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心理学的和谐发展范文

一、和平心理学的理论模型

受不同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和平心理学的发展在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其理论范式和框架也在持续不断地演变。冲突理论模型是和平心理学研究的早期范式，也是和平心理学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这一理论包括现实群体冲突理论、相对剥夺理论和绝对剥夺理论等类型。

1．现实群体冲突理论。该理论认为，只要一个人与其他人在认知、情感上出现不相容性便会产生冲突。因此，冲突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在现实群体中，人们为了争夺稀缺资源（如水、耕地、稀有矿产等自然资源），最容易产生敌对性的冲突。同时，外来人口的增加与转移，也会加剧现实主义的群体冲突。对群体间资源的争夺总是伴随着知觉的扭曲，某一群体获取资源的努力会被另一群体视为冒犯和攻击性的行为。这些冲突常常会演变为暴力甚至战争。Winter和Cava认为，“暴力事件常常嵌入在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中。”

2．相对剥夺理论。美国学者达沃斯等人提出，即使不是为了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冲突也会发生。例如，某一群体对其生活水平与另一群体加以比较，经常会引起彼此之间的冲突和敌对行为。在德国分治时期，东德的年轻人总是排斥西德人。与之相似的是，在南非的后种族主义时代，白人青少年总是倾向于对黑人消极、敌对的行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快，自然也会深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偏见。如果一些国家失去了经济或政治上的利益优势，而另一些国家获得了利益，就会刺激不公平感，进而加剧群体之间的冲突。

3．绝对剥夺理论。绝对剥夺理论认为，绝对的剥夺比如严酷的经济剥夺会引发剧烈的冲突。对许多历史事件的研究证明，绝对剥夺往往是导致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直接原因，像历史上土耳其对亚美尼亚种族的镇压、柬埔寨以及阿根廷的大规模杀戮悲剧的发生，都是绝对剥夺理论的典型的事例。上述冲突理论普遍强调群体利益差异对社会认知、人类尊严和幸福感的影响，揭示了暴力现象是引致社会不安定的现实根源，进而催生了和平心理学对暴力问题研究的新转向。近年来，针对消极和平问题，加尔顿等人提出了积极和平的多维理论模型（AMultilevelModelofPositivePeaceProcesses。他们对暴力现象的本质内涵进行了新的阐述，认为和平的范围不仅超越国家和地区，也涉及个人、家庭、邻居、社区和其他场所。暴力是对正义、安全和团结的破坏，更是对人权的践踏。加尔顿把暴力划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这样三种类型。根据他的观点，直接暴力主要表现个体间的欺负现象和有组织的战争行为，具有蓄意性、情境性和工具性的特点，这是一种对人的身体、生命和幸福感的直接伤害活动。结构暴力是一种社会性的暴力建构活动。与直接暴力有所不同的是，结构暴力始于社会组织的政治、经济运作方式，如一些人被赋予了特权，可以有物质的或政治的影响力，而剥夺了其他人的生存发展权利。这种暴力相对来说是难以改变的，具有社会性的合法性，往往表现出对人类幸福感的慢性伤害。文化暴力是一种与结构暴力相关的社会现象，主要是指社会文化领域中所存在的观念、信仰和思想等意识形态范畴，常常能够刺激或强化直接暴力与结构暴力活动。例如，“正义战争”这样一种文化观点，在一定条件下便有可能支持直接暴力活动，并为结构暴力充当合理性辩护的根据。加尔顿在对暴力现象分析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对消极和平（negativepeace）与积极和平（positivepeace）这样两种对策加以区分。所谓消极和平是指努力地减少直接暴力，而积极和平是指促进社会制度的变革，减少阻碍和平进程社会的、种族的、性别的、经济的和生态的障碍。也就是没有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他认为，保持和平、制造和平和构建和平可以逐步地使暴力向非暴力转移，即（保持和平）→解决冲突（制造和平）→社会变革（构建和平）。加尔顿建议使用“积极和平”这一术语来建构和平心理学的理论模型。他认为，“积极和平理论模型”是指社会政治制度内外不平等结构的调整与改变。消极和平常常是以偶然事件的关系为前提，而积极和平观念则强调持久的和平需要多层面的干预、整合。消极的和平趋向于维持现有的社会结构，而积极的和平将挑战现有的结构。加尔顿提出，和平政策的制订者和实践者需要积极干预被战争蹂躏的社会地区，重视社区发展建设与心理创伤治疗，构建系统的和平发展工程。持久的和平不仅要祛除暴力的直接原因而且要处理问题的结构性和文化性根源。

二、和平心理学的行动策略

重视解决实际问题，使得理论行动起来，乃是和平心理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十年来，许多西方研究者总结出了一些和平心理学的行动策略。

1．冲突解决的技术策略

一些和平心理学家认为，关于冲突解决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寻找“综合的解决方法”，即通过谈判、调解、仲裁、外交、合作性问题解决、单边性的主动行动等技术手段，寻求能够符合冲突双方需要的结果。常见的冲突解决方法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利益的解决策略，一类是基于需要的解决策略。基于利益的策略是由Fisher在其著作中提出的。这种方法主张通过原则性的谈判，唤起群体间共鸣与相互理解，避免相互指责，产生符合双方利益的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应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解决冲突方案是否符合各方的利益，进而使冲突双方能够在深层利益中寻找到解决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方法。在他们看来，这种“原则性的谈判”会产生创造性的选择和双赢的解决方法，通过相互学习与问题解决提升双边的关系。基于需要的策略亦称“互动式的解决问题方法”（InteractiveProblemSolving，简称IPS）。这一策略方法常用来解决直接的暴力，通常的参与者由国家和群体中的非官方代表组成，这些人大都是学者或是有威望的公民，互动式的解决问题方法可以促进冲突双方的相互理解，加强群体间相互联系，缓解根深蒂固的两极分化情绪。由于与会者并不代表各自的政府，因而所达成的协议是不受限制的。但是，由于这些与会者多具有崇高的地位和社会声望，所以在解决冲突和暴力事件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改变个人的态度，而且也可以改变政治团体的意见倾向，化解利益矛盾，促进社会和解。

