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也能变成一种艺术范文

艺术创作非但不能“重复”别人，且不能“重复”自己。雷同，向来被视为艺术创作的大忌。然而，这只是艺术品彼此之间的一种“对外政策”。作为艺术品的个体，还有一项“内部政策”，即允许某种“重复”的追求。一些刻意安排的“重复”，往往可以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句子、小节的“重复”在诗作中是屡见不鲜的，还形成了一种“复沓格”。《诗经》中的《无衣》和《静女》就采用了反复咏叹的方式抒写了奴隶社会时期人民保家卫国、团结抗敌、英勇献身的思想感情和男女青年热烈而淳朴的恋情。海涅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通过“我们织，我们织！”的重重诅咒，表达出“老德意志”的版图内，“那两脚还插在封建泥淖”而“身体已卷入资本主义旋风”的苦工们的深仇大恨。这些反复回环的叠句，不仅显示出持续进行的节奏，更使诗中汹涌起伏的感情波涛，汇集为深沉的郁积，回旋成紧迫的气势。这就是重复的艺术效果。茹志鹃的《百合花》中，那位小战士军服肩部被划开的一个破洞情节重复出现了四次；那位新媳妇借来给伤员用的被面上撒满百合花的被子，重复出现了三次。当我们读到新媳妇默默地、执拗地为已牺牲了的小战士细针密线缝补那个生前未能得到缝补的破洞时；当我们读到新媳妇劈手夺过卫生员从小战士尸体上揭掉的被子，含着晶莹的泪花把它“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的时候，读者激动的泪水是怎么也难以抑制的。如此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没有重复是做不到的。这种诗歌中的“复沓”、小说中的“细节贯穿”、乃至荧幕上的“重现镜头”、音乐上的“主题再现”、舞台上的“习惯动作”，甚至人物的“口头禅”等，都可以说是一种“点染式”的重复。还有一种情节的重复，则是带有整体性的，是某一事件、某一动作作为过程而展开的反复描写和迭次出现。诸如刘备“三顾茅庐”，宋江“三打祝家庄”以及奥楚蔑洛夫的再三再四“变色”，都是成功地运用情节“重复”的例子。重复作为一种艺术手段之所以值得肯定，是因为它在艺术创造中，有助于“提挈”主旨，“集中”思想，“强化”感情。在作品的重要部分上，作者反复、细腻地加以表现，有助于丰富生活画面的姿彩，造成艺术表现的高光区。这种“提挈”、“集中”、“强化”的作用，往往通过不同的途径，表现于不同的侧面。有的通过“立片言而居其要”，突出表现某种重大矛盾。奴隶社会“分田而耕”的奴隶对“受民、受疆土”的领主的怨怼是罄竹难书的，他们之间的种种矛盾是难以尽数的，而《伐檀》通过“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反复诘责，通过“彼君子兮……”的反复冷嘲，把艺术的聚光镜始终对准领主们不劳而获的形象画面上，使生活的主要矛盾在重复中得到清晰的表现和深刻的揭示。也有的通过描写某种态度的反复变化，突出典型人物的主导性格。契诃夫的《变色龙》，着力描写奥楚蔑洛夫对狗的态度的五次变化，随着狗的主人是否是将军的判断，五次变化组成三次反复，正是这种变化的重复描写，集中表现了作为统治者忠实奴才的主人公趋炎附势、媚上欺下的典型性格。重复，在艺术表现上不只是一种“集中”，而且也是一种“推进”。在抒情性作品中，这种“推进”表现为艺术结构的跌宕腾挪，旋转向前。《无衣》在铺陈复唱中直接表现战士们共同抗敌、奔赴战场的高昂情绪，层层深入地揭示战士们崇高的内心世界。跟抒情作品中的重复总是反映着感情的推进一样，在叙事作品中，情节的重复也往往反映着故事曲折发展、螺旋式演进的过程。同一个诸葛亮，刘备却要三顾茅庐，这里作者不写出重复中不相重复的新异特点，情节就无以构成层递迭进的发展过程。重复的艺术，在古今中外作家们的运用中是千变万化的，它并没有固定的格式，并不受什么条条框框的约束。然而，“随心所欲不逾矩”，重复也不是没有适当限度的。“三气周瑜”、“三打白骨精”、“三进荣国府”……不是都有个“三”么？这当然不能说重复最好就是三次。但在一般情况下，“事不过三”，多少也反映了重复应当适当、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