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学探索方法范文

作者：张志丹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比较经济伦理学的合法性

经济伦理现象如同普遍的“以太”，在社会生活之中无处不在。由于经济伦理现象具有明显的偶然性、变动性，研究者无法控制与经济伦理现象有关的所有变量，因此，经济伦理的研究难以通过实验方法探索、发现和验证规律，而只能撷取比较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和统计方法等。著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约翰•穆勒的归纳五法(包括求同法、求异法、异同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就是比较方法。他甚至进而认为，由于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往往是不明显的、复杂的，研究者不能从直接观察中得出，因此，考察这些现象只能用比较方法，这是社会学研究唯一适当的办法。

这是在最普遍、最普世性的意义上来界定比较方法。尽管比较方法非同一般，但“测不准原理”依然存在，可这不是否定经济伦理现象的比较研究的合适理由。这是因为，经济伦理现象和主体的经济道德行为并非宛如“一团乱麻”般的杂乱无章，并非完全无规律可循。经济道德行为是行为主体为实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存在一定的普适性的规律性，可以观察、认识、说明和解释，只是不必苛求其量之“精确度”而已。人所共知，比较是人们观察、认识、说明和解释客观事物的基本手段已经被运用到门类繁多、林林总总的学科群体的研究中。许多思想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比较方法在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同，并在研究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诚如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把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显而易见，比较方法固然也能够成为人们观察、认识、说明和解释经济伦理世界的便捷工具。比较方法不仅可以形成科学概念，而且可以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实际上，即便对技术性知识的探求对经济伦理研究来说并非无关宏旨，但技术性知识的获得却不是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宏旨与目标，因为它是以规范性知识的获得为鹄的，这也为比较经济伦理研究的存在合法性预留了空间。总之，比较方法的优势、经济伦理的特质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价值旨归共同构成了比较经济伦理学建构的合法性。但是，强调比较的价值并非一般地为研究而研究，简单地“跟风链接”“概念平移”，更为重要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在综观国内外经济伦理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做出的客观而理性的抉择。

毫无疑问，经济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战略的创新与明晰化。而创新的逻辑前提是对过去研究的缺陷、不足或错误及消极“路径依赖”的深刻洞察。否则，非(前)反思的自发性研究绝不会有真正的研究创新。经济伦理学研究起主导性作用的路径，不是在总结正确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不断“试错”或“纠错”过程中披荆斩棘、开拓前进的(所谓“非非”)。

无可否认，比较方法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经济伦理学的酝酿、创生、嬗变和发展。就积极的方面看，事实上，在经济伦理学发展史上，一些经济伦理学家已经成功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定性(或与定量结合)研究、发现因果关系，并以他们自己的“现身说法”确证比较方法的应用空间和生命力。比如，著名德国经济伦理学家马克斯•韦伯可以说是比较经济伦理研究的典范人物，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通史》《儒教与道教》《经济与社会》等有关著作中，比较研究了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他通过典型而系统运用求异比较法，得出一个有力的结论:渗透在西方文明各方面的某种特殊的理性及独有的经济伦理是资本主义在西方率先产生的原因。同样，著名的美国经济伦理学学者詹姆斯•C•柯林斯和杰里•I•波勒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运用求异比较法，得出了绩效卓越的企业获取成功的一些特征。威廉•乔伊斯和尼汀•诺瑞亚合著的《4+2什么对企业真正有效》一书则运用共变法，把成功企业的成功因素这一难题给挖掘出来。而著名美国经济伦理学学者林恩•夏普•佩因的《公司道德:高绩效企业的基石》一书中，综合运用了多种比较方法论证了公司道德的合理性理由和合法性价值。同样，中国经济伦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比较强烈的“他者意识”，在参照、比较过去和国外经济伦理的基础上研究当代经济伦理问题;一些经济伦理学学者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方法，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就。这些系列典型个案有力地证明，比较方法确为具有普世性和生命力的经济伦理研究方法，张扬其价值意义大有必要。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国内外经济伦理学的比较视阈依然处于“零敲碎打”“东鳞西爪”或者“单兵作战”“散兵游勇”的自由涣散状态，这一问题对学界来说或许是某种“集体无意识”。在学科建设层面上以一种高度而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明确提出建构比较研究的构想，对如今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来说确乎成为一种“奢侈品”。实际上，比较视角的缺失是导致经济伦理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积重难返，且难以纵深推进、实现突破的一大根源。没有理论的彻底性、深刻性，实践的对症下药和立竿见影也必将成为海市蜃楼般的空幻。即使我们不能说，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经济伦理学已经陷入尴尬、失语的境地，但研究成果的“扁平化”“低水平复制”、理论穿透力的钝化，创新能力的孱弱已经不容置疑地表明它遭遇到了巨大发展“瓶颈”，“上不去、下不来”(即理论的抽象提炼与实践的操作路径双双受挫)情况已然成为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与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和政治学等强势学科相比，理论的解释力和学科的竞争力与其说达到了理想境界，不如说尚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这也是令人汗颜、难以启齿的一大憾事。诚然，我们可以将其归咎于起步时间短等诸多客观原因，但主观原因无疑更为凸显。因为欠缺所以显得必要。因此，明确提出比较视角并倾力建构比较经济伦理学恐怕是学界难以推脱的历史使命。职是之故，在学科建设的高度上，让比较视角从“边缘”走向“核心”，由“特殊”走向“一般”是创建比较经济伦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根据上述基本价值判断，我们恐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实践层面，将比较学科视域楔入经济伦理学、从而构建比较经济伦理学不仅具有可能性、必要性，且具有合法性。

