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高等学校学术成果的量化指标范文

高等学校学术成果的量化指标，自它诞生之日起便引来了颇多的争议。到了每年的年终，不论是教师还是有关的管理部门，都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而填报科研成果的教师们则如同刚从大型仓储式超市里抢购回家，必须一样一样地清点自己的“胜利果实”，生怕落下个别。因为是一年一报，今年不报明年不作废也要费一番工夫申请才能作为特例来累积计算。如此的阵仗，真的不是校园外的人所能理喻和认同的。

中国知识分子（就国内一般泛指而言）在近半个世纪真的没少折腾，以前是政治运动的沉沉浮浮，现在不兴政治运动了，又在职称、学位上动足脑筋。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中国特色”，但是要说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以外的方面的意识比较突出应该不会错。以环境决定论的角度言，这都与学术界长期以来的恶劣环境有关，但更主要的可能还是政治本位化的社会中，政治的权术向学术领域渗透的结果。在大学里生活过的人，除了天生感觉麻木者外，大概都不会对官场作风感觉陌生。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大学，这类作风不仅不令人讨厌，还成了某些人追逐的“时尚”。大学校园从来不是“一方净土”，但是时下一些校园中官场作风以及“关系学”如此盛行，也的确让人困惑不解。

从某种程度上看，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也是官场作风的产物。它的出发点可能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是便于有关方面“管理”的。大学虽然以尊崇个性，思想自由为特征，但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各自为阵，一盘散沙，必要的管理也是不可少的，这也就是管理部门树立管理信心的依据。不过，依据归依据，信心归信心，在具体的管理人员中，谁敢说他们没有“管”人之心。特别是在目前，许多工作人员对真正的管理理念不甚了了的情形下，教师们所能感觉到的也就是处处受管制，所以这种种的不合理，也很容易地成为大家议论的主要话题。说到这里，我想起曾经听到的在国外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说过的话，大意是最好的学校管理是看不见的。也就是说，真正的管理并不是管理者在那里守株待兔，爱理不理或者颐指气使，而是默默地主动地向教研人员提供周到服务以致接受服务者几乎没有感觉到管理者的存在。

实际上，现在人们反对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不仅仅是针对量化本身，它隐含的也有对实际操作人员的官场作风以及种种非学术化倾向的反感。当然，事情远没有那么单纯。据我的观察，反对者的出发点，可以归为这样几类，一类是真正站在学术的角度认识问题的，这一类见解容后面再讨论。另一类则基本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的。因为量化后，一切都马上显得“冷酷无情”，原来曾经得利者有可能得不到利益，因为一切都要按照学校下达的指标（比如每年每人发表多少篇论文）来进行之后，职务的影响缩水了，关系的因素部分地失效了，怜悯同情更是考虑不到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动了真格，这部分人所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套用“改革就是要触及某些人的利益”的公式，这部分人面临的处境并不完全叫人同情。真正叫人同情的倒是那些原来就得不到利益，现在还得不到利益的一类。这一类人往往本本分分，中规中矩，论学术能力他们并不是最差的，但可能由于某一方面的能力上的欠缺，特别是自身又不擅长关系学，所以始终是身处“底层”。实际上，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大学里可能占大多数，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

估且不说量化方式合不合理，就从一些学校争相实施一刀切的政策时的做法看，是否真的在“从实际出发”，照顾到大多数，的确难说得很。比如有的大学所规定的各类专业人员每年完成的科研指标几乎等于全国的学术期刊每年发文量总和的一半，换言之，全国的学术期刊一半的版面必须在一年内都发表这一个学校的论文，这个学校的大部分教师才能完成基本的科研指标。而又有的学校在国家出版署认可的“核心期刊”中又人为地圈定自己比较熟悉常有礼尚往来的几家作为本校认可的“核心期刊”，结果是同一学校的稿子都拥向这些认定的“核刊”编辑部，让对方无法处置，只好以关系远近与版面费、赞助费的多少来取舍。还有一类人情况比较特殊，他们是学校学术的中坚，完成指标不成问题，但他们对这种政策也不会表示真正的认同。原因有可能与此方式本身的不合理有关，也有可能是他们即使能够完成指标，但草草出笼的文章与其学术态度、学术地位是否相配，也不能完全保证，因此他们也在承受着另一种心理压力。

从现今的情况看，量化大致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规定论文或著作的数量，要求专业人员按职称的高低完成不同的指标。另一种则是记分，即以刊物的级别、著作出版社的级别分别记分，然后以分数的高低，加以奖惩。两种方式当然不那么简单，它还分别包括许许多多具体的要求以及实施细则。但无论细节上有何差异，其指导思想与原则并没有什么差别，即一是要求教师或专业技术人员完成若干项科研任务（包括论著以及一定级别的科研课题），二是这些指标要作为将来晋升职称（连带的还包括工资、分房、提拔任用、甚至子女入托或升入重点学校、重点班减免费用等）的依据。

