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自然审美意识的建构范文

从一般意义上说，现代性可表现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技术的独立体系的几个方面，现代性精神最基础、最核心、最被广为接受的内涵应该为人的主体性。所谓人的主体性首先指的是一种与以上帝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模式相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其次，这里的“人”不是现实意义上的活生生的个体存在，而是笛卡尔式的以精神和思想为本质特征、作为世界主体的抽象的人的概念，是一种“精神性自我”，即主体的人。在现代性精神中，人的主体性一方面使人的自然天性得到张扬，一方面过于膨胀的主体性意识也逐渐导致了人在自然面前的狂妄自大，最终使人和自然、社会及自身疏离。这种危机被伯尔曼(HaroldJ．Berman)称为“整体性危机”，其根本含义是:“生活意义何在，它们被引向何处去。”经过“五四”洗礼的中国人挣脱封建思想的桎梏，获得人的自由和尊严，即真正实现了“精神性自我”，成为主体的人，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征，也是人类生态系统演进中的重要转折点。但是，主体性同时也是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人的主体性，是相对于一切压迫人、束缚人实现自由生存状态的否定力量而言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是其中的重要力量。此外，自然界也是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对立面，自然长期以来是人生存的重要威胁，人始终在和自然的斗争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存在。因而，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对促进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与发展来说，并未发挥积极的影响，相反，人与自然依然是对立的。但是它实现了人自身的和谐和自由，是精神生态平衡的一种进步表征。

精神圈的平衡和协调也是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的一部分。因为如果在我们所生存的地球之上，存在着物质形式的“物理圈”、“生物圈”、“科学圈”、“社会圈”，那么似乎还应该存在着一个以人的信息、信仰、理想、想象、反思、感悟、追求、憧憬为内涵的“精神圈”。恩格斯在《致康•施特的信》曾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些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的“精神形式”。无论是精神圈还是精神形式，都有力地说明了在人类的生态系统中，精神是一个同等重要的存在，它与地球的其他形式一起构成了地球的完整的生态整体系统。千百年来，在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转过程中，人类的精神生态系统与其并行，自然生态系统的衰落往往伴随着人类精神生态系统的凋敝、失衡。中国20世纪是一个动态多变的饥饿、战火和抗争交织的历史阶段，与自然、社会的衰变与动荡并行的人的精神觉醒与困惑的历程。

人的精神觉醒与困惑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暴露的现代性问题所导致。而同样作为人文精神范畴的生态审美与现代性也是相伴而行、密不可分的。生态审美无法脱离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这个历史语境。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生态审美在现代性这一语境中历史地连接在一起。从“五四”开始，中国开始了现代性的启蒙阶段，之后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向现代化的价值体系、科学体系、政治体系迈进。中国20世纪的发展就是现代性逐渐深化的过程。

现代文明的幻象

现代性在中国的输入是以大炮和铁蹄为先导的，因而，中国的现代性是屈辱与认同的矛盾交织。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中国知识分子在复杂的情绪中接受了民主科学的西学思想，传统文化则被看作现代性的对立面，被狠狠地踢到了历史的角落中。然而，西学东渐，除了科学技术、思想理论的接受外，随现代化而一同舶来的西方消费文明给落后的中国带来了巨大冲击。由于对西方文明的认同与崇拜，西方的消费主义文明也被一同膜拜，产生了一种现代化幻象，这是一种畸形的、媚外的、荒唐的、幻想式的文明。这种光怪陆离的消费主义文化和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具有浓郁的殖民地色彩。在这种畸形的文化土壤上诞生了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海派文学。海派文学一方面致力于描绘带有殖民色彩的现代文明，一方面又流露出强烈的厌恶之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矛盾心态。

20世纪初，工业文明的浪潮已经席卷中国大地，一座座现代都市拔地而起，伴随着现代性的兴起，现代性的危机隐现其中。柴油轮打破了河流的宁静，玷污了绿色的田野，霓虹灯、电车铃声、红男绿女、鸡尾酒，现代文明之风侵蚀的不仅是河流和原野，而且还有人的灵魂。二三十年代，一批现代派作家描绘了大都市的市相人生，对都市文明冲击下人性的异化和堕落予以刻画描摹，作者的态度通常是无奈中带着厌恶。

从海派文学关于都市景象的描绘我们可以瞥见都市文明的渗透。上海是中国大都市的代表，在海派文学中，上海这座孤城上光怪陆离的都市风和以往的农业社会中的景致是截然不同的:“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都市啊!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灯，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请喝白马牌威士忌酒……吉士烟不伤吸者咽喉……亚历山大鞋店，约翰生酒铺，拉萨罗烟商，德茜音乐铺，朱古力糖果铺，国泰大戏院，汉密而登旅社……回旋着，永远回旋着的年红灯”。在都市的光影之中，人也在不知不觉中不再是原先的“赤子”，被机械所异化了。刘呐鸥深有同感:“不但这衣服是机械似的，就是我们住的家屋也变成机械了。直线和角度构成的一切建筑和器具，装电线，通水管，暖气管，瓦斯管，屋上又要方棚，人们不是住在机械的中央吗?”在机械中央的人们，难免要带着“机械化的心灵”。无论是将都市作为审美对象也好，还是作为批判对象也好，都市生活中人的灵魂的孤独、异化是勿需置疑的。于是我们看到了叶灵凤和张资平笔下的“滥情”，穆时英、刘呐鸥笔下的“新感觉”，张爱玲、徐訏笔下“苍凉与孤独”。

