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教育改革理论问题分析范文

一、教师职业专业化研究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当务之急是要在全国建设一支高质量的中小学师资队伍。为保证师资质量,政府制定了不同层次教师的学历标准。尽管师范院校的数量与规模也在扩大,但仍然无法提供足够的师资,且培养质量不高。为此,研究者倾向于通过更加严格的制度化措施,提高师范教育的培养与培训质量,并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的师范教育以寻求有效的办法。

围绕如何培养合格教师,提高教育工作的专业水平,关于教师或者教学工作是否是一种专门职业及其专业化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且在各国师范教育发展中长期存在[1]。20世纪50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的专业结构功能理论,通过与该学派总结的一般专业最核心的五个指标进行对照,得出教师并非是一种真正的专业的结论[2];1955年召开的世界教学专业组织会议研讨了教师专业问题,推动了教师专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3];1966年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被认为是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对教师专业化作出的明确说明。该建议提出:“应把教育工作视为专门的职业,这种职业要求教师经过严格地、持续地学习获得并保持专门的知识和特别的技术,它是一种公共的业务[4]。这与60年代各国对不合格教师数量增加、教育质量下降的担忧有关。它提供了一种对提高教师专业化的普遍要求与政策支持。事隔30年后,这一原则在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同名文件中又得到重申[5]。

进入80年代后,在《霍姆斯报告》的推动下,教学专业化很快在美国成为一场持续至今的改革运动[6]。该报告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一要确立教学工作的专业性地位,二要建立起与这一专业性职业相应的衡量标准。师范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培养出训练有素的达到专业化标准的教师,以教师的专业化实现教学的专业化,并使教师赢得较高的社会地位[7]。该报告被视为倡导教学工作专业化的有力文件而得到广泛引用[8]。

通过对国外研究的介绍和总结,国内的研究者也在教师专业化问题上作了积极探索。拙著《师范教育论》分析了教师职业的特性,认为虽然可以明确教师的劳动是不同于其他形式劳动的一种特殊劳动,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独立的社会职业,但教师劳动的产品是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在知识、素质、能力、个性品质等诸方面的提升,某个教师的某种直接作用的效果往往较难以定量的方法确定,也不易看到立竿见影的效应,因此与医生、律师等专业相比,教师职业是具有一定替代性的专门职业[9]。有学者则指出:在社会功能层面,教学工作作为一种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其社会功能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在专业发展制度层面,尽管教学工作的专业发展制度已成为高等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所建基的学科基础——教育学科的科学性至今受到质疑;在专业组织层面,虽然教学工作者建立了广泛的专业组织,但与其他专业相比,无论是在其所享有的自治权方面,还是在组织的权威性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教师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10]。但研究者都对教师或教学工作的专业化持普遍支持的态度。相信教师职业或者说是教学工作在专业化方向上将不断取得进展。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已首先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教师列为履行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这对于教师职业的专业化发展十分有利。

可以这样认为,对教师专业化的关注,基本的出发点是要持续提高教师教育的专门性,并使教师这一职业发展成为普遍认可的专业,以改善教师的地位,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尽管研究结果表明教师还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专业,但研究使人们看到了教师工作的重要性,使教师专业化得到普遍的支持。恰恰因此,就更需要政府通过加强财政拨款提高教师职业待遇,需要社会形成良好的尊师重教氛围,才能更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教师也应该有意识地通过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加强自身修养,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实际上,我国教师专业化的前景确实不容乐观。仅就教师的学术资格而言,1997年,在1141.4万教师中,具有本科学历的教师,占初中教师的比例仅为10.6%,占高中教师的比例也不过60.7%[11]。近年来教师职业的待遇和社会吸引力有所提高,但与医生、公务员等其他职业相比,收入水平仍偏低[12]。而作为师资培养与培训的师范院校,普遍存在经费困难、设备简陋、学科单一、师资队伍学术水平不高等诸多弊端[13]。当前,更直接和富有实效的途径,就是政府通过加大对师范教育的经费资助,加强师范院校的办学实力,同时提高教师职业待遇,以加强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只有当教师的职业收入相对较高时,教师资源才会越来越充足,而且也有条件采取严格的资格证书制度,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

