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世俗理论浅析范文

作者：李琼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在当代社会伦理学研究中，很难有像世俗化这样一个议题，能够不断地激起人们的热情。不同学者和不同专家对于世俗化理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争论不休。然而，对世俗化理论的否定、批判和修正虽然可以说不绝于耳，但争论并未达致共识，或者说也不可能达成共识。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世俗化理论（或者说被修正的世俗化理论）又层出不穷，引起学者们更多的关注焦点。本文拟集中介绍经典世俗化理论、精英世俗化理论和新世俗化理论这三种目前在美国讨论得最多，可以说是主流的理论，并尝试对它们进行综合评述。

一、经典世俗化理论（SecularizationThesis）

美国国内学者对经典世俗化的讨论很激烈，总体来说，他们认为在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冲击下，要用科学与理性的术语对人的行为和其他现象做出解释和论证，进而取代用现实的超自然力（或者说用神来解释）的唯心论价值观倾向。赞同这种观点的学者们把世俗化趋势视为用科学原则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来取代唯心主义世界观。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西方现代科学的开端———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欧洲正在进行思想上的自由探索和社会科学革命。思想上的自由探索主要是在人类精神领域掀起的革命。文艺复兴运动使得人们长期被禁锢的心灵和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解放，教会对人们的思想控制被打破，“精神领域旧有的绝对权力（指欧洲教会拥有的权力）被推翻，”这使得人们在精神上进行自由探索成为可能。而发生在科学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革命无论从历史的还是现今的眼光看，都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在思想上的自由探索风气使人们开始具有在自然界中寻找真理的信心，科学开始萌芽发展，科学家第一次敢于把宗教对现实的观点置于一边，或者说至少是暂时地置于一边，以便达到对材料的客观考察和估价。社会科学革命被视为人类了解和控制自然的一把钥匙，是促进繁荣的一种途径。人们开始用理性的观点来审视和判断一切事物和社会现象，任何不符合理性的东西与观点都被抛弃在一边，科学活动气氛浓厚。

经典世俗化的观点认为不要相信任何不能为经验所证实的关于人、世界或宇宙的说法。虽然有一些人是以恐慌或以高兴的态度来看待以科学方法代替非理性的信仰，“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把这种世俗化看成是一种趋势，在这一趋势中，人们对神圣和超自然现象表现出越来越少的兴趣，而宗教学说和机构则失去了其威望和影响。”于是，社会越现代化就越世俗化，社会种种制度也日益理性化，“换句话说，这种情形也是由于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专业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一致，并且部分地由此而产生的。”这种观点认为应该从经济制度的世俗化、政治制度的世俗化、文化层面的世俗化和意识层面的世俗化来理解和解释。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不再对自然界带有莫名的恐惧，相反，它早已成为人们经济活动和科技征服的对象。随着经济制度受到世俗化影响，政治秩序世俗化的倾向也开始存在了。政教分离就是最好的证明，它包括宗教与世俗国家政权分离和宗教与公共秩序治权分离。世俗国家贯彻政教分离原则的关键是“立法规定任何宗教派别、教会组织不得以其教义支持某一政治观点，不得参与政治党派及其角逐竞争，不得享有政府的特许优惠，神职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职务，同时，国家政权不得支持任何教派的信仰教义，公众舆论也不得对世俗行政事务进行宗教性谴责。”随着政教分离政策的贯彻，不断发展的社会组织的理性化几乎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对教育和文化机构的垄断，不再是教会的特权，相反，它们成为世俗政府和世俗社会管理和控制的部门。美国最高法院曾经企图从公共生活中，特别是从公立学校中消除宗教的成分，因为在公立学校中进行宗教教育引起人们的反对和质疑。