穆时英提出了被现代都市“压扁”的现实，提出人成了“jazz，机械，速度。都市文化，美国味，时代美……的产物的集合体”，唯独没了自己，只是都市文化“排泄”的渣滓。人成了金钱数字，人成了方程式，人成了非人。如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所说的那样，货币系统的普及化所造成的后果，即是“把货币这一获取其它货品的纯粹手段当成一种独立的货品，然而它所拥有的全部意义只是一种过渡，一种导向无限目的与愉悦的系列中的一个连接环。如果在心理上，该系列在这一个层面上断裂，那么我们对目的的意识就终止在货币上”。因此许多现代人把追逐和占有金钱作为人生目标，认为有了金钱就有了幸福和快乐，可一旦拥有了金钱，又往往迷失在金钱的漩涡中，“频繁而致命的无聊与失望就接踵而来”。因此，“觉得这个都市的一切都死掉了。塞满街路上的汽车，轨道上的电车，从我的身边，摩着肩，走过前面去的人们，广告的招牌，玻璃，乱七八糟的店头装饰，都从我的眼界消失了。我的眼前有的只是一片大沙漠，像太古一样地沉默”。物欲控制人的灵魂，荒芜的灵魂便一步一步趋向荒漠了。在精神的荒芜状态中，自然也成为都市中的沙漠。

张爱玲的小说中也有挥之不去“苍凉”的意味，狂欢的、物欲的都市无法给作者带来内心的宁静。海派作家面对都市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热衷于都市文明带来的物质享受，一方面又于都市的颓废和奢侈之中感伤和哀叹人性的沉沦。精神上的漂泊感使他们常有怀乡的情绪。一股走向乡村故园的文学怀乡情绪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一股潮流。转向自然，从自然中寻求灵魂的安宁和精神的慰藉。

精神的还乡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自觉意义上的生态观念还没有产生，对现代性的质疑尽管使人类窥见了人的主体性过于膨胀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病和人性的异化，但是回归乡野的还乡之旅，依然是寻找和发现人的主体价值的过程，还没有真正地实现去中心化，即脱离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束缚。在回归自然乡野的过程中，自然再一次以灵魂抚慰剂的作用出现，从一定程度上也为后来的人类主体的去中心化、认识自然的独立价值、形成自然生态观提供了一个铺垫，奏响了自然生态审美的序曲，萌发了朦胧的生态审美意识。

“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开启了中国现代启蒙时期，然而当现代性初见端倪时，人们又窥见了它斑痕累累的疮口，就像美国人艾恺反思的那样:“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这种代价的失去，造成了“人类的彻底毁灭”的悲剧，这种悲剧包括社会理想的破灭、人性异化的悲哀。回归乡土故园或“文学还乡”所表现的就是忧虑之中的坚守和逃离，坚守那份“诗意地栖居”状态，排斥现实中的毁灭与沉沦。

尽管从时间意义上说，这种怀乡是现代性精神的倒退，从空间上说，它所展示的是虚幻与现实相悖的世外桃源，可以说这种还乡是农业文明的挽歌。但是，深入分析使我们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初步暴露了现代性的危机，现代性精神受到了质疑。不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也只是现代性精神的一次校正，是现代性主体的一次自我完善。因而，这种精神的还乡之旅本质上是主体性自我完善的救赎之路。

当人在熙攘的都市中饱尝都市生活的苦汁、感到悲哀绝望时，便试图退回到原初的状态，将目光投向乡村、故园。当然乡村故园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它也同样渗透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污染，无法给予人内心的安宁和平静。于是，作家在想象的世界中创造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世外桃源。这个田园是乡土想象的空间，是精神化的故乡。厨川白村认为近代所谓的“田园文学”描写的是:“一个人疲倦于都市生活之后，不由对幼少年时的田园风光或纯朴的生活，兴起怀念和向往之情，是属于‘思乡病’，要不就是说明一个人在饱尝各种刺激生活之后，宁静平淡的田园生活对他反倒是一种清新刺激。近代的田园生活多半是在这种心情下产生出来的。因而它绝不是纯粹的田园文学，它仍以都市生活为中心，充其量是属于都市人心中的田园文学而已。”①因此这种乡土和田园的取向是建立在都市批判基础上的，是饱尝都市文明挤压之后的“文学还乡”，也即人的自我救赎。中国现代文学首次出现了生态审美意义上的人性美。这种人性美是建立在朴素的自然观基础上的，是人与自然最完美的结合，是人与自然节律相谐相和的和谐之美。

