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劳动力教育差异范文

一、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差异描述及判断

(一)差异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文盲半文盲率从1983年的35.5%,下降到2000年的8.09%,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例也有所上升。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3年的5.26年,提高到了2000年的7.7年①(见表1)。农村教育发展的同时,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从而导致区域间劳动力文化程度存在着差异。我们按经济发展水平从小到大将各省(市、自治区)进行排列,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即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2000年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的西藏只有2.91年,而最高的北京为9.38年。按东、中、西部不同的经济发展区域分析,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8年,中、西部地区分别为7.98年和6.47年,东、中部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全国平均数,西部则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差异的量化判断

为进一步分析区域间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差异状况,我们利用广义熵指数的分解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差异进行测算。式中,p为不同区域教育水平由低到高排列时区域数的比例;Q(p)为在区域比例数为p时的教育水平,也称为分位点值。μ是平均教育水平。广义熵指数有4个特性:①如果让θ=1-ε(θ<1),则广义熵指数等同于Atkinson指数;②当θ=0时,为平均对数偏差(MeanLogarith-micDeviation);③当θ=1时,为Theil指数;④当θ=2时,为变异系数(CoefficientofVariation)的平方根。这里,n是区域个数,yi是第i区域的教育水平,i∈(1,2,...,n),Y=(1/n)Σyi为教育水平算术平均数。I(θ)的值在0~∞之间,0表示相等分布,数值越大,表示越不均等。常数θ表示权重,赋予不同教育水平分布中的教育水平间距。θ越小,对教育水平分布的低尾部分变化越灵敏;θ越大,对教育水平分布的高尾部分变化越灵敏,θ通常取值为0、1和2。因此,当θ=0时,对低尾部分的教育水平间距赋予较大的权重;当θ=1时,在整个教育水平分布中赋予相等的权重;当θ=2时,对高尾部分的教育水平间距赋予较大的权重。可以将所研究的区域分为K组,互相独立的子组为k=1,2,……,K。这里,φ(k)是子组k的区域个数份额,μ(k)是子组k的平均教育水平,I(k;θ)是每个子组的广义熵指数,上式中右边的第一项表示组内教育水平分布不均等的加权和,第二项是每一区域以各子组平均教育水平μ(k)计算的广义熵指数(即排除组内的不均等),它表示组间教育水平不均等对总体不均等的作用。采用以上模型,我们把区域分为两个概念,一是按地域划分的中、东、西部地区;二是按人均纯收入划分的高、中、低收入水平地区。

计算结果表明,在农村劳动力总体受教育程度的差别中,不同纯收入水平组间的影响为28.13%,不同纯收入水平组内,2000元以下低收入组的教育水平不均等程度最大,它对总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为67.16%;而中高收入组内教育水平差异较小,2000~3000元的中收入组影响程度为1.11%,3000元以上的高收入组对总体的影响程度为3.6%。这说明在低收入水平的地区,影响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因素除了农民收入这一主要因素之外,还有农民对教育重要性认识的差异、贫困地区教育条件等因素。从不同经济区的角度来看,东、中、西部地区间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对总体受教育水平差异的影响程度为42.63%,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为51.9%,中部和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在区域间比较平等,对总体教育水平不均等影响较小,中部为1.36%,东部为4.12%。可见,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最大,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农业劳动力总体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实质上是各个层次受教育水平差异的表现,即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地区,具有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业劳动力分布呈现出各自的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不均等广义熵指数为0.4433,小学为0.0256,初中为0.0418,高中以上为0.0833。这说明文盲半文盲劳动力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间的分布差异远远大于其他文化程度劳动力的分布差异,这种状况在低收入地区组表现得尤为明显,总差异的53.63%来自于低收入地区中各柱形块表示相对影响程度),而中等收入地区组的影响程度仅为2.8%,高收入组影响程度仅为2.21%,不同收入组组间的不均等性的影响程度为41.36%。虚线表示不同收入水平地区农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差异的广义熵指数变化情况,从图1中可看出以下几点:①低收入地区各类农业劳动力文化程度差异普遍大于中、高收入地区(除小学之外);②无论是低收入地区还是中、高收入地区,文盲半文盲劳动力的分布差异远大于其他文化层次的差异,低收入地区更为明显;③高收入地区,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农业劳动力差异大于中等收入的地区。

二、经济发展、公共教育投资与农村教育水平差异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教育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双重特性,对于基础教育,其“公共产品”的特性更为明显,政府应该承担起基础教育的主要供给者角色,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来看,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都是相当大的。例如,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9个成员国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约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13%。在这些国家,初等教育人均年度教育支出为3310美元,中等教育则为4340美元;美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2%,其中用于基础教育的经费占4.4%,高等教育经费仅占2.8%。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基础。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比较低,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078元,按照世界银行2000年的划分标准,仍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资相对较低,2000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3.8%,比上年的14.5%减少了0.7个百分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2.87%。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家4.48%的平均值,更低于高收入国家5.66%的平均值。

1949年,美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3.3%,高于我国2000年的水平。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直接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都高于我国2.87%的水平。由于我国GDP总量低,人口数量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又较低,所以教育经费投入不仅表现为绝对量低,而且人均投入量更低。2000年,全国普通小学学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491.58元(公用经费支出37.18元),其中农村普通小学学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412.97元(公用经费支出24.11元);全国普通初中学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679.81元(公用经费支出74.08元),其中农村普通初中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533.54元(公用经费支出38.67元);全国普通高中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1314.99元(公用经费支出212.08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7309.58元(公用经费支出2921.23元)①。

