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理论建构的前提性范文

中国的农村教育理论建设，既是农村教育问题认识的凝结、提升与规律性总结，也更是关涉中国农村教育乃至农村社会改革与发展。在当代中国，农村教育理论建设与农村教育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其突出表现是农村教育理论建设的薄弱，更无法彰显出理论应有的解释力、指导力和强大的实践力。因此，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并不存在“需要不需要理论”的问题，而是要考虑如何在结合自身的历史文化、本土现实与世界经验，“怎么样更好地建设理论”的问题。农村教育理论建设是体系化的工程，首先需要明确理论立场、理论思维，廓清问题意识、强化实践导向等一系列前提性的问题。以此为基础，才能更好地进行路径的探索。

一、建构农村教育理论需注意的前提性问题

农村教育理论是对农村教育问题的解释和说明，绝非冠以“农村”之名的教育理论，而是一种通过研究农村教育问题而生成的特殊类型的教育理论。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既需考虑农村教育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向，又需考虑农村教育理论的“理论”属性。建构农村教育理论时，要特别注意实践性、整体性、前瞻性、特殊性的问题。

（一）研究立场问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人类的认识活动，总是先由“事实”转变为可以激发研究者研究兴趣“问题”，再由对“问题”的理性认识上升为系统化、体系化的“理论”。也就是说，理论发端于实践，任何教育理论都必须落实到教育实践中方才有价值和意义。建构农村教育理论，尽管是一项理性认识活动，但这种活动却不应被当作一个可以完全凭借已有研究成果而进行的理性思辨过程，它需要以研究者对中国农村教育实践的充分认识为前提。从农村教育实践出发，要求研究者在建构农村教育理论时要充分了解中国农村教育的现实发展状况。农村教育理论需就农村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回应，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研究者在建构理论之前，便已经在脑海中形成了对于这些问题的清晰认识。为此，研究者就不能仅做农村教育的旁观者，也不能脱离农村教育实践只做抽象的所谓学理性研究，做“理性化和静态化”的研究［1］，而要真正走进农村社会，真正走进农村学校，深入了解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深入了解农村学校的发展诉求，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农村教育现实中挖掘出那些值得研究的问题，明确理论建构的方向。

（二）理论思维问题：“整体性”与“个体性”相结合农村教育不仅是“单个”存在的具有个体性／地域性的教育实践，同时也更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发展是其中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农村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表面看是一个单独的问题，但实际却很可能是由其他问题引起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整体问题在局部的体现。整体不是部分的简单叠加，在部分中产生的理论可能说明不了整体的问题，“对教育领域中的问题进行分别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对局部来说可能正确并有一定价值，但对全局来说则很可能是错误的”［2］。农村教育理论的功用不是对农村教育展开事无巨细的说明，不是为农村教育中一个个具体问题寻求操作性策略，而是要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诊断农村教育的“病因”，要为解决策略的得出提供可参照的依据。假如在农村教育理论建构过程中为避免“宏大叙事”而转去采用“原子论思维”，将研究视域只局限于对农村教育中一些细枝末节问题的澄清，这样得出的理论就很难对农村教育的整体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更有甚者，还可能会阻碍其他农村教育问题的解决，容易陷入解决了一个问题、引发了另一个问题，解决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引发了一个复杂的问题的怪圈。“教育活动中的矛盾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它们构成了一个矛盾体系，教育这一矛盾体系也就构成了教育学的问题域。”［3］正因如此，对农村教育问题的分析，以及由此展开的对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不仅要求聚焦问题本身，还要求有更广阔的视野和全局性的思维，能够着眼于具体问题之上的农村教育的整体状况，具有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整体价值。

（三）理论方法问题：“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但凡研究，总是在力图解决实践或认识中的矛盾。矛盾有共性和个性之分，针对不同类型矛盾的展开的研究需要不同类型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对人类教育活动的总体思考，教育研究重点解答的往往是诸如教育为谁培养人、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等教育活动中的共性问题。而作为教育研究的特殊部类，农村教育研究尽管可以运用一般性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但它关注的却是一类个性化的教育矛盾，即农村教育中的矛盾，它的重点在于解答农村教育出现的特殊问题。故而，农村教育研究虽然需要遵从教育研究的总体规范，但为了更好地发现和解决农村教育的特殊问题，农村教育研究还需要专门的农村教育理论的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农村教育研究确实指向了农村教育中的具体问题，确实采用了切合于研究农村教育问题的理论基础，所以，“教育研究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基本适用于农村教育研究，但由于农村教育研究是特殊区域、特殊对象的教育方面研究，又应该有其不同于一般教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4］。农村教育理论的独特性来自对农村教育独特性的分析。一方面，要从农村教育的现状出发，注重农村教育问题产生机制的特殊性，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教育区别于城市教育的特点，以及城乡统筹发展的时代背景作为建构农村教育理论的前提，防止农村教育理论和一般性教育理论的同质化。另一方面，要从农村教育的历史出发，注重农村教育问题产生环境的文化性，认识到农村历史文化传统对农村教育的深刻影响，防止在农村教育理论建设过程中盲目引入外来理论。