依据经典世俗化理论，神圣化和世俗化这两种文化是相互对立有着完全相反的发展逻辑的。世俗化的发展最终结果就是渐次地、不断地把有神论观点从文化领域乃至于其他领域中排除出去。在整个社会日益世俗化的趋势下，人们会对神圣和超自然现象表现出越来越少的兴趣，一些有神论的观点和机构则慢慢失去了原有的威望和影响，其可能的最后结果就是一种没有宗教的社会出现。事实上，在美国，宗教在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局部领域，仍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主流宗教的重建兴起，新教福音派（Evangelical）和基要派（Fundamentalist）势力空前高涨，走出其退居和守护的私人领域而重新活跃于公共领域；道德多数派（theMoralMajority）的异军突起，宗教持续不断地服务于美国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和社会秩序合法化；宗教组织越来越多地卷入政治，道德多数派、基督教之声等政治组织的形成，各派在反堕胎等政治运动中的合作，以及竞选意识的加强，都反映了宗教在如今对世俗机构和势力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于是有的学者认为当今美国社会面临的不是宗教没落的危机，而是“世俗化理论的危机”。

Stark和Bainbrige在1985年和1987年提出用经济模型理论来反对世俗化理论。他们认为，包括任何宗教活动的宗教经济和其他商业经济一样，都包含着潜在客户和显在客户，宗教经济也应该像其他实体商业经济成立公司一样，来成立宗教组织机构，为不同的市场需要服务。个体行动者的宗教行为可以看作是以计算代价或利益的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为基础的消费行为，宗教机构或团体则可以看作是提供宗教产品的企业。只要政府不干预，宗教经济是可以按照上述模式繁荣发展的。另一位学者Finke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政教的分离可以导致宗教派别的多样化，而按照经济学理论，多样化可以导致竞争，竞争最终走向产品的特殊化，以便来迎合消费市场，这些都引发了高度参与性。在这种连锁反应中“，看不见的手”在起着自然的调节作用，使得宗教有着其生存的空间和价值。这个模型被美国的学者们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过实证研究。他们在不同国家、不同洲际的不同城市进行过考察并进行分析。他们发现经济模型是支持宗教多样化的，即宗教经济模型最终会实现宗教多样化，而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宗教会最终走向消失（disappear）。这样，宗教在现代化美国的高度繁荣是经典世俗化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而用经济学模式就很容易理解了。根据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原理，一个宗教企业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在宗教市场中满足消费者需要的能力；而一个宗教市场兴旺与否，则取决于市场开放的程度与企业竞争的水平。

二、精英世俗化理论（TheEliteSecularizationThesis）

经典世俗化理论不能解释美国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因此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修正和补充，“精英世俗化理论”就是其中之一。“精英世俗化理论”解释了在公共事务领域由于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引起的种种问题。提倡这种观点的学者以美国的理查德•J•纽豪斯（RichardJohnNeuhaus）为代表，他的代表作《空荡荡的公共广场：美国的宗教与民主》（NakedPublicSquare:ReligionandDemocracyinAmerica）在上个世纪的美国国内引起很大反响。纽豪斯对宗教和政治的关系作了很多探索性研究，他认为政治其实是文化的一个功能，而宗教是文化的中心，文化是宗教的形式，他进一步提出了公共广场理论（thepublicsquare）。他的理论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全新的概念。他把美国的政界形容为公共广场，认为如今公共广场已经空荡荡的了，因为宗教已经从政界退居到私人领域，宗教所提倡的重要道德资源已经从公共广场中被排挤出去，公共广场将被理性的、体现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所占据。很多学者认为纽豪斯的公共广场理论是对美国公共事务领域的真实写照，认为这种公共广场理论对美国公共事务领域的解释可以很好地解释美国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而引起的种种社会问题。公共广场理论事实上指出了美国公共事务领域的世俗化趋向。同时，纽豪斯的精英世俗化理论的最终意思就是：在美国，一些为数不多但很有影响力、很重要的精英阶层（newclass）力图将以传统信仰为基础的道德观点从美国政治生活中排挤和放逐出去，用权利、效率和使用来取代道德责任和精神真理。纽豪斯认为美国公共事务这个公共广场已经被精英阶层打扫得空荡荡，这些精英阶层的人们把以传统信仰为基础、人们所信奉的旧有观点从美国政治生活中，从美国的公共事务中排挤和扫荡出去，使世俗化理论得到充分发挥，广场变得空荡荡。但是事实上却并不是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共广场并不是只有传统的道德观点和价值观点，当它们从公共广场里被排挤出来的时候，也并不意味着公共广场上是空荡荡的，虽然传统主流的观点从美国政治生活中被排挤和放逐出去，但是美国提倡的自由和多样化使得空荡荡的公共广场也许不是那么空荡荡。