而1997~1998学年度,美国小学生人均基本教育支出为6,700美元左右。另外,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生人均教育经费占人均GDP的比例,我国分别为6%、12%,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11.89%、18.17%,高收入国家分别为17.56%和22.29%,这也说明我国中小学生获得的公共教育经费明显偏低,远未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地方财政收入是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物质基础,地方财政收入低,就不足以支撑必要的教育经费。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相对量变化不大②,但绝对量是增大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9年国家财政用作教育事业费支出的比例一般都稳定在百分之十几的水平上,但是由于国内地区间经济发展相对不平衡,地区间人均财力十分悬殊,所以地区间教育经费的绝对量差距甚大。1999年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贵州省的12倍多,人均财政收入为贵州省的14倍多。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均等化水平很低,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地区差距相当大,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更为不足。1999年上海普通小学生人均教育费用是贵州的8倍之多,而农村普通小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上海也是贵州的近8倍。平均来看,整个东部地区平均财政收入为整个西部地区平均财政收入的3.6倍,平均教育事业费支出是西部地区的2.4倍,其中,广东为青海的18.2倍。同时,农村的基础教育通常由县级和乡级政府负责筹措资金,这也使得各地区农村教育经费水平差距很大,富裕地区的小学配有语音室和幻灯机,而贫困地区的小学连课桌和板凳都配不齐,有些甚至是危房校舍,贫困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难以支付必要的教育经费。因此,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差异是形成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

三、农民收入水平、私人教育投资与农村教育水平差异

按照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分组,人均纯收入高于3000元的区域,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2年;人均纯收入水平在2000~3000元之间的区域,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2年;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地区,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9年,三组的比值为:1.21:1.18︰1。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模拟关系。例如,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42元,若增加1%,即增加22.53元,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平均可以提高约0.01年。也就是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现有水平上增加1000元可使农民受教育年限平均提高0.5年。由图3还可以看出,人均纯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递减函数,即提高低收入农民的收入水平对提高农民素质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比如,2000年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341.45元,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68.5元,在此基础上各增加1000元,东部地区可使农民受教育年限平均提高0.32年,而西部地区平均可提高0.68年。可见,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尤其在低收入地区这种作用关系更为明显。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实质上是农村私人教育投资作用的结果。

因为,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高低,必然导致私人教育投资的差异,从而形成农村教育水平的不均等。在我国,由于农民家庭收入的贫富不均,农民对教育的投资十分悬殊,2000年西藏农民人均教育投资为11.11元,仅占全国平均水平186.71元的6%,仅为上海农民人均文教支出559.72元的2%。当农民人均收入小于2500元时,农民家庭的教育投资弹性较小,约为0.3左右,并且变化不大;当农民人均收入超过2500元、小于4500元时,随着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加,教育投资弹性迅速增加;当农民人均收入超过4500元时,教育投资弹性逐渐趋近于一个固定值,约为2.3。可见,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农民教育投资弹性在0.3~2.3之间变化。人均收入越高,教育投资弹性越大。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家庭收入贫富差距逐年扩大,一方面表现在地域间的收入差异,另一方面表现为地域内的收入差异。从地区煎来看,198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最低的青海省与上海市的比值为1:3.1,2000年该比值扩大为1:4.1。

从各地区内来看,贫富差异也都在扩大,例如青海省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县和最低的县差额为118.09元,1998年为1876元,扩大了16倍。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省,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县和最低县的差额为1664元,1998年扩大为2957元。可见,无论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在欠发达地区,都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贫困地区有较富裕的农户,发达地区有较贫困的农户。例如,2000年,浙江省有20%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7%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①;河南省有32.9%的农户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6.2%的农户人均纯收入高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②。因此,区域内和区域间农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农村私人教育投资的差异是农村教育水平差异的直接原因。

四、缩小农村教育水平差异的政策建议

为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缩小区域间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均衡发展,目前应采取以下措施:

1.政府应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保证9年制义务教育在农村的实施。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尚属中低收入国家,国内城乡间发展极度不均衡,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8:1③,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300美元,导致农民无力投资教育,农村教育水平远远低于城镇教育水平。因此,在农村私人教育投资极度不足的条件下,政府公共教育投资向农村倾斜就显得异常重要。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基础教育全部实行义务教育有助于促进教育发展。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保证农村教育的校舍、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等,从而保证我国义务教育法在农村的贯彻实施。

2.加大贫困地区农村教育投资,改善农村教育发展不均等状况。我国自从1986年7月实施9年制义务教育法以来,农村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仍然无力上学。为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缩小区域间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均衡发展,国家财政应拨出部分专款,专门用于教育投资弹性大的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弥补这些地区教育经费的严重短缺。同时,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学生,要实施助学补贴制度,减免其学杂费,以解决贫困家庭无力负担子女上学问题;要建立教育专项财政补助制度,比如,以学生人均教育支出水平、人均财力等客观因素为依据,对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只有这样,贫困地区的新一代农民的文化素质才能提高。

3.改革和完善农村教育体制,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发展农村教育是全社会的中心任务,各级政府、社会各方面以及个人都应努力增加农村教育的投入,采取多渠道办学,确保农村教育事业优先发展。针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薄弱、经费严重短缺问题,国家应采取必要的集权化管理体制,确保农村教育经费的落实到位。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可以适当提前入学年龄,以减少一定的机会成本,有条件的农村可以进行区域性12年义务教育试点,普遍提高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通过制度创新,减缓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差异的扩大,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为农村经济高速发展积累人力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