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自然远未上升到一个独立的存在，在人的觉醒的启蒙主义思潮影响的时代背景下对乡土世界的回望，最终的指向是“人性复归”，这种复归“不是指向人的原始本性的复归，而是指从被异化劳动异化为非人的人向人的自由的类本质的复归”。马尔库塞在《自然和革命》中提出，要“解放属人的自然”，即“作为人的合理性及原始冲动和感觉”，在工业社会中，人已经接近动物属性，欲望、贪婪、冷漠、残暴……，这些原本不属于人类的属性已经逐渐异化为人的一部分，乡土文学就是出于对人性的沉沦和异化的焦虑而施予的拯救，无论是对自然美好人性的讴歌，还是对自然美的感悟，依然是人性复归的终极指向。自然美和人性美的结合，体现了早期生态伦理思想的审美追求。

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

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利用，人类的历史就是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历史。现代生态观也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分歧。人类中心论的代表诺顿认为，以感性的意愿为价值参照系，把人的欲望的满足作为价值的圭臬，而自然则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是这种理论的主题，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个人中心主义或人类沙文主义，因为它只以人的直接需要和当前利益为导向，而放弃了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这是强式人类中心主义，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首先肯定人类需要的价值和人的内在价值，人类尊重自然并不需要自然具有与人平等的内在价值，只是因为同是生命联合体的成员。自然中心论分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大派，认为人们之所以对物种负有义务是因为他实际上是对动物或植物个体负有一种间接义务。一切生命之物都应该纳入道德义务的范畴，生态中心论则强调自然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把物种和生态系统这类非实体的整体视为道德关怀的对象。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争执至今依然是个理论困惑。

人类的生存应该是第一位的，人类的生存是在对自然的消费和利用中实现的，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不应该是生态中心论所反驳的焦点，然而，在人类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导致了自然界的生态危机。因而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实现人的主体性，如何合理地利用自然，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恩格斯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是一条曲折的道路，正是不合理的利用、征服与控制直接造成了时下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现实。回顾中国20世纪文学史，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始终贯穿其中。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是一个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自然与人类一同遭受着战火的蹂躏。民族的生存危机使文学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启蒙主义的重任，探索救国图强的出路。

当民族的生存危机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时，作为人的生存便成了第一要务，无论是文学还是社会实践难免会围绕着“人”这一核心观念，一切从有利于人、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一主题出发。当民族的危机严重时人的中心意识会无限扩张，主体意识的崛起终于在高扬的理想主义旗帜下走向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人定胜天”的口号，就是人的主体意识扩张之后的反映。这种主体意识的扩张势必会造成人和自然的对立与冲突。在中国尽管有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但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在中华民族生存和危机日益尖锐的20世纪上半叶，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紧张直接反映为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这是因为人凭借自然而存在，并且自身就是一种自然。因此“人同自然的关系即人同自身的关系，人同自身的关系也就是人同自然的关系”。

人和社会都是“人化的自然界”，人是依靠对于自然的人化才得以造成自身、造成社会、造成科学、造成艺术，以至造成属于人的一切。在人和自然界之间有一个适可的限度，当人使自然界成为人的，而人却不属于自然界，那么人成为自然的敌人，人会遭到自然的惩罚。所谓天灾、人祸就是自然对人类的警告和惩罚。在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当前，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处于一种紧张的失衡状态，人类已经无暇顾及人所存在于其中的自然界，人们只看中自然的功利价值，它的工具性。罗尔斯顿认为自然承载着相互交叉的多种价值，如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价值、稳定性与自发性价值、宗教象征价值。

在这些被发现的价值中多数是从人类的自身出发，赋予自然的各种价值。其工具性的价值在人类的眼中被无限放大，为了求生存、求温饱，人类甚至无限地从自然身上索取一切，自然不仅是人生存的环境而且也是生存的工具。作为生存的空间和工具，土地和故乡、家园、国家在文化上有着共通之处，土地不仅仅是工具，其独立存在，具有内在的价值。艾青深情吟诵:“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在土地诗意表达的背后是土地被忽略和置换的内在价值，土地已不全是本质上的土地，而是被赋予了更多文化的、政治的、象征的意义。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现代性的困境所带来的环境危机逐渐显露并加剧，甚至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口增长、温室效应、酸雨、核威胁、资源短缺等将人类置于危机重重的境地。西方学者警告:“作为整个星球的事件，人类控制自然的不断上升的趋势，已带来地球上各种各样杀伤能力的增长……［人的］侵犯生命的能力……已威胁到整个星球生命体系的平衡。”发展与危机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困惑。工业化的危机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时代。而后现代主义时代已经开始寻求解决危机的出路，正如伊格尔顿对这一时代语境的总结:“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时代越来越具有既从自然离开，又迅速向它回摆的特点。一方面，现在一切事物都是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从文明的狂妄野心中拯救一个受到损害的自然。”〔20〕人的霸权遭到解构，生态主义和生态美学已经在这样的语境中孕育，生态审美意识也逐渐成为文化和文学的自觉追求，影响着当代文化和文学的走向。

作者：隋丽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