二、教师教育中的学术性与师范性之争

就一般意义而言,师范性主要是指培养教师所不可缺少的特殊性课程与要求,具体指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学相关课程和一些基本的技能、技巧与组织管理能力的培养。学术性则关注这样三个层面:一是指与综合性大学同类系科相比,师范院校内各系科教师在科研中所表现出的学术水平的高低;二是同类学科教学内容上所反映出来的专门化水平和学术前沿的程度;三是学生从事学科研究的能力[14]。在范教育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对教师素质要求的变化,时而强调师范性,要求加强教育学科课程的学习和重视教学实习与见习、增加其课时数;时而强调学术性,强调学科知识的学习和提高学科课程的比例。便是所谓的学术性与师范性之争[15]。显然,可以把教师教育中的师范性抽象为培养教师这一任务规定的特殊性,即该职业对从业人员确有不同于其他职业的一些特殊要求。这和我们所讨论的专业化问题紧密相关。而所谓的学术性,则是对在教师培养中可比较的学科知识与研究水平在程度上的差异的强调,以及对这种差异可能带来的教育质量不高与教师职业适应能力较低的担忧。

尽管欧内斯特·博耶在《学术水平反思》一书中提出的教学同样应是一门学术性的事业,亦即教学同样有其学术水平的观点,为越来越多的国内教育理论界人士所赞同,但由此得出的师范性包含部分学术性的结论,又不免有些绕回到老路上的感觉。从其所强调的核心意义看,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主要源于教师教育中双重学科基础所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由于教学工作所依据的专业知识具有双重的学科基础,即教师任教科目的学科知识和教育学科知识,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就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的困境,即以怎样的方式组合这两种学科课程。不过,对于教师“教什么”与“怎样教”两方面素质的形成,作为教师教育两个不可相互替代的重要基石,显然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彼此相对独立,处于一种不均衡发展的链条型联系之中。在教师教育中,应寻求两个学科基础相互间的“和谐”,通过协调与相互适应,共同发展,以增强结构的整体功能[16]。

对于“教什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教师教育中学术性的要求,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教师要在学术上做好能够将学生在某一学科上带得足够远的准备。因此,可以认为增加学科课程的比重以及向综合大学看齐的作法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不仅有助于提升教师的学术能力,增强其职业适应力,还对师范院校的发展有利。问题在于,在有限的培养期限内与严格的学时标准要求下,这一作法确实对教育学科与训练有所冲击。

对于“怎么教”,就要复杂一些。首先,随着教育观念与教学思想的变化,教师角色正在向一种类似于学生学习的协助者或伙伴的关系转换[17],怎么教将逐渐被怎样教学生学会学习和与学生共同学习、探索所替代。核心的问题在于教师必须对这样的教学工作抱有明确的理想,即将学生带向什么方向或者说学生在教师的协助下可能将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显然,这样的变化就使师范性问题产生了方向性的变化:由“怎么教”转换成了“教学生怎样学”,而且对于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有符合教育理想的设计。其次,师范性是教师教育得以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标志。所谓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的根源,还在于教师专业化程度不高及其所依赖的教育学科建设的科学化程度不高。而教育学科体系的完善和教师教育理念的养成,也恰恰是未来教师教育专业化的主旨所在,以此为基础的师范性将更能够体现教师教育的本质特性。

不过,就当前教师教育的改革来说,还很难获得上述意义上的突破。在开放化教师教育中,将通过执行严格的教师资格制度来规范师资的培育,师范性也主要作为从事教师职业可参照的条件予以强调。可喜的是,当前师范院校的教育模式、师资培养目标正呈现出一种有利的多元化趋向。就学术性课程与教育类课程的组合来看,传统的学术性课程和教育学科课程与训练混合、交叉进行的模式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一些师范院校正在进行积极的改革,通过借鉴国外开放化师范教育的经验,开始试验“3+1”、“4+1”、“4+2”等师资培养模式。一些师范大学也开始有意识地发挥教育学科的优势,在课程开发上试图建立完整的体系,以能够面向不同层次、不同需要的教师。而教师的自主发展则被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课程的开发与设置毕竟只提供了一种能够培养出更优秀的教师的可能,而教师自身的发展则最终决定着一个教师能否胜任教学工作并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三、教师教育的两种体制:

封闭定向型与开放非定向型

同样是由于教师教育的双学科基础以及由此产生的双专业结构,在实施教师培养的途径上,就产生了封闭定向型与开放非定向型教师教育体制以及两种体制兼而有之的混合型体制的差异[18]。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师资培养与培训上采取封闭定向型体制与结构模式,并维持至今的理由是充分的。其一,这一模式能够理想地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无论是师资供需数量、质量的预测与由此确定的拨款数额,还是分层次对口培养与培训,它都体现着一种计划经济所需的直接可控性的特征。其二,这一模式是解决长期的师资供给缺口问题的必然选择,有利于保证基本的师资数量供给,有利于按照稳定的质量标准开展统一的培养与培训。其三,我国教育事业总体规模较大,就基础教育而言,师范教育必须在师资的数量与质量上积极适应其需求,师范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可以说关系到整个教育事业的稳定与发展。尽管如此,但这一模式仍受到普遍的批评,主要是培养质量不高,尤其是学术水平不高,师范性不强[19]。但同样不可忽视,越来越多的非师范院校毕业生甚至不需任何教育训练就可以走上讲台。现实的状况也正如此,师范院校在不断提高其非师范专业比例,以扩展其生存空间并在学术水平上追赶综合类院校的同时,对于为教师提供科学化的教育学科训练热情不高,非师范院校特别是一些综合性大学则逐渐抢占着师范院校的领地而不需对其教育环节作出任何调整[20]。这两方面,无疑都弱化着教师教育的专业化前景,教师教育的质量因此而不断受到挑战和更多的批评,建立开放化教师教育体制已成顺应时势之举。

政府的师范教育体制开放化的决策,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判断:全国大多数地区师范教育的规模和数量已基本适应中小学发展的要求[21],基础教育的发展对师资的要求已由数量上的满足转向质量上的提高。特别是随着素质教育在中小学的普遍实施,对于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不断提高师资培养与培训的质量是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师范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开放化、提升师资培养层次以及后文要谈及的一体化,都是为有效完成这一任务而提出来的。

不过,由于对开放后师资数量供应能否保证,师范院校何去何从等问题有所顾虑,教育主管部门甚至积极支持开放化的研究者也对开放化持谨慎态度。这种谨慎和冷静是十分必要的。尽管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较高且师资已供大于求,但短期内提升学历层次所需的培训任务还很重,初中教师与高中教师则供远远小于求,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如果一下子实行教师教育开放化,不仅可能导致教师教育数量与质量的滑坡,带来整个教育结构的失衡与质量的降低,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开放的程度以及具体实施的策略都应是当前研究的主要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开放决非绝对的、无条件的,必须充分考虑师资供需数量、质量在时限、区域和培养层次上的差异,分阶段、分地区、分层次逐步推进,而且也不可能是全面的开放,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是逐步形成混合型的教师教育体系[22]。其次,在一段时期内,高师院校仍将是我国教师教育的主体(中师建制将逐步取消并由高师院校承担专科层次小学教师的培育)。建立开放化的教师教育体系,必须首先在教师所需的教育理念养成与教育技能训练方面,制定严格的、高于原标准的、为各方所认同和恪守的规则,实际上,完善与强化教师资格制度在教师教育中的作用,也正在成为政府推动开放化教教育体系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再次,就改革的策略而言,可行的办法是实施由包括师范院校在内的现有高校主导的累积性的逐步变革,政府则予以适当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另外,占高校总数1/5的师范院校在开放化教师教育体系中的发展,也应受到普遍的关注。较适宜的看法是,处于优势特别是教育学科研究领先的师范大学、学院,宜予以保留并逐步综合化,而处于弱势的师范专科学校除在师资缺口较大的地区予以保留外,可考虑逐步并入综合类院校或师范大学、学院[23]。当然,这一前瞻性建议要视具体状况而定。