二、比较经济伦理学的学科特质

比较经济伦理学作为从比较伦理学(比较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交叉性的新兴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它以不同经济制度下的各种经济伦理现象、经济伦理模式和经济伦理具体问题为研究对象，从中探讨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以及不同历史背景、文化氛围之中的经济伦理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为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伦理实践和决策提供重要的学理和学术依据。从与经济伦理学的关系看，比较经济伦理学是经济伦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以比较的方法来观察、描述、说明和解释经济伦理世界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比较经济伦理学的涵义很广，它不仅是对不同经济伦理理念与制度，以及不同经济伦理模式的比较研究，而且更多的是对国内外的具体经济伦理问题，诸如生产伦理、分配伦理、交换伦理、消费伦理、市场伦理、商业伦理、对外贸易伦理、金融伦理、城市经济伦理、乡村经济伦理、经济发展伦理、劳动(失业)伦理等进行比照和分析。大致地说，比较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有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具体问题三个方面。国内外在经济伦理比较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创造了一些高水平研究成果。但从学科意义上看，比较经济伦理学尚未创立。不过，即使比较经济伦理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它仍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只是像宏观经济伦理学和企业伦理学一样属于经济伦理学的重要分支，其主要任务是丰富发展经济伦理学的内容，为经济伦理学理论的普遍化和精确化提供途径和方法。因此，如果脱离经济伦理学及其学术观照，无法讨论比较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和相关问题。对比较经济伦理学来说，正如黑格尔所言:“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

比较经济伦理学的特征是指区别于其他经济伦理研究方向的特质。它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跨越性。比较经济伦理往往不是研究单独一个国家的经济伦理，它是跨国的、跨地区、跨省和跨民族比较，即研究若干国家、跨地区和跨民族的经济伦理。比较经济伦理是跨文化的，即研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经济伦理问题。二是跨学科性。对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各种历史文化氛围的经济伦理进行历史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比较分析，需要有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熟悉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十分重要，这确是研究者的一大挑战，要求研究者必须不断重构自己的知识谱系和认知构架。但是研究的“归核化战略”是经济伦理学知识与方法，这是最为基本的学科意识，否则，必将落入漫无边际的“无根”状态。三是可比性。黄建中在其《比较伦理学》的《修订再版自序》中认为:“用比较方法建立伦理学，并暂设纵比、横比、同比、异比、同异交比五例，纵比溯及生物无生物之自然全史，不徒为人类历史上之比较，横比自以中西对斟为主，而横比之中亦寓有纵比。凡同比异比，皆纵横所共有，同异交比则同中求异，异中求同。”