这里没必要去罗列两种方式各自的具体操作方法，因为那样既占篇幅，又显得无甚意义，不如对学术成果的量化在原则与指导思想上的优点与弊病以及它可能导致的后果加以简要地分析更合乎道理。

学术成果的量化的一个明显的优点，是它把许多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从而在操作方面较之以往更加便利。但它的这个“合理”处恰恰也是它极不合理的地方。因为“简单化”过后，往往是只认量而不论质。而论质时，也往往是不管论著本身的内容而只注重它出现在哪一级别的杂志上或由哪个出版社出版。至于论著是通过什么渠道、什么方式刊发或出版的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于是，在学术界流行的“职称书”、“职称论文”便成了人们心照不宣的“常识性”现象，以此为意倒反而让“过来人”觉得是在大惊小怪了。量化的另一个优点就是衡量标准的客观化。可是，客观化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它本身牵涉到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复杂的理论问题。而从现在的研究看，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简单地用数据（量）来表示与客观化并不完全等同。这里可能引发的另一个疑问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否真的适合于简单地量化？事实上，在有的综合大学的量化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客观化的标准往往也形同虚设，每年的“实施细则”、“补充规定”或“官方解释”都有所不同，其原因当然不是为了“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总是与个别既得利益团体中人有关联。量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味地强调“专业化”，不少学校在解释任务指标时，都特别要提到论著必须是“与本专业有关”的，言外之意是与本专业无关者一律都在排斥之列。这不仅使那些日益增多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无所着落，从根本上看，也与二十一世纪大学系统不断扩张化的国际趋势相抵牾。华勒斯坦等学者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特别指出：“大学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势不可当的扩张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组织含义，它给不断加强的专业化造成了一种结构性压力。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学者们正在寻找一些前人未曾涉足的新领域，以显示他们的独创性或至少是对社会的有用性。在这方面，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鼓励社会科学家交叉地侵入邻近的学科领域，并且在此过程中完全忽略每一门社会科学为使本专业成为保留领域而提出的种种合法性的依据。”(1)但强调“专业化”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量化方式内部也在自然消解“专业”的划分。比如有的综合大学的量化方案，虽然对文理工农医各科之间有所区分，但那只反映在量上，学科间不同特性的区分则无从顾及，因此，就总体上言，仍然有一概而论之嫌。还有一点也是常常为有识之士所诟病的，那便是注意量的增长以及以量为衡量指标所必然导致的学术研究上的急功近利，因为一年一算，学校不可能等待你用十年八年去打磨出一本精益求精的传世之作，完不成任务的，在有的学校还要受相应的惩罚。急功近利的结果，从长远看，要么是质的下降，要么便是滋生新的花样繁多，离奇之至的学术腐败。

下面不妨用现今量化的具体规定和具体指标为依据，看看它可能导致的结果。钱钟书先生是国内公认的一流学者中的翅楚，估且以钱钟书先生为例。钱先生一生中正式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围城》、《写在人生的边上》、《石语》以及一些短篇小说。从量化的规定看，《管锥编》是学术笔记，《谈艺录》是论文集，《宋诗选注》是古籍注释，这三部书都与“学术专著”的结构和形式要求有差距；而《围城》是小说，《写在人生的边上》是随笔，《石语》是对话记录，即使在中文系评职称，也只能列入“与学术无关”的材料一类。当然，钱先生也有他的优势，他的论文如《诗可以怨》是发在《文学评论》上的，《文学评论》是“中央级”的学术刊物，属“权威核心期刊”，而印象中，钱先生这样的文章还不止一篇在“权威核心期刊”上刊登，但就即便如此，在稍好一点的大学，钱先生也只能定个一般的教授，至于博导之类，只好免提。因为他老人家没“学术专著”，也没有主持过若干项部级或省级以上的科研项目，与那些有好几本“专著”，又兼几项部级或省级以上课题的主持人相比显然身处劣势，而一般来说博导的名额也有限，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只好由别人先上。等钱先生来年有了新成果或申请到若干万元的课题经费或拉到若干万元的“横向”经费，再行考虑。如果学校领导开恩，看中钱先生“过去”的学术地位，破例给他个博导，但按照一些学校年薪制的标准，博导也需尽岗位职责，比如一年要发若干篇论文，其中至少有几篇是在“核心期刊”上，有一篇则需要登在“权威核刊”。还要同时拿到至少一项部级项目（课题），以钱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平拿到项目是没问题的，至于发到“权威核刊”上虽然也没问题，可是以钱先生一贯的严谨认真，他是否愿意轻易发表自己的成果，也还很难说。如此一来，能否坐实博导的位置又成了问题。看来，无论是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本身，还是量化后的结果，其弱点都是致命的。其实，这个几乎就是浮在表面的问题，并非只是身受其制约的教学与科研人员深有体会而怨言满腹，学校的管理人士也未必就是雾里观花，不明就里。应该说，他们的体会一点也不比教学科研人员少。但量化方式为何还是各大学争相依次实行的“改革”呢？这只能从大学自身的现状去理解。就总体言，目前国内大学基本上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大学的自主权已经较之完全计划经济时代有了明显地加大，但计划的遗存之多，以“比比皆是”喻之并不为过。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边倒”的结果，造就的教育上的“苏联模式”，其痕迹之重也不是一个政策（如大学合并）的下达就可以轻易地消解的。良好愿望理应得到鼓励，但切实地了解现状，真正从理念上加以更新的同时让新理念落实到每位具体管理者身上却不是“只日可待”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现状。