（四）理论价值导向问题：“前瞻性”与“现实性”相结合农村教育理论当具有对农村教育实践的能动作用，它既需要能被用于解释已经存在和正在发生的农村教育实践，帮助认识农村教育的发展，也需要能被用于预测尚不存在和可能发生的农村教育实践，引领农村教育的发展。对实践的前瞻性，是农村教育理论的应有属性，也是衡量农村教育理论价值的重要标准。对农村教育前瞻性引领的实现，首先要求农村教育理论能够为预测农村教育的变化趋势提供理论依据和规律性认识。理论的价值既在于引导研究者发现潜藏于事物中的现有问题，也在于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农村教育理论作为对农村教育实践深层次的理性认识，它可能并不能被直接用作解决某个实际问题，但却应当为分析农村教育问题提供理论工具，也当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视角。如果缺乏理论建构的动态思维，只看到农村教育的现状，而不去思考农村教育的未来，就会忽视农村教育在时代变迁中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和新问题，就会“就时事而论时事”，导致建构出的理论最多只能成为农村教育实践的“应答器”，而无法积极主动地去预测农村教育实践的未来走势，也无法在理论层面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进行规划和引领。对农村教育的前瞻性引领，还要求农村教育理论能够为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农村教育问题贡献力量。随着时空条件的改变，农村教育可能会出现很多新问题，而如何有效防止这些问题出现，或者如何减小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恰恰是农村教育理论承载的一项主要任务。农村教育理论应当注重实效性和现实性，突出理论的适切性的同时，还应展望未来，不仅要着眼于农村教育的短期效益，还要兼顾到农村教育的长远发展。由此，它才能提供给有关农村教育实践全面性和全局性的认识，主动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反之，如果农村教育理论缺少对未来的深思熟虑，缺少对潜在问题的防范意识，就很容易导致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往往需要以牺牲未来为代价。

二、建构中国农村教育理论的总体路径

（一）理论出发点及根据：选择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农村教育问题建构农村教育理论的关键一步便是澄清农村教育理论从何而来的问题，亦即明确那些旨在建构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后文简称为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有着怎样的研究对象。建构农村教育理论，必须从农村教育实践出发，一个有效的农村教育理论，一定是研究者在对农村教育实践进行深入思考后方才提出的。然而，也并不能够据此做出“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的研究对象即为农村教育实践”这样简单的判断。由于农村教育理论是对农村教育实践的一些抽象性认识，它同教育理论一样，是“由一系列理论范畴所构成的较为系统和较为严密的教育思想”，“是教育思想这个属概念中的一个种概念”，“具有间接性、深刻性、全面性、稳定性”［5］。因此，农村教育实践尽管存在对农村教育理论的逻辑优先性，但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却不以农村教育实践或者农村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对农村教育实践类研究而言，它主要任务在于为农村教育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寻求解决策略，这种研究是出于工具性考虑的选择，它往往会囿于表层的现象描述、经验感知和“问题—策略”式的单线方法，忽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形成机理。故而，农村教育实践类研究与农村教育的实际问题总是直接对应的，它的研究对象就是它所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对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而言，由于它的主要任务在于总结归纳那些围绕农村教育所形成的系统、全面和本质的理性认识，而这些认识又显然很难从对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的分析中得出。所以，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与农村教育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并不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它的研究对象是从大量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来的一些更加普遍和更具代表性的农村教育问题：一方面，这些问题是农村教育中常见的一类普遍性问题，是对应着很多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主题，如农村教育公平、乡村教化和乡村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教育都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真问题；另一方面，这些问题是对农村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关键性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得出的并不是一些具体的实施对策，而是制定对策和规划农村教育发展的理论依据。

（二）范式变革与方法创新：促进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科学化首先，在建构农村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应尤为重视方法的选择标准问题，而这一标准就是要围绕着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的具体问题选择研究方法。方法是研究问题时借助的基本工具，它本身并无好坏之分，脱离研究对象、脱离具体情境，单独讨论方法合适或者不合适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方法的价值性依存于研究对象。对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同样如此，在确定正式的研究问题之前，没有必要对方法做出好坏之分，因为只有适合于具体研究问题和有助于建构农村教育理论的方法才是好的方法。建构农村教育理论，要“循着问题找方法”，而不能“端着方法找问题”。当前的农村教育研究正处于一个方法的实证化时代，学者们普遍重视调查、访谈、数理统计等偏重实证的方法，而传统的理论思辨、文献研究等方法则显得相对弱势，人们有时甚至会刻意回避这些主观性较强的方法，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加强”与实践的联系。然而，前文已述，方法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因此也没有必要因为害怕被扣上“研究与实践相脱节”、“研究不可被实践所用”的名号而刻意回避一些理论方法。在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一些有关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农村教育的应然价值等需要采用理论思辨的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所以，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去回避实证方法以外的研究方法，而要始终以方法是否适合研究的具体问题、方法是否能够有效地建构农村教育理论作为评判标准。另外，在严格方法之于研究对象的适用性的同时，还需要考虑方法切合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的特点。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绝非单纯依靠文献和思辨的“书斋式”研究即可完成，它一定是建立在研究者对农村教育实际发展状况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所以，农村教育理论的形成过程，就是研究者对农村教育“在场”的发现和感悟过程，研究者只有深入接触农村教育，才能够深度解析农村教育，由其中发现并抽象出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问题，进而建构说明这些问题的理论。为此，在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中，就不妨在注重客观性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外，加入注重研究者参与和体验的人类学方法，以此推动研究者进入农村教育第一线，用实际经历而非理论思辨的方式近距离地观察农村教育。