的确，上述观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和助益。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了具有新旧之别的比较方法，他认为将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表面上相似的现象排列在一起的旧的比较方法不是真正的比较方法，因为它充其量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无法解决问题。比较并发现各种文化、各种社会现象的差异点是新比较方法的重点，它涵盖“共时性的比较和历时性的比较”。研究一特定时期的文化的本质与功能是前者的目标，研究文化变迁的规律性是后者的目标。瑏瑡具体对比较经济伦理学比较方法的运用来说，首先，要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个经济伦理问题进行比较，如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企业伦理进行比较;其次，要在对等的水平上进行比较，如经济伦理，可从概念含义进行比较，也可从其具体哪一方面进行比较;再次，再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经济伦理问题时，要注意到各国经济伦理的不同情况。比如，同样讲商业伦理，中国语境中的含义与美国语境存在差异明显，忽视这些进行比较就不具有合法性。比如，进行经济伦理的横向比较，应注意不能将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少数企业的伦理道德水平与另一地区或国家的大多数企业的伦理道德水平作比较。进行经济伦理的纵向比较，应注意不能将某一时期社会的实际经济伦理状况与另一时期社会的道德要求作比较，否则，得出的结论必然不具有科学性，也有悖历史实际。

三、比较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论域

关于经济伦理学的比较研究的关涉范围，有论者认为，应该主要关涉不同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与社会道德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固然，比较伦理学研究不可能悬置、无视这一方面的考虑，但中外经济伦理比较研究无疑是其主要内容。但不能忽视“外外”之间的比较，因为国外或西方经济伦理在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都各有特点甚至往往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因此，比较研究范围要关涉到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综合性比较，否则，难以洞达事物之究竟。

大体说来，比较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内容涉及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具体问题三个层面。比较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类别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各种经济伦理理念进行理论上的探讨，阐明它们的特点和规律。第二类是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具体经济制度、体制和政策的伦理问题。第三类是在某些经济伦理领域专题性的比较研究。例如，对各国的经济伦理结构、劳动伦理问题、农业伦理问题、财政伦理、金融伦理、商贸伦理、对外贸易伦理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恩德勒认为，就行为层面而言，经济伦理研究(至少)可以区分出三个质上不同的层次，其中每一个都包含着各自目的、兴趣和动机的行为主体:微观、中观、宏观层面。

微观层面着眼于单个人，即作为雇员和雇主、同事或管理者、消费者、供应商、投资者，他或她为了认识和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而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在中观层面上，至关重要的不仅是经济组织(主要是商业组织)，而且包括工会、消费者协会和行业协会等等的决策和行动。宏观层面包括经济体制之类，以及总体的经商环境:伴随众多的机构的、经济的、金融的、社会的和国际间的经济联系等等而来的经济秩序。

(一)经济伦理理念问题

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观点，一种知识的出现受到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决定和影响，复杂多样的因素形塑了经济伦理理念的“多样化”和歧异性，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应该看到，不同文化的“染缸”的异质性，其所哺育出的经济伦理理念亦不同质。比如关于人性问题，西方人的人性观相当长时期以来都是人性恶的假定，这以《圣经》为代表。因此，制度和法律必须跟上，以防范人性恶的带来负面效应甚或恶性膨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由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基础不同，有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经济伦理理念必然出现巨大的差异性。比如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经济伦理理念必然是集体和社会本位，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经济伦理理念则是个人本位，以个人利益为重心。但是，即使是在共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经济关系中，由于经济伦理学家的由于理论基点和观察视角的差别，他们的经济伦理理念也可能大相径庭、差距甚大。比如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还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主要学派霍曼的“经济秩序伦理学”、科斯洛夫斯基的“伦理的经济学”、乌尔利希的“整合性的经济伦理学”，分别代表了自由主义、传统主义、激进主义三大基本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理念是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具体问题的深层根源，从理念层面对经济伦理的横断面进行必要的切分研究，有助于从更深层次理解和把握经济制度和经济伦理的具体问题。反之，如果不深入到经济伦理理念的层面，对经济伦理的研究往往由于停留于经验和表象而失去其深刻性，也必将失去给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职是之故，比较经济理论学首当其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在于，对经济伦理理念展开刨根究底式的分析研究。

