奴化思想教育罢了。(二)强化“建国精神”教育，早在1940年7月15日，伪满洲国就颁布《国本奠定诏》，创立建国神庙，奉祀日本的天照大神，极力宣扬“唯神之道”，杜撰伪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威和日本天皇的保护下才得以诞生的，因此所有伪满洲国民必须恭敬“天照大神”，尽忠诚于“天皇陛下”，与日本“一德一心”。

此种奉祀“天照大神”，使人们遵奉“唯神之道”的行为，实质上是要人们对天皇崇敬和服从，拥护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统治者为防范青少年学生“离心离德”，加强了对青少年学生的“建国精神”教育，并把“唯神之道”当作主要内容，进行敬礼拜神活动。各级各类学校被迫进行所谓的供奉“神玺”活动，逼迫学生每天对供奉“神玺”的地方行九十度礼，若对“神玺”有不敬行为，则要受到严厉惩罚。1940年的《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不敬罪处罚法》中明确规定“对于建国神庙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还规定“本法无论何人对于在帝国领域外犯法之罪者，亦适用之［3］117－118，以此迫使学生进行上述活动。1943年之后，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在这种形势下，日伪统治者为稳固后方，进一步强化对青少年学生的“建国精神”教育。1943年3月31日修正的《学校规程》做出修订此前的“国民道德”科为“建国精神”科的规定。具体内容以中学为例，其“建国精神”科包括“国本”与“国势”两部分内容，而重点则为“国本”，即“建国精神”。此外，在日伪当局的《关于国民高等学校建国精神教授要目制定之件》的训令中，明确指出“建国精神”科的教育目的和各年级的教育要点。如一年级的“帝旨奉体”，二年级的“礼法”、“本分”，三年级的“至诚”、“尚武”，四年级的“东亚共荣”等［4］均是各个年级的教育重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建国精神”科的核心还是“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和“唯神之道”。其目的是诱导青少年学生“忠君报国”，忠于傀儡皇帝和日本天皇，同日本帝国主义“一德一心”、“共存共荣”，把英、美视作共同敌人，坚定“大东亚圣战”的必胜信念。正因如此，日伪当局对该科教学格外重视，实行“新学制”之初，集中进行“建国精神”教育的国民道德科只占到总课时的5%，改成“建国精神”科后，则增加到12．5%［2］312。除了“建国精神”科之外，在其他各学科以及各项日常活动中也渗透着“建国精神”教育。

四、加强学生军事训练

伪满洲国从1938年开始就已经在部分中等以上的学校进行军事训练。1940年12月，日伪政权正式向学校派遣现役军官，担任学校军事训练的教官。同年12月，“新学制”实施后首次修订的《学校教程》中明确规定:国民高等学校、师道学校、师道高等学校及职业学校均开设教练科，“教练以实行军事的基础训练，培养至诚至忠之精神，实行身心之实践锻炼，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防能力为要旨”［5］562。从1941年起，“教练科”被列为正式课程，中等及以上学校统一实行军事训练，以便培养学生成为将来的“国兵”。各校的军事训练由配备的军事教官具体负责，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学科主要内容是理论教学、教授军事知识和军人素质，同时向青年学生灌输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以及绝对服从的等级观念。术科则指的是野外军事训练，主要内容有部队教练、指挥法、射击、防毒、距离测量、旗语、测图以及其他有关军训方面的必要事项。军事训练除了日常的课内训练外还会进行军事检阅、行军、入营等大型活动。

进入1943年以后，随着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争的不断失利，日伪统治者进一步强化学校的军事训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延长训练时间、增加训练内容。之前规定每周一定的时数，此时则实行“终日训练”，过去大多进行一般项目的训练，此时则完全按照战场需要进行“实战训练”。(二)体育训练军事化。1943年3月，日伪当局把中小学原来的体育科改为体炼科，并公布了《战时学生体育训练要纲》，使学校体育转向军事化。各校根据学生的不同年级和性别，分别授与不同的军训内容。如在女子国民高等学校的体炼科中，进行包扎、救护等适应战时需要的训练。到了1944年，伪满洲国学校教育已经完全军事化，整体教育事业充满着野蛮和血腥，所有大学被宣布实行“决战体制”，强化军事教育和防卫职能。为应对战争危机，日伪政权采取强化学生动员体制，毕业年限临时缩短体制等紧急措施，宣布取消在校生延期征兵的制度，缩小征兵年龄，从原来的20岁缩小到19岁，并缩短大学的修业年限6个月，将东北青年赶赴战场，填充日伪军事力量的薄弱与不足，献身“大东亚圣战”。这种行为彻底体现了殖民地教育为殖民统治者战略需要服务的特点，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本性。