（三）智库建设与资源整合：打造及时有效的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数据库分析已有的研究成果、了解研究进展，可以帮助更好地确定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的方向。自20世纪初开始，我国学者对农村教育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期，并随之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尽管多是农村教育实践类研究的成果，但通过对它们的汇总分析，却有助于明晰农村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以此发现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的学术增长点。在此基础上，需要结合问题域，强化国内学者和学术团体的资源整合，提高协同创新的能力，促进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智库化建设与实践成果转化。当然，要想全面了解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仅掌握几篇或者几十篇文献显然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有着较广涵盖面和详细分类标准的农村教育研究文献库，来帮助分门别类地去归纳和分析这些文献。实际上，可以以时间为脉络，尽可能将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教育研究中那些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献搜集起来，并按照研究主题相同或相似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分类，再将每一类文献的研究进展（包括取得的主要结论和存在的不足）梳理出来，作为这一类研究的共性特征。通过上述举措，就可以形成农村教育研究的“全景式”认识，准确寻找出哪些成果可以被借鉴，而哪些问题又值得在理论上被做进一步地澄清，为建构农村教育理论做好资料准备。

（四）本土生成与他者镜鉴：建设中国气派、多学科协作的农村教育理论建构农村教育理论，还需要研究者具有广阔的研究视野，能够广泛地吸纳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或将其作为产生新理论的理论基础，或将其作为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要充分弘扬中国农村教育研究的优秀经验，坚持农村教育理论建设的“古为今用”。理论具有普遍性，但也具有文化性，在本土文化背景下构建出来的本土理论往往能够为本土的问题提供更加贴切的说明。我国学者虽然在近些年较少发起对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但实际上一直不乏原创性的农村教育理论，如在民国时期，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就曾围绕农村教育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农村特点的教育理论，对当时的农村教育乃至农村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效用。时至今日，尽管中国农村教育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些理论的价值却并没有由此而受到削弱，它们对农村教育中的很多问题仍有很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因此，在建构今日新农村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就要特别注重从当前农村教育的现实状况和现实需要出发，对平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等我国原创性的农村教育理论的继承，尤其要将它们中涉及的有关中国农村社会以及中国农村教育特殊性的认识，作为整个建构新的农村教育理论的理论基础。其次，要参照借鉴国外的先进研究成果，坚持农村教育理论建设的“洋为中用”。“坚持本土立场，绝非拒斥外来，而是要坚持继承和借鉴相结合的原则，即，坚持将我国传统教育文化和西方理论之间进行有机的结合”。相对于一些欧美国家，我国开展教育研究的起步较晚，取得的成果还较为有限，对国外先进研究成果的学习和内化是快速丰富教育理论、加深对教育活动认识的有效途径。在建构农村教育理论时亦不能回避对国外已有理论的译介吸收，研究者当确立教育研究的国际视野，在充分挖掘本土理论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去了解国外农村教育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进而再对这些理论之于中国农村教育适切性的展开分析，将那些符合中国农村教育实际发展状况的理论甄选出来，并将其融入新的农村教育理论当中。

最后，要善于吸收其他学科相关理论与方法，坚持农村教育理论建设的“他为我用”。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演进路径与城市教育有着很大不同。所以，建设专门的农村教育理论，绝不能忽视研究问题和中国农村教育的特点而去机械地套用相关理论。然而，理论的指导意义具有普遍性，中国农村教育虽有其特殊矛盾，但也不能就此固步自封，在已有的理论之外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且封闭的理论体系。教育“应自觉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场，推动教育实践在理论、过程、关系方面的人性化”，而人是社会的人，教育理论也应具有开放性。理论的发展应将内部原创和外部吸收结合起来，研究者以一般性教育理论为基础，深化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是生成农村教育理论的主要方式。除此之外，还可以将学术视野拓展到教育学之外，将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中那些论及农村或者农村教育的相关理论，引入到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中来，将它们作为建构专门性的农村教育理论的另一基础。例如，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就较为符合我国城乡发展的特点，根据这一理论，不仅可以很好地分析造成我国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社会根源，还能据此设计出城乡教育统筹发展的理论模型。

作者：宋景东 张秀芳 江涛 单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体育学院 哈尔滨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