2．暴力的处理

虽然和平心理学家对暴力和冲突有严格的区分，但是冲突可能是直接暴力的前提。一旦行为演变为暴力，就会阻碍和平发展的进程。譬如对其他群体的消极错误归因、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民族主义的加深，经常使得对立双方的建设性对话举步维艰。而成功地维持和平将会转化、消弭潜在的争斗、减少直接的暴力，并且使冲突双方开始致力于满足彼此的需要。同时，随着冲突的发展，直接的暴力活动会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实施和平方案的最佳时机。

3．应对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是近十年来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造成恐怖活动的根源主要是贫困的生活条件、不安全感、缺乏自主权和社会身份的贬低等问题。因此，许多西方和平心理学家提出，需要通过改善教育、经济和政治环境，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土壤。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变可以改善生活条件、提升自主权和安全感，而教育工作则可以帮助人们学会尊重别人。

4．心灵的修复

在全世界范围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部分暴力事件都发生在国家社区内部及其周边地区，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平民。因此，基于社区的暴力活动日益受到了和平心理学研究的重视。健康个体和社区的发展相互依赖已经为和平心理学与社区心理学家所关注。一些社区的暴力活动总是具有强烈的个体性与群体性，影响涉及家庭成员、邻居和朋友。当前，和平心理学家日益意识到，社区建设不仅要恢复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而且需要防止群体心理暴力的循环发生。修复心灵创伤便成为和平心理学发展的重要功能，特别是需要对青少年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使年轻一代学会如何减少攻击性，增加同情心和亲社会行为，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

5．促进公共对话

为了促进和平，进行公开的对话和交流是必要的。通过对话，冲突各方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理解他人的情绪、经历、观点和价值观。通过这样的对话，开展相互学习，加深个体和群体间的信任和理解程度，冲突各方就能重新建构自己，扩展自己，逐步地理解、接受、包容他人。

三、和平心理学的挑战与未来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但是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加强，国际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和平心理学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危机。首先，和平与战争的对峙及隔阂。和平心理学的发展虽然对世界的稳定与暴力冲突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有证据表明20世纪许多热衷于侵略的国家包括美国，在战争中失掉的往往比得到的要多，但是在当今国家实力极不平衡、军事竞争加剧、强势国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以及全球化带来新的不公平的形势下，和平理念显得相当软弱和苍白无力。和平心理学家们普遍认为，“一种真正的和平就是和平要处于尊重人类权利的基础上”。但是，和平不是祈求来的，战争需要通过战争来消灭。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讲，“和平”话语说起来很动听，实际上处于易损害、天真和理想的状态，有时甚至是一种危险信号。尤其是当恐怖主义威胁成为美国最优先关注的问题时，有关和平问题的研究容易被指责为是一种“不爱国的行动”，和平心理学家们的工作更难以被人理解甚至遭到误解。尽管和平心理学家确实倾向于支持竞争关系中以合作和政治途径解决暴力和冲突问题，但是在寻求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下，西方国家和联合国框架协议下的有关决议和维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在国际政治中使用暴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很明显地与和平心理学的研究宗旨相悖。当然，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和平的声音是否软弱，而是需要在适应日益变化的新形势下建立积极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关系。

其次，和平心理学的传统理念正在面临着变革与调整。和平心理学兴盛于冷战时期，许多理念和行动策略集中关注于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的研究。随着苏联的解体，公众对核战争的关注日益减少，而转向了对恐怖主义、气候的变化和地区不稳定秩序的关注。近年来，和平心理学家们致力于更深入地理解暴力的结构性与文化上的根源，研究暴力发生的历史地理环境所带来的新问题，同时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军事力量而不是采用非暴力手段来解决国际问题。这表明从冷战时期至今，和平心理学的理论范式不断处于调整和改变之中，因而对和平心理学形成规范性的理论框架和行动策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当前和平心理学家们日益接受了多元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不过这种表层的多元主义而本质上的实用主义政治科学观，有可能成为一种粗糙的、误导性的处理国际关系的理念，无法为和平心理学提供高瞻远瞩的核心思想。此外，目前的和平心理学也缺乏清晰的概念和实践手段，加上社会上存在的种种误解，已经阻碍了不少人对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视。

第三，和平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平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暴力冲突与战争问题的科学，在研究方法上依赖于定性方法，而难以运用定量和统计的方法，因此许多人常常认为其科学性不高。虽然近年来有学者开展了一些以实验为基础的文化科学领域的研究，显示出和平心理学的研究开始重视实验方法，但是，实验研究很难成为和平心理学发展的主流范式。与所有的科学准则一样，和平心理学的研究有赖于归纳主义，多层面分析已经显示出一种有用的证据。未来的和平心理学需要发展出更好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变革与发展中的和平心理学尽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及阻抗，但其在解决国际和地区冲突中显露出自己的独到之处，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平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从最初的仅限于解决战争与军事冲突，发展到今天涉及个人、社区、工作场所以及国内和国际问题。几乎只要涉及到人的问题，均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在过去的20多年里，和平心理学发展为心理学的一个专门领域，并有了自己独特的知识积累、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系统。不少政治学家也意识到了心理学与政治进程间建立联系的价值。未来的和平心理学必将在国际事务、地区冲突、社区和工作场所等领域扮演着更为活跃的角色。

作者：陈永涌霍涌泉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