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教育论文范文

一、晚清新政对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举措和影响

陕甘地区：在清政府教育改革举措的牵动下，对基础教育进行了建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陕甘总督升允等奏请在回族原居人数较多的宁夏府，设立宁夏驻防中小学堂各一区，一切科学功课谨遵定章办理，拟以酌裁额马拨充经费”。“宁夏知府赵维熙以科举考试已停为理由，将原由银川书院改办的试院再修葺改为中学堂。”（3）“宁夏各州县先后建立了劝学所，每所设劝学员长一人，兼充县视学，禀承该管长官办理劝学所一切事务，同时设劝学员，禀承该管长官及劝学员长分担劝学所及所属学区事务。”（4）“宣统元年（1909年），宁夏府设立两翼蒙学堂二区，学生各四五十名，清文学堂一区，招收八旗子弟约40名。”值得称道的是在发展教育的同时考虑到民族关系的处理，宣统元年（1909年）宁夏固原州海城县于“南街公地修房舍六间，名曰回汉初等小学堂，并认为回汉同学即畛域可消于无形，亦大幸事”（5）。在注重普及基础知识的同时，甘肃省认识到师资培养对提高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创办了一批近代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办速成师范学堂，学制一年，课程主要有格致、图画、地理、教育、历史、体操、数学等，师范生额定60名，由各府州县选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总督升允于省城原兰山书院，改建设置优级师范学堂，课程有伦理、经学、子学、国文、数学、史学、地理、博物、体操、国画、日文、英文等，学生主课生80名、附课生11名，由各府、州、县选送。”除了本地培养外，还派学生到内地学校学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甘肃省派举人、贡生等多人赴内地各省师范学堂学习教育，以充任新学堂教员”。“宣统元年（1909年），改办优级师范选科，设历史、理化、博物、数学四科，学额定120名。”

陕甘地区的新政教育还涉及到外派留学，曾陆续选派学生接受国内其他省份留学教育和国外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谕令各省选派学生游学。三十年（1904年），陕甘总督选派甘籍学生4名留学京师大学堂，每名月给学费兰平银10两、往返川资兰平银各100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令各省派出学生游学欧美。晚清新政注重实业、技艺学校的建设，同样西北地区设立专门技术学校，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甘肃开办法政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彭英甲创办农林学堂和矿务学堂。新政冲击了封建传统教育，陕甘地区学校教育有了新气象，但当地少数民族民众对多年以来的传统教育的坚守以及现实生产生活的限制，更主要的是甘肃地区文化宗教化的影响，使得晚清新政在陕甘地区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建设成效甚微。如：青海蒙藏两族对于学校教育多态度漠视，“自从宣统三年（1911年）青海办事大臣创设青海蒙藏学校以后，才有学校教育之设，校内专收蒙藏各族子弟，而为专事训练造就蒙藏人才的机关”（6）。虽然回族有识之士认识到甘青地区经堂教育在“暴政之下，保持回教于不绝，寺的教育，实为首要。然而拘墟不变，使回民积渐成今日至贫愚”（7）。但陕甘伊斯兰文化类型民众的早期教育，主要是家庭范围内教授伊斯兰教知识和寺院教育。自明末胡登洲在陕西创办汉文释经的经堂教育后，经堂教育担负起陕甘伊斯兰教民众培养子弟的重任，即使晚清新政也未能改变这种状态。新疆地区：虽然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现实情况使得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陕甘总督松蕃上奏“新疆军政请展缓举办”（8），但新政在教育方面已施行，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马亮倡导建立伊犁养政学堂，招收满蒙子弟就读，设置蒙文班、外文班各一个，满文班、汉文班各两个”（9），从而建设了蒙藏基础教育。并且进一步完善教育管理机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谕令各省设提学使、劝学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新疆设提学使、劝学所以“求普不求高，用学务人厚薪不兼差，以次渐进不惑种人难于见功之说”（10）为宗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疆各地的劝学所已达33处，总董29名，劝学员101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预备立宪时期，令宣统元年颁发简易识字课本，厅州县设简易识字学塾，但新疆并未实施。新疆设有中俄学堂。“新疆蒙古各部，为自强之基，在省城设立文学堂，送子弟入学，就近归学司考核”（10）。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学务公所进行教育考察后，发现了维吾尔族语言在办学中的重要性，“即令维吾尔族师范中学班学习维吾尔族语言，各级官吏教习不得轻视维吾尔族学生，还免除维吾尔族学生的徭役”。

