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地区考古学文学研究范文

作者：王嗣洲单位：旅顺博物馆考古研究室主任

公元前3000年以渤海海峡南北强强“融合”的考古学文化

小珠山一期和二期单一的器类和简单的区别，似乎说明了小珠山文化类型早期文化因素的单薄与脆弱，其实不然。这种具有特质的“土著”筒形罐从发轫至发展，贯穿三代至战国早期⑤。而压印“之”字纹嬗变为列点式乃至几何式的刻划纹，始终维系其中，因为它是几千年传统文化思维的物化，因而成为难以替代的主要文化因素之一。这又充分说明了这种文化因素的发展与强大。至小珠山三期这种主流文化元素依然强盛的同时，却发生了来自渤海南部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强大的北上文化冲击。

这种文化冲击直接导致辽东半岛地区南北强强文化的“融合”，致使其社会文化诸多层面发生了质的飞跃。首先表现在生活方面。大汶口文化北上与当地原住居民接触杂居导致文化上的融合，形成了多样的生活模式。生活用具的器类一改以往单一的以筒形罐为主，出现了多种器类。以郭家村遗址③④⑤层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器类为例⑥。ⅡT1H8:19鬶，深腹罐形，宽带鋬，斜平流，锥状足。ⅠT9③:22觚，仅存底部，平底。ⅠT6③:11豆，扩盘，粗柄，圈足。ⅠT6④:10盂，卷沿，腹颈偏下，平底，红地红彩，饰直线和斜线组成的网格纹。ⅡT5⑤:23盆形鼎，盆形，锥形足，小平折沿。除此之外，还有壶、碗、钵、杯、器盖等。纹饰上出现了彩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红地黑彩，多数为斜线三角纹(ⅡT1③:25、73T2③:10)和双勾涡纹(ⅡT8⑤:38)，有的黑彩与刻划纹组合成复合纹饰(ⅡT7③:25)。另一种是红地红彩，多为直线、斜线和三角纹(ⅠT4④:20、ⅠT3③:29、ⅡT7③:25、73T2③:19)。在所出土的各种器类的统计中，罐类36件，其中传统的筒形罐就占有29件，可见在强大外来文化冲击下，具有土著因素的传统文化并未退出先主的地位。但多种类型及多种色彩纹饰的涌进，所表现的进步的或先进的诸多文化因素，预示着本土传统文化存在的危机。生产方面出现了多重并进的发展态势。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领先于周边地区，而它的到来同样带来了包括农业生产在内的各领域的先进技术。除斧、双孔刀(ⅡT6⑤:12)增多外，还出现了镰(ⅡT2④:3)等一系列农业生产工具，磨盘、磨棒出土居多，分别为15件和23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时的农业生产规模，使本来薄弱的农业生产，发展成为占主要经济地位的社会经济形态。

农业生产的发展直接导致居住人口的增多，丰衣足食成为保障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大量的纺织缝纫工具成系列的出现是此时文化发展的又一标识。有陶纺轮、骨锥、骨针、骨梭和角锥等，其中陶纺轮和骨针最多也颇具特色。陶纺轮出土142件，多是专门制作而成，少见陶片制成。陶纺轮的轮面多饰各种刻划纹，有人字纹、花瓣纹、叶脉纹、列点斜线纹等，基本与陶器上的纹饰相一致(ⅡT6④:17、ⅡT5⑤:13、ⅡT8⑤:19)。点与线的组合在纺轮旋转的律动中，给人以放射性的美妙的视觉感受，易于增强人们对“实”与“空”的灵动想象力和创造力。骨针出土129件，有圆锥形，尾扁平，对钻孔(ⅠT6③:9)。有带棱，弧形，尾部上端有一凸棱，下有一平面(ⅠT7③:9)。具有与现代意义的针相一致的使用功能。以辽河流域为腹地的辽东半岛传统文化和以黄河流域为腹地的大汶口文化，此时在辽东半岛地区强强碰撞，使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极为活跃。综观辽东半岛出现的鬶、觚、盆形鼎和双勾涡纹彩陶纹饰等，当是大汶口文化的早期主要特征⑦，这一时期也正是大汶口文化比较强盛的时期。

公元前3000年后以渤海南部为腹地的“区域”考古学文化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小珠山遗址展开专题性发掘，其中比较重要的突破，就是在地层中甄别出含有“三堂一期”的文化层位⑧，进而从地层叠压关系上确立了其在小珠山文化类型期别系统，即分期中的“第四期”。目前属该期的遗址除三堂外，还有瓦房店交流岛的蛤皮地、旅顺大潘家早期(关于大潘家村遗址分期问题，原报告认为介于“小珠山中层、上层之间”。其实不然，若细检地层与遗物，应有早晚之别，另文再论)、石灰窑、砺碴台等⑨。这一期别的主要特征:陶器仍然以罐为主，还有钵和豆。陶质多为夹砂含云母黑褐陶和褐陶，体现在陶罐上，敛口，微鼓腹，口沿为三角形的泥条假叠唇。纹饰自口部始饰附加堆纹，在其上再饰平行线、短斜线、交叉纹、刺点纹、锯齿纹等各种刻划纹。腹部主要是纵向平行细泥条堆纹或横向波浪形扁平附加堆纹。

