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高等美术教育各流派的价值范文

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美术革命》一文提出“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说》中说：“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用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园风景。”

可见，当时的中国绘画所面临的选择也是走学习西方的道路。可见在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中对于传统的回顾与研究，本身就伴随着对中西文化艺术的比较和分析。那个阶段的美术教育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基本雏形，它为以后的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以徐悲鸿为代表的洋为中用的改良主义、以林风眠为代表的中西调和的融汇主义、以潘天寿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所创立的美术教育体系和教学思想影响深远，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大主义”思想流派，并为中国美术教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一、“三大主义”流派的美术教育理念

（一）影响深远、洋为中用的改良主义

作为20世纪初美术改良主义领军人物的徐悲鸿先生，侧重于以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绘画。他反对矫饰浮夸的西方现代派艺术，认为“这种形式主义之无根，对现实不诚不实，乃研究历程中的绊脚石”。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吸收西方写实造型的透视、解剖、色彩、构图等方面的技巧与法则，认为艺术家对待艺术应该和科学家一样具备求真精神，要以素描为基础来研究绘画艺术。当然徐悲鸿并非是以西洋绘画来取代中国绘画的全盘西化，而是一种洋为中用的改良主义。他和康有为一样，坚决反对四王泥古不化的颓败之象，非常崇尚唐宋画学雅致和谐的写实风格。他所提出的“新七法”即为针对中国画学墨守成规的旧态进行改革的具体训练标准。徐悲鸿自谓其改良论的主旨是：“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可见，徐悲鸿的美术教育观点在于借鉴西方艺术的再现体系，改造中国美术之不足，培养新一代中国美术人才。

（二）博采众长、中西调和的融汇主义

与徐悲鸿同时留学法国的林风眠先生在1928年到1939年执教国立杭州艺专期间，同样重视素描教学，他主张用全新的写生理念医治传统的模仿抄袭对中国绘画造成的伤害。但因林风眠更倾心于艺术不问政治、不附属于任何派系的独立人格，在教学实践中他强调个人自我感受的表达，重视艺术的自律性，非常支持学校师生自由的创作。他偏爱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对于学校教师的创作也采取宽容的态度面对，支持教师采用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其中当然包括创作现代派手法的作品，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了解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也认识了西方现代派的艺术魅力。林风眠“学校艺术教育应以促进社会美育为宗旨以学校作为艺术活动的中心；沟通中西新学，师法自然与基础训练并重；有一个臻立于新艺术教育的群体”等美术教育观点，是对蔡元培“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样一种宽容、自由的学术主张的继承。他提倡广泛吸收西方各流派艺术之长，融汇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实为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搭建了一个中西平等交流、互通有无的理性平台。

（三）立足于民族传统、古为今用的民族主义

潘天寿先生在1928年至1939年出任杭州国立艺专国画系主任期间主张美术教育要借古开今、古为今用，是继陈师曾之后，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界反对全盘西化的民族主义旗手。值得注意的是，潘天寿的“借古开今”并非以古代今、以古衡今，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抛弃了古人画中的小我，追求的是与时代同步的大我，扫尽了明清以来风行的柔弱气质、追求蕴含民族气魄的霸悍风骨。在美术教育上潘天寿提出“继承前人是为了革新”的观点，竭力主张“站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革新中国画，各各寻求前进的道路”。面对西画引入给中国画造型带来的种种好处，潘天寿梳理了从秦以来西方绘画流入中国的历史，得出“原来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的结论。对于中国油画的教育和发展问题，潘天寿同样认为应吸取西洋艺术之精华，以丰富民族艺术，使西洋油画为我民族化。他曾说：“只要今后努力不懈深入研究民族风格，同时吸收外来营养，把中国和西洋很好结合起来，可能性常一种很好很高的民族绘画。终臻妙谛，屹立于东方和世界艺术的顶峰。”潘天寿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创作理念，这种力求将西方艺术技巧和精神，摄入到本民族的血液中去，从而发扬民族艺术的做法，虽然步履维艰，但无疑是让人喜出望外的。

二、对三大主义流派思想的评析及其现实借鉴意义

（一）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不能盲目追求中西合璧

徐悲鸿先生推崇绘画中的“写实主义”，非常重视绘画的社会功能，这无疑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成为中国美术教育领域的里程碑式人物。但如今看来人类的视觉经验并非只有“写实”所能穷尽的，以写实服务于现实也并非美术的全部功能。这种以艺术上的“唯实论”作为衡量一切艺术的标准，形成了艺术上的“形而上学”。林风眠先生所强调的是学生自我感受的流露，重视人类深层次的感情体验，相对更好地把握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所信奉的“美育至上”，即“美育代宗教说”与“艺术救国”之路根本无法实现。无论是“洋为中用”以西画表现客观物象的准确性来改造中国绘画，还是“中西融汇”以西方艺术的现代主义形式和中国水墨画相结合，用对物象的“单纯化”手法取代中国画写意的笔墨程式的美术教育理念，都是从一端切掉了中国文人画的写意传统，从另一端又切掉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传统，以西方艺术的古典性取消中国艺术的优良民族传统。这显然是不能被当今的美术教育所完全接受的。相对而言，潘天寿以“中国画要走自己的路”，“东西方绘画应有各自的高峰”坚持了中国美术教育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其“借古开今”的思想不仅适用于中国画，同样适用于其他艺术门类。

（二）借古以开今是发展当代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必行之路

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审美心理等各不相同，造就了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其艺术也就有各自特点。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把人与宇宙万物看成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的辩证思维模式，同西方绘画崇尚科学和逻辑思变的思想相差甚远。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代表艺术家学识、阅历、人格等多方面修养的特质，从本质上讲不仅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体现。通过上文对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史中三大主义的回顾，我们清醒地发现当今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必须走民族化道路，应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还要合理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精髓。

在当今这个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社会环境激烈变革的大背景下，那些倡导继承传统文化的诸多艺术大师们，他们或用作品或用理论所固守的自然是那些无法隔绝的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人文思想与审美理念。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学习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合理吸收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艺精髓，为我国的高等美术教育不断补充新的营养。这种横向的开拓定会为本民族的美术发展提供动力。同时我们要注意既定的观念仅仅是历史的观念，要根据时代与事物的不断发展而改变，不能被所谓的传统蒙蔽了视野，束缚了前进的道路。勇敢的面对、积极的吸收、广泛的接触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考，这也正是艺术能够日新月异的动因，它将使中国美术具有无限生命力。

三、结语

美术教育制度会随着社会的前进有所改变，美术教育实践也会因为诸多现实问题而困难重重。但对于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的回顾，绝不是管中窥豹，而是想要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发现其中隐藏的现实意义，为当下的高等美术教育提供一个起点和路标。我们必须以历久弥新的中国传统美术为发展的基点，理性对待外来艺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实践美术教育。即在借古开今的基础上，与西方美术互通有无，融汇交流。

作者：张若滢单位：中原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