五、强迫学生参加繁重劳役

早在1938年12月1日，伪满洲国就公布了《劳动统制法》，采取“统制”的措施以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1939年6月，伪满民生部教育司又制定了《学校教职员学生勤劳奉仕要纲》，通过所谓的“勤劳奉仕”强迫学生进行劳动，并具体地规定了“勤劳奉仕”的天数。这时“勤劳奉仕”的重点是高等教育或者是相当于高等教育的学生，中、小学虽然也是从1940年起即参加协和会搞的“勤劳奉仕”运动的，但只是辅助力量，同时这个阶段所进行的劳动也仅仅是农业劳作。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日伪政权于1941年9月10日《劳务新体制要纲》，推行“国民皆劳”的奴役政策，并于1942年相继颁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国民勤劳奉公编成令》和《学生勤劳奉公令》，在整个伪满洲国境内确立“勤劳奉公”制度，逼迫东北人民参加各种艰苦的劳役。在这种形势下，伪满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依据《学生勤劳奉公令》参加劳动也因而制度化和常态化，学生所遭受到的劳役也日渐增强。日伪当局于1942年12月23日颁布了《学生勤劳奉公令》，法令规定大学及相当于大学教育机构的在校学生，均被要求组成“勤劳奉公队”，一年参加30天至45天的劳役。学生若无正当理由达不到规定的“奉公劳役”日数者禁止毕业。之后，日伪当局又于1943年修订了《学校规程》，“勤劳奉仕”被列入正式教学科目之中，并按照年级、性别等明确规定了“勤劳奉仕”的时间。如中学男学生每年20天，女学生15天以内。初中生则相对较少，每年10天以内。但是，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需要，“勤劳奉仕”的时间随之极大延长。如伪满文教部于1944年4月的《大学战时体制确立纲要》中要求大学生每年甚至要参加两到三个月的“勤劳奉仕”，劳动内容也从之前的简单劳动演变为挖战壕、建工事、修机场等与战争直接有关的劳动。后来，随着战争的越发激烈，青年学生们几乎常年都被迫参与着与战争有关的沉重劳动。

同时，伪满学校教育中进行的“勤劳奉仕”劳动受到各省、市、县设立的“学校勤劳奉仕指导委员会”的监督。各校都建立了学生“勤劳奉仕队”组织，一般每校设一大队，大队以下设若干中队，中队以下编成若干小队，每小队约三四十人。校长任大队长，教师任中队长，教师或学生任小队长。这种组织形式便于日伪当局对学生“勤劳奉仕”活动的指导与监督，使学生的劳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并切合日伪当局的实际需要。劳动内容也是在日伪政权的指导下进行的，开始阶段主要是到农场、林场从事农业或林业劳动，如除草、挖排水沟，种植蓖麻或者是到“忠灵塔”，神社、孔庙等地进行清扫劳动等，也参加修路等适应军事需要的劳动。1943年以后，“勤劳奉仕”劳动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内容比以前大大增加，劳动内容也变成了主要从事军事工程、铁路、飞机场以及防空洞的修缮等活动。日伪当局所进行的“勤劳奉仕”活动，为了达到补充劳动力，为战争服务的目的，极大地浪费了青少年学生宝贵的学习时光，降低了青少年学生的文化素质，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六、结语

伪满政权无论是在成立之初恢复在“九•一八”事变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学校，还是在政局稳定之后进行学制改革，推行“新学制”，又或是在战时体制下实施的各种政策，其学校教育都没有摆脱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性质，战时体制下表现出来的上述特征更加有力的说明这一点。日伪政权不仅加强思想控制、强迫青少年进行繁重劳动、掠夺战争资源，还强迫学生进行超负荷的军事训练，企图把青少年学生绑在自己的侵略战车上，为战争服务。这种举动彻底暴露了伪满洲国教育的实质是赤裸裸的殖民奴化教育，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右翼所谓的“客观上促进了殖民地教育发展、有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教育向现代教育体制转变”的错误言论，正如以下所言:“在人类历史上的各次重大战争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像中国这样遭受侵略者如此严重而且是蓄意的摧残。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文化教育灭绝人性的大破坏，成为中日教育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幕”［6］38－45。这也为我们正视历史，做出正确判断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参考文献］

［1］武强．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一辑)［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2］齐红深．东北地方教育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3］王野平．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4］关于国民高等学校建国精神教授要目制定之件［N］．盛京时报，1940－07－16．

［5］史丁．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吴洪成，杨欣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的殖民教育［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4)．

作者：于海鹏 鲁燕青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