在市场主导教师供需的情况下,尽管师范院校在师资培养、培训上的垄断地位的丧失确实是一种挑战,但50年的师范教育经验,将有利于师范院校在教育培养、培训上占据主要的阵地。随着行政约束的减弱,师范院校自身发展的意愿和能力将会有充分的发挥,若加上政府确能在提高教师经济待遇上有所作为的话,师范院校也不必担心其在教师市场中的竞争力会下降。

四、教师教育的一体化

一般认为,教师教育一体化理论的形式与实践,源于终身教育思想与教师职业发展理论。终身教育思想的产生直接影响了教师教育的发展,各国逐渐形成把教师职前教育和在职教育统一起来的趋势。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国际教育会议通过《关于教师作用的变化及其对于教师的职前教育、在职教育的影响的建议》,强调了教师培养与进修相统一的必要性[24]。随着终身教育思想的深入人心,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中建议:把终身教育放在社会的中心位置上,重新考虑并沟通教育的各个阶段[25]。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浪潮中,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教育改革的成败关键在教师,只有教师专业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保证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因此,人们对于教师的专业发展给于强烈的关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86年美国卡内基教育和经济论坛工作小组、霍姆斯协会相继发表的《以21世纪的教师装备起来的国家》、《明天的教师》两个报告,它们同时提出以教师的专业发展作为师范教育改革的目标[26]。

总体来看,我国教师教育一体化改革,是针对我国现有师范教育中职前职后隔离,机制机构各自为政,教育内容重叠交叉,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据终身教育思想、教师专业发展理论,试图对教师职前、入职和在职教育进行全程的规划设计,以构建教师教育各个阶段相互衔接,既各有侧重,又有内在联系的教师教育体系。不过,一体化并不是单一化,它可以是多元化教师培养模式中的主体,但并不垄断教师教育;它强调整合完善的体系,但并非封闭,而希望在开放竞争中体现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因此,一体化可以看作是与开放化同步进行的两个互促互进的过程。并且有理由相信,在一体化过程中,建立开放化教师教育之路将更加多样、灵活和富有活力。当然,建设一体化教师教育体系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同样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我国可予实施的教师教育一体化的具体目标包括[27]:1.打破条块分割的师范教育管理体制,理顺各部委与地方对师范院校的领导关系,建立统一协调的领导体制,形成上下结合、内外融通的教师教育网络。2.突破教师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割裂,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互不衔接,不同教育机构不相往来的教育模式,建立起职前与在职教育、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相互贯通的教师教育机构体系。3.统一规划和设计教师教育内容,即把职前教师培养、新教师入职辅导和在职教师提高这几个阶段的教师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通盘考虑,确定培养目标,选择教育内容,设置课程结构、培养途径与教学方法等。4.在统一规划下,重新调整和组合原来分别承担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不同任务、相互分割、互不联系的师资力量,建立一支职前、在职既各有侧重又有合作,相互融通合一的教师教育的师资队伍。

上述四个问题是近20年来我国师范教育研究领域讨论最广泛和争论最多的几个问题,也是师范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几条主线。总体来看,教师专业化主要关注的是教师职业的地位,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以及封闭定向型与开放非定向型教师教育体制,都是由教师教育的双学科基础衍生出来的现实问题。其中,教师专业化,不但依赖于教师教育专门化程度的提升和教育学科的科学化,而且依赖于教师教育理念的更新。而后两个问题涉及的核心都在于这种双学科基础的现实组合,师范性与学术性是就其水平而言的,封闭型和开放型则是就其体制而言的。但不管是强调水平上的相对对立的或同步或异步的发展,还是体制上的封闭型或开放型,都是就其在教师教育实施中的相对独立性而展开的,往往忽视了其可协调性。教师教育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无疑有利于弥补这一点。可以预见,随着一体化目标的逐步实现,教师教育的概念与观念将逐渐取代师范教育,在教师培育上强调教师的持续发展,教师教育的双学科课程将有机地衔接起来,不是相互割裂而是作为教师教育内容的整体统筹起来安排。同时,教师教育机构在教育课程开放和教育科学研究上所承担的责任,将有助于教育学科的不断科学化。在此基础上,教师的专业发展将不断得到推进,教师教育的价值核心也将转移到作为个体的教师的教育理念与素养的养成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