该期土著文化因素明显的同时，来自山东半岛的文化因素依然存在，如小珠山遗址出土的钵(T1512④A:2、T1512④B:2)⑩、三堂一期的三足钵，前者具有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后者又有白石村文化的因素。在大潘家遗址中还仍然有泥质红陶上刻划纹间绘红彩。刻划纹与红彩组成复合纹，当可视为迁住与原住居民在社会层面上的融洽与和谐，及文化上的认同与融合的结晶。从这些含有大汶口文化的因素来判断，当属大汶口文化晚期，也恰验证了该期的相对年代，即公元前3000～前2800年(或稍晚些)，进一步说明大汶口文化强劲北上始于其早期，而没落于其晚期。大约沉寂一段时间后，便迎来了龙山文化时代。

小珠山第五期正是强盛的龙山文化时代时间段。曾有学者在全面考察郭家村上层出土的器物后，很有见地地提出了“山东龙山文化郭家村类型”。笔者经过多年思考和观察，以为此观点毋庸置疑。在认同的同时，我们将讨论的是辽东半岛地区此时何以成为“山东龙山文化郭家村类型”的考古学现象。首先是空间层面上。由于辽东半岛处于辽河流域下游区域的边际，东北腹地的边陲———“天涯海角”，故文化的发展相对比较滞后，而传统的东西成了桎梏创新的羁绊，久而久之，形成封闭的弱势的单一文化状态。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自然会招致新的文化影响和冲击。其次是社会层面上。山东龙山文化通过一系列考古发现，文明因素纷纷涌现，且呈上升态势，其社会进步势不可挡。如在寿光边线王、邹平丁公及章丘著名的城子崖等地均发现龙山文化的城址瑏瑤。与此同时在郊县三里河、栖霞杨家圈和日照尧王城等遗址还发现了龙山文化的铜器和冶铜渣等。这些迹象表明龙山文化正处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之中，而这种社会变革直接伴随着社会的迅速分化与发展，导致该文化空前繁荣与发达，其强势文化形成的张力表现出对外交往的活跃与扩张。

再次是文化层面上。文化上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强势文化的扩张和大迁徙。此时的辽东半岛地区来自渤海南部的考古学文化因素纷纷涌进，在所发现的各文化遗址中大量出现了具有山东龙山文化特征的陶器，如四平山积石墓的、老铁山积石墓MI(3)单耳杯、郭家村ⅡT4②:38凿足鼎、上马石ⅠT5④:41环足器、郭家村ⅡT7②:39圈足盘、ⅡT8②:39的瓮、三堂二期ⅠT204④A:2钵、大潘家T3②:7提梁钮器盖等。具有土著特点的筒形罐处于颓势，形态上变得更小，数量上变得更少，如郭家村ⅡT5F1:5、73T1F1:212等，而鼓腹罐呈上升态势增多。通过上述分析，处于渤海南部的山东龙山文化其强劲的发展张力，必然导致它的发展空间向四周扩张迁移，而此时的辽东半岛地区由于文化背景所致，自然也就成为它的发展势力范围，以至于成为以渤海南部为腹地的山东龙山文化北移文化区域“山东龙山文化郭家村类型”。

余论

考古学意义上的辽东半岛地区，是一十分重要的考古研究区域。随着考古学研究在此区域的逐步深入，区系文化类型的建立及分期的渐次明朗和系统，迫使我们在此基础上对以往的重新认识和再检讨，因为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本文所探讨的正是有此初衷，目的是在重新认识和再检讨的基础上，完善固有的认识，祛除过往中的糟粕，以利于更深层次的研究。本文在探讨中始终在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墓葬问题。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强势发展北上进入辽东半岛，使得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层面、文化层面发生了质的变化，最终成为其势力发展的文化区域。文化的融合和发展最终也要体现在考古学文化上，但是在葬俗反应上，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墓葬在辽东半岛的文化区域内始终未有发现。当然在辽东半岛早期的土著文化中至今也未见到墓葬，这或许是一个待解的迷。以致成为“山东龙山文化郭家村类型”区域之时，所发现的墓葬不是“土坑墓”，皆是土著文化固有的“积石墓”瑐瑠，且往往呈现的是积石墓的葬制，随葬品中总是有典型的龙山文化器物。我认为这或许是迁住的居民在张扬所带来社会先进文化的同时，也极力尊重和保留原住居民葬俗，以至于依附和随从这一习俗，故出现了虽然是积石墓，却随葬有典型龙山文化器物的现象。这也是文化融合的佐证。

另外，在一个地区一种文化强劲的迁进或侵袭，也必然会挤压该地区固有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由此，矛盾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辽东半岛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早期迁进之时，或许有一批原住居民在挤压中向北迁移，如吉林东丰县西南部的西段梁山遗址“二期文化”瑐瑡，所呈现的文化因素与小珠山三期文化(饰刻划纹的筒形罐等)有诸多相像之处。这或许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