而斯蒂芬•卡特（StephenL.Carter）则更进一步发展了精英世俗论的观点，他在1993年出版过《不信仰的文化：看美国的法律与政治如何让宗教热诚变平凡》（TheCultureofDisbelief:HowAmeri-canLawandPoliticsTrivializeReligionDevotion）一书，这本书曾经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强烈推荐过，美国国内学者宣称这本书是了解美国文化和政治的钥匙，美国国内人民对这本书也持肯定的态度。在卡特的这本书中，他提到了“不信仰的文化”（thecultureofdisbelief）的观点，他认为在现今的美国社会，法律文化和政治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文化的世俗化进程，使得人们进入到世俗化文明的时代，对非理性东西的信仰变得无足轻重，也不再适合在公共场所谈论此类话题。在公共场所进行信仰活动或者某种崇拜行为被人们所质疑，因为人们认为此类信仰或者观点都是不理性的、不科学的。卡特在这本书里进一步把公共广场描述为公共道德和政治观点冲突的角斗场（thearenainwhichourpublicmoralandpoliticalbattlesarefought），他还认为现代文化鼓励政教分离的原则（Cultureapplaudstheprincipleoftheseparationofchurchandstate），非理性的信仰主要存在于普通大众之中，它们很少对政治精英产生影响，因为政治精英往往是世俗化的，他们对公平、效率的考虑大大超过了道德责任感，而以法律、媒体和教育机构为标志的美国不信仰文化才是合理的、理性的。这种不信仰文化形成了“世俗的”精英和“宗教的”大众之间的对立和差距。斯蒂芬•卡特的“不信仰文化”理论虽然指出了是由于媒体、法律和教育机构为标志的不信仰文化造成了信仰文化变得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但是他却没有完整地解释这种不信仰文化产生的根源。这种不信仰文化的最初可以追溯到美国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一名27岁的名叫RoeV.Wade的妇女有合法的堕胎权利。但是，用这个案例来解释不信仰文化的根源显然是不完整的，连卡特自己也说过“hereislittleevidencetosupporttheideathatmostAmericansprefertothinkofthereligionsasremainingoutsidethepublicsquare.”意思是很少有证据可以证明美国人是赞成宗教是可以排除在公共广场以外的。

诚然，在现代的社会里，很多教育机构、媒体和法律组织确实是相当世俗化，他们倡导不信仰文化理念，但是并非是所有的“少数精英”都是这样，事实上，传统的价值观念仍然影响着美国人们的大部分行为，在诸如政府官员和国家首脑的选举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曾对美国总统选举作出过这样的总结：“白宫是美国民族的神坛；总统是这个神坛的牧师。”作为最基督教的西方国家———美国，其宗教界的知名人士不但是国家和民族的精英，而且常常成为政界不可忽略的积极分子或力量，这就使得美国总统和美国的各个政党不能小看这些推崇信仰文化人士的社会价值。总统选举和各个政党都和推崇信仰文化的利益集团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这些集团也用自己的道德观点，价值观念在影响着政界的活动。就连号称最世俗化的学术和新闻界也并非清一色的反教。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对一些宗教信仰研究的重视和宗教话语的迅速增长，表明完全敌对的精英也许并不存在，而不少所谓精英刊物不仅不反对宗教而且反对敌视宗教。精英世俗论对精英的评价过于简单划一。

三、新世俗化理论（NeosecularizationThesis）

美国世俗化理论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新世俗化理论”（Neosecularization）。提倡此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DavidYamane等。