针对师资缺乏的现状，新疆开始着力建设师范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迪化府建立维吾尔族师范学堂，专门招收新疆南路各郡县送来的维吾尔族学生”。维吾尔族师范学堂的毕业生，得到当地的重视并被政府授以衣顶。在清末新政影响下，新疆地区也建立了实业学校，塑造技能人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新疆巡抚吴引荪倡办省立法政学堂，并认为“学堂之设原以造就人才，而仕途需才较诸学界为尤急。新疆王文利略论清末新政对近代西北少数民族教育的影响统辖诸部，接壤强邻，应陶铸吏才，以备内政外交之用”（11）。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二月，署甘肃新疆巡抚吴引荪上奏：“拟就书院改设学堂，其高等办法，仿照山东章程，暂分备斋正斋，督课外国语文。拟将旧设俄文学馆并入。再聘精通英、德、法语言文字者，以补所未备。至府州县应设各等学堂，当通饬筹款，一律仿办”（12）。并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刘锦棠奏设俄文馆的基础上，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创立中俄学堂，“专门培养对俄之交涉人才。”（13）新政期间新疆教育建设中同样有派遣留学生教育，如伊犁将军马亮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14），与陕甘地区不同的是新疆所派留学生主要是前往俄国学习。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新疆“加派伊犁游学俄国学生”（15）。新疆在新政期间虽然进行了中小学初等教育建设、实业技艺教育建设以及派遣留学，教育内容也有了数、理、外语等近代化课程，但效果并不明显。这一方面归因于新疆学校教育过程中遇到了资金少、师资缺的窘境；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民众对近代学校教育并未理解和认可，北疆的一些城市如迪化、伊犁属于教育推广较好的地方，南疆维吾尔族地区对新式教育多有抵触，甚至“致成敷衍”，并且学生“多请人雇充”（16）。不得不承认的是晚清新政在新疆地区传播了近代化的思想，开启了民智，为新疆的近代化演进开拓了道路。

二、晚清新政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教育的建设

清末新政期间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教育的发展亦起着重要作用。社会教育对无钱入官学或无机会入官学的民众的文化教习起到一定的作用。首先是半日学堂的设立，这种教育机构为普通贫苦人家子弟教育提供机会，主要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倡导设立，且多设于公共场所。1907年前甘肃、新疆未有半日学堂设立，1908年到1909年，甘肃、新疆半日学堂开始设立并有明显增长，尤其是新疆半日学堂由“1908年的7所，增至1909年的241所，学堂数跃居全国各省首位，甘肃也由1908年的1所增至1909年的7所”（17）。虽然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相比不一定绝对准确，但已表明清末新政期间，西北社会教育的建树。其次，简易私塾在甘肃、陕西也有设立，该教育不收学费，用于提高普通民众的基本识字程度所设。还有，设置宣讲所，以宣讲政府谕令，开启民智，“1907年陕西设立宣讲所229所，同期甘肃、新疆未有设立，1908年陕西宣讲所增至276所，甘肃始设48所，新疆设23所；1909年陕西宣讲所发展至327所，甘肃、新疆分别为74所、71所”（18）。新政末期甘肃和陕西曾有图书馆设立。清末新政时期白话文报刊广为创办“北起哈尔滨，南到广州，东自上海，西达伊犁，遍布全国近30个大中小城市。”新政期间在西北地区的社会教育有力地辅助了学校教育，扩大了受教育范围，组织灵活配合了民众的生产生活，在西北教育的近代化过程中功不可没。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新政在近代西北的实施中，由于弊病众多，如“新政头绪太繁，形格势禁，致成敷衍”，影响了其实施效果。即便是成就较为明显的教育改革，“新疆一省，学生多请人雇充”，“外官制多言不便，应请删繁就简，取其可行，而去其无益，认真举办，以免扶同欺饰”（19），同样陕甘地区“青海人民对学校教育之意义，本无相当之瞭望，而于学校需要更无丝毫之感觉。加以王公及喇嘛处相反宣传之下，人民直视教育为畏途矣！前政府曾有强迫就学之令，于是有雇人代读之事实发生”（20）。但是晚清新政毕竟在西北地区革新文化教育方面有所作为，即便道路坎坷，如《新疆志略》在《十年来新疆之文化教育事业》一节中提到：“新疆自光绪初年始建行省，关于文化教育设施，不外因袭旧规，实行科举制度。清末杜彤掌教新疆，废科举制而创立学校，但为时不久，袁大化力主练兵，奏请停办新学，乃将以往所树立之微小基础，为之摧毁净尽”。

可见清末新政对新疆旧式文化教育还是有一定解放作用，对新疆近代教育有奠基作用。可谓“废科举、兴学堂、确立新学制，标志着延续几千年的中国旧学的消亡和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学的制度性胜利”（21）。自然也为盛世才主政新疆时期文化教育的建设开拓了道路。《新疆志略》将盛世才主政新疆时期对教育文化事业的十年建设成果定位为“始将新疆文化教育基础，为之奠定”。事实上可归结为在清末新政对新疆教育文化事业所奠定基础之上的初步建设成就。小结：清末新政对近代西北少数民族文化而言，只有浅层的影响作用，属于近代西北少数民族文化近代化进程的前奏，其最大功绩在于介绍了近代西方的文化，拓展了近代西北少数民族民众的视野，使之或多或少感受到当时的时政局面。如果按照斯图尔德对“社会文化整合”的解释是“一个社会的演化不是从一个阶段演化到另一个阶段而已，而是从一个阶段的某一个文化类型演化为下个阶段的某一个文化类型”。那么，清末新政对近代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就是在未触及原有传统文化基础上，将教育文化类型首先引入近代化。

作者：王文利单位：陕西中医学院社会科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