(二)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伦理问题

首先需要明白，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这也是与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中不同之处。所谓经济体制，“是在特定地理区域内进行决策并执行有关生产、收入和消费决策的一组机制和制度”，“广义地说，经济体制是由对稀缺资源的配置进行决策并且执行决策的各种机制、组织安排和规则所构成。”它“包括所有的那些结构、组织、法律与规则、传统、信念、态度、价值、戒律以及相应的行为规范。”瑏瑣显然，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由于经济利益关系的不同，决定其经济伦理观念及其有关问题也就不同。然而，即使在经济制度相同而经济体制不同的条件下，蕴涵的伦理观念也具有异质性。不同经济体制所实际蕴涵的伦理道德观念不同，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美国伦理学家•诺兰曾指出:“经济体制是一个价值实体，它包含着一整套关于人的本性及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价值。”“每一种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瑏瑤这种不同，不仅在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而且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经济体制也不相同，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奉行“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道德观，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则奉行“己他两利”的互利主义的道德观。瑏瑥对于前者，正如“如果赋予个人以迫求他私人利益的自由，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将使他们以对社会负责的态度相互行动。”瑏瑦对于后者，国家经济伦理制度、企业伦理制度不同，造成不同的原因何在?即使是同样的国家和地区，经济伦理制度、企业伦理制度也会有些歧异或者异质性，所有这些都需要比较研究。

(三)经济伦理的具体问题

经济伦理的具体问题从宏观到微观、从社会和企业到个人，纷繁复杂、不胜枚举。经济活动涵盖生产(劳动)、分配、交换和消费四大方面，与此对应的有生产伦理、分配伦理、交换伦理和消费伦理，还有衍生出来的生态经济伦理问题。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道德的经济作用、企业伦理、诚信问题、公平正义问题、产权伦理问题、全球伦理问题等。当然，由于企业是现代经济主体的核心，因而企业伦理问题是其中的中心问题。企业伦理也是一个庞大的研究方向，涵盖企业的本质、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竞争力、企业道德经营、企业伦理模式、企业人格化、企业灵魂、企业良心等。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要共时性的比较，不仅要研究这些问题在不同国家、地区的表现形式，以弄清其本质和性质;而且要历时性地比较分析同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和问题，以弄清其历史演变规律。如，为何我国过去曾经用以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现在变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意公平”?对这一问题需要采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结合的比较研究方法。

(四)经济伦理学的比较

研究比较经济伦理，离不开对国外学者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成果的观照。经济伦理学的比较也可划归“经济伦理的具体问题”的框题内，由于其特殊性，故而宜于专门研究。经济伦理学研究和实践已经成为国际化的潮流，关注国外经济伦理学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无论对了解和研究国外的经济伦理学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价值。可以对中西方或者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伦理学的发展现状、研究主题、理论特色、学术贡献和教育状况、经济伦理学家及其任务等层面进行比较，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伦理学之间的优劣短长，同时也可以更加深入了解欧洲和西方的经济伦理学有关发展历史与现状。这对于汲取西方有用的学术与理论资源为我所用，取长补短大有助益。比如，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非常注意学术研究与实践操作“对接无缝”“产学研一条龙”，这对中国的学界和商界都具有示范意义和警示意义。当然，从研究发展的趋势看，随着世界“收缩”和开放交流程度日益加剧，比较经济伦理学视阈中的经济伦理学比较，其范围和研究领域也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扩展深化。当然，比较关涉范围的分类，只是为阐述之便所作的相对性区分。在研究时，大可不必受此限制，可以打通并连缀起来相关层面进行多维度比较研究。

四、创立比较经济伦理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作为一个历史储备悠久而初现研究气象的学科，建构比较经济伦理学问题的提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和启发价值:一方面预示着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将以更加开放包容、气势恢弘的姿态面对国外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成果;一方面预示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更加学科化、专业化、细密化的研究路向。无论从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等方面都要坚定而明晰地进行历史性的范式转换，对经济伦理研究的“扩容、分层与提升”是经济伦理学发展的时代趋势，也是中国经济伦理学争取应有的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比较经济伦理学具有的学术理论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主要有四:

其一，有助于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的转换和革新，从而推进经济伦理学研究系统、全面而深入地展开和学科建设。就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学科体系尚属初创、远未形成涉及各个层面的较为成熟的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中西经济伦理思想的融会贯通尚很欠缺。比较经济伦理学确实为中国经济伦理的转型提供了较为合适的分析框架。经济事实与经济伦理理论的比较，我们过去有些经济伦理理论远远落后于经济实践，没法对经济实践做出回应。有些实践中已经在做的出现的好的经济伦理的例子缺乏必要的提升和总结。现在这种状况也仍然存在。这即是理论与实践之间比较的必要性。瑏瑧比较经济伦理学所研究范围关涉到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由于没有比较研究，研究的细腻和深入程度不够。从方法论层面来说，比较方法中经验分析、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对深化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在宏观制度、中观企业和微观个人层面研究的发展进步。

其二，有助于弄清当代中国经济伦理转型及其特质。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说过:“如果你认识自己已失去机制，就把你同别人进行比较。”同别人进行比较是认识自己的长短优劣的有效方法。因此，研究外国、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经济伦理，不只是为了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的经济伦理的特质。可见，对于中国经济伦理特别是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特质的把握，离不开比较视角。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通过比较，我们发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经济基础、社会根源、伦理思想根源、哲学根源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决定了两种经济伦理在性质、任务、核心观点、原则和功能等方面上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完全的相反。此外，还可以将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与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加以比较，这样，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优劣和特质就自然会清晰地展现出来。总之，从认识别人而得到的自我认识，是比较经济伦理所能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教益。

其三，有助于借鉴国外经济伦理学的思想资源为我所用。“他山之玉，可以攻石”。盖伊•E•斯旺森认为，没有比较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进行对比，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科学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议的。明显的和含蓄的比较充满了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角色之间的对比，组织之间以及社团、机构、会社和文化之间的对比，任何人都不应该为此感到惊讶。瑏瑨当今世界，各种文明相互碰撞激荡，彼此交融渗透。客观地讲，世界文明百花园中之所以百花争艳、姹紫嫣红就在于各种文明、各个民族都要自己的长处和优势，使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也不可能存在完美无缺的经济伦理思想资源。因此，为了防范自己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偏执”，只有经过比较加以鉴别。研究包括欧洲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美洲文明中的经济伦理，从中汲取对我们有益的营养。借鉴国外经济伦理学的思想资源是多方面的，有基本理念、制度模式和操作路径，包括其经济伦理学的教育和研究的现状等都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思想与智慧养料。

其四，通过包容开放、综合创新的比较经济伦理研究达成全球性“道德共识”，有助于国际经济伦理的建构和推广。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冲突日益频繁，强调和谐相处以及跨文化的平等对话具有现实的急迫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伦理问题应运而生。比较也是对话、交流。国际经济伦理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面临迅猛而来的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在多元文化历史背景、不同制度和体制下各国如何来建立一个健全而持久的国际经济伦理，必须对各国的经济伦理进行研究比较，重点在其当代状况的研究，尽管这种研究总会涉及历史研究。没有比较、对话和沟通，就没有对各国经济伦理的洞见，就没有对对构建国际经济伦理的“发言权”和“话语权”，构建国际经济伦理的道路必然充满更多的坎坷艰险。比较经济伦理的研究视阈由于其关心的是相互理解的发展以及消除实现国际间经济伦理学综合和互补的障碍，而不是阐述一种关于差异的理论，因此，比较经济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出应对挑战的方法，并可以向人们展示了国际经济伦理的丰富内涵及其在知识领域的广泛性，有助于国际经济伦理的构建、推广。在此，笔者仅仅粗线条勾勒了比较经济伦理学的“全景”及其研究的“路线图”，意在邀请学界同仁给力比较经济伦理学，尽快启动全面系统的研究工作，以使经济伦理学走出沼泽，并拓展中国的比较经济学的研究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