与计划相应的另一个现状，就是自上而下的评估标准。上面已经提到过，教学与科研人员在量化的指标催逼时，身心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然而，在这种压力之下，接受管制的教研人员的内心中未必有更好的理由来反对量化，因为学术成果的量化实质上是作为“改革成果”出现的，它体现的是科学管理精神。而科学管理的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便是要让管理的内容以及评估标准更加“科学化”、“客观化”。量化则至少从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个要求。这只是其一。其二，学校的管理者们的确也有他们的苦衷。现今大学除了教学以外，科研工作已经成了主要任务，并且在有的大学里还产生了诸如大学教育应该是“一个中心”（即以教学为中心）还是“两个中心”（即以科研与教学为中心）的争论。而在评估与衡量大学基本水平的条件中，科研成果（不是过程）更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这一点从每年的国内大学排名以数量来厘定的方式便可见一斑。既然评估标准以科研为准绳，把抓论文数量之过记在具体的管理者头上也有点委屈了后者。

现在质疑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的学者提出，应该取消量化方式。这种矫枉过正的主张无疑是基于对学术的虔诚以及对学术公正的向往，其具体主张也多有可取之处。但是，从大学的现状、学术界的现状或者放宽到整个社会的现状看，这种主张却存在着不少可以讨论的地方。

众所周知，国内高等院校正处在一个转型期，这一转型期不仅仅是指外在的机制调整、完善的过程，更包含着大学精神的恢复、认同与加深。由于大学精神的长期被忽视，后一个过程必然不会是短期见效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不考虑在大学精神尚未恢复，正常的大学机制尚待完善的这个“现阶段”如何应对的问题。

应该说，学术成果的量化所面临的情况与高考制度非常相似。当人们对高考制度的一次性选拔方式深恶痛绝时，取消高考的呼声是相当高的，但取消了高考是不是就可以一了百了呢？当然不行。因为尽管高考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不公，但立即取消高考所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社会不公。这显然是与目前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以及机制不健全的现状有关系。学术成果的量化波及的面没有高考那么广，它主要局限在高校或者说学术界，可学术界的“社会化”程度一点也不比别的领域逊色。不能说学术界没有对学术秉持着严谨认真态度的学者，但从整个学界的风气上看，学术在一些学者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早已动摇，学术的工具性价值则成为不少学者所信奉的新道德。至今未息的关于建立学术规范的讨论，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学术界起码原则的匮乏。在整个学术界没有普遍建立起多数学者认可并且严格遵循的规范，学术自由、学术民主没有切实保障，校园内也没有形成良好的治学道德、治学风气的情况下，立即取消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其结果并不比取消高考好多少。

现在的情况是，学者的学术道德已经降低到非常值得疑虑的水平。退一步说，就即使学术道德水平没有降低，仅仅依靠道德的自律来改变现状也只能是一种理想。在当下大学内“现实主义”之风盛行之时，用道德谴责不仅无法遏制学术腐败，相反倒很可能在培养许多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同时，增添更多新的腐败。量化尽管有着忽视质的致命缺陷，但不量化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保质保量”了，却也未可知。比如著作或论文的审稿，应该说是保证“质”的关键，可是在职称评定过程中，由校内外同行专家打（审）出的论著代表作的评定等级结果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只能说是天知道。因为在一些同样是学者的评委眼里，这类同行评定等级实在不如他们的目测准确，权力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想让谁上，谁就是最好的，哪怕那人得到的评语是“不合格”。而如今所谓“与国际接轨”的匿名审稿制度是否完全按照规则操作，并且最终达到预期的效果，也确是令人怀疑。实在地说，今天的学者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越了老辈学者，但有几位能写出陈寅恪、金岳霖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那样的见地深刻、厚重扎实、持论公允，兼具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而又公开具实名的传世名文。在关键的机制不完善、学术公德未形成之时，出现的情况往往是看似合理的制度却在增添着不合理。我曾在别处提出过，让一切与学术有关的事务都公开化的建议，即根据不同情况，让学术评奖等内幕在相应范围内公诸于众，由大家监督，由社会监督。(2)但那也只是“现阶段”的权宜之计。学术的民主不仅要公开化，它也包括健全有效的批评机制的建立。这就需要大学在教育体制上有进一步的调整与创新，以便真正体现大学之为大学的特质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