要提到新世俗化理论得先从世俗化理论的新旧范式说起。以杜尔卡姆、马克思•韦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一些原有的价值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彻底变化更新着，这种观点在美国学术界被称为是世俗化的旧范式，他们认为原有的一些价值定位，人们对某些事物的看法都在改变，这种改变主要发生在宗教组织机构内部，人们越来越注重现代世俗化的科学文化知识及其应用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换句话说，宗教的意识在人们心中慢慢失去原有的主要地位。然而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美国的一批学者就从若干经验研究中产生了对世俗化命题的怀疑。他们试图寻找新的研究范式，并对旧范式的理论提出质疑。这里引用美国学者Finke和Stark在《美国教会化》（TheChurch-ingofAmerica）一书中提到过一个调查来说明质疑的理由之一。Finke和Stark通过长期的文献和调查研究得出，在1776年到1990年之间，美国人对于宗教的忠诚度由17%增长到了60%，这一调查和世俗化理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事实上很多美国个人虽然不参加教会的“公共”宗教活动，或者在公共事务中虽然拒绝接受宗教的影响，但仍然保持着宗教信仰。

在世俗化理论的新旧范式之争中，新世俗化理论产生了。以DavidYamane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现代化社会的世俗化不是宗教的退让并最终消失，而是它基于现代化力量而发生了一些改变。他还认为宗教不是退守，而是宗教势力范围的缩小，具体来说是宗教机构的影响范围在减小。宗教用社会力量，至少是超自然和神灵的方式来实施它的内部秩序和控制信徒行为来达到宗教目的。因此，当宗教势力的范围在减弱时，世俗化就产生了。新世俗化理论的众多学者也质疑过世俗派提出的关于宗教消失的调查数据，认为新世俗理论证明宗教的影响减弱所引证的数据是并没有从社会层面进行检验，只是从社会机构和个人的层面上进行检验，没有考虑到宗教对社会的宏观影响，所以并不能说明宗教对现实宏观的影响在减弱，相反，人们的精神关怀并没有像标准的世俗化所预言那样在逐步消失。因此，世俗化过程实际上只不过是宗教从社会机构和公众领域向个人领域转移，这并不意味着宗教的影响在减弱而是它的作用方式在转移。一方面，世俗化意味着建制宗教及其机构对分化后的其他社会领域以及个体宗教生活的影响力下降；另一方面，世俗化意味着个体在宗教制度失去了信用后转而以种种非制度化的社会方式构建其宗教生活。Chaves认为应该把如今美国社会的世俗化现象理解为宗教权利范围的退让，具体来说，就是宗教权利组织影响范围的退让。

新世俗化理论也有它的理论局限性，它虽然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据，但是与目前人们所常见的宗教或者教会对许多信徒或追随者仍有较大控制力和影响的现实不符。对于这个现象可以用“信而不群”（believingwithoutbelonging）来概括，即个体宗教性的活跃与宏观层面上宗教的影响力衰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一个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信徒，并不一定要通过接受宗教教会的熏陶和指导，参与集体的仪式实践来建构其宗教身份和宗教生活。其次，对于中观的宗教其内部机构来说，它包括传统宗教的制度性失控以及各种新的宗教社会表达方式的增生。

此外，虽然传统信仰和价值观在很多社会中失去了权利和影响力，但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信仰观与其实践仍然继续存在于个体生活之中，有时候它们采取了新的组织形式，有时候还导致信仰狂热的巨大爆发。在国际范围内，几乎各地都存在保守的或是正统的传统回归运动。如果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中，一些信仰组织对世俗化的调适就能使它们存续下去。但事实是，一些信仰群体存续下来，甚至更加繁荣，但它们并没有努力根据毫无事实依据的世俗化要求调适自身。简单地说，试图把宗教根据世俗化要求而变得更加世俗化的实践普遍失败了，那些试图顺应被它们所感知的现代性的宗教运动和组织在世界各地都衰落了，相反，那些在信仰与实践上洋溢着保守的超自然主义气息的宗教运动却获得了广泛的成功。比如基督教福音主义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就表现出很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其所在的国家引起影响力深远的文化变革。同时他们参与政治，对各个国家的政党影响很大，左右着执政党的决策，它们在男性与女性关系上、儿童抚养与教育上、对待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态度等问题上都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对此的态度变革。

对于世俗化的理论，美国学者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都有丰富的研究和论战，正是由于世俗化理论的推动，美国的研究才得以长期蓬勃发展，本文所尝试做的研究和梳理就是在美国国内学者研究基础上的思考，尽管这些理论各有优势和局限性，但他们已经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某些道德观点的理解，也开拓了我们的思想，为我们解释美国文化现象提供了便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