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改革思想探究范文

摘要:王韬学贯中西、思想超前，是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先进代表，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提出许多改革主张，其中得以亲身实践的唯有教育领域。王韬在教育目的、目标、对象、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提出诸多创见，形成独特的教育改革思想，并在担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期间付诸实践，在社会上起到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新式人才，对中国教育近代化具有先驱意义。

关键词: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启蒙

王韬(1828—1897年)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面对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困局，他针砭时弊，推崇西学，倡导改革，其改革主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但真正付诸实践的只有教育领域。王韬在教育目的、教育目标、教育对象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还在担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期间开展一系列教育改革，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行了有益探索，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探讨王韬学校教育改革思想，不仅对学校教育史研究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深化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也有现实意义。

一、教育目的:富国强兵

近代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落后挨打、割地赔款的残酷现实惊醒了一批先知先觉的中国人，他们倡导变法革新，探索中国富强之策，王韬便是这批先进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之一。王韬从小胸怀经世报国的远大抱负，多次参加科举谋求功名，但均名落孙山。尽管如此，王韬仍怀着强烈的经世热情，积极向清政府官员建言献策，希望能够受到重视和采纳。在遭到清政府通缉流亡香港期间，王韬饱受饥寒之苦，但依然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此岂肉食者所能远谋，而草野布衣所私心窃虑者也。”［1］难能可贵的是，王韬在欧洲游历期间，以超凡的智慧和勇气，在英国公开场合上舌战英国商人，痛斥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的严重危害，体现了一名中国人的拳拳爱国之心。王韬敏锐地认识到人才在国家兴衰中的重要作用，反复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他指出:“夫贤才者，国家之元气也。贤才在上则国治，贤才在下则国乱。”［2］“天下之患，不患在贼而患在无人才。朝廷之上一切设施，不患在持法而患在行法之无人。”［3］王韬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4］。学校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王韬从国家富强角度论述人才问题，其学校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然也在国家富强。王韬的教育实践反映了其教育目的。王韬担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后，着眼中国富国强兵，突破原先局限“格致”的办学范畴，引导学生不仅要学习西方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而且要关心国内外大事，讨论时事政治，关注西方政治制度等。王韬主持的考课活动，将时务特别是中国富强治术作为考课命题的重要方向，促使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探讨中国富强之道。王韬晚年看到上海格致书院蓬勃发展、人才辈出的盛况时，十分欣慰地说:“余老矣，行将拭目而观中土人才蒸蒸日上，通知时事，为国家立富强之基也，岂不幸哉!岂不快哉!”［5］再次验证了王韬把富国强兵作为教育的目的。王韬还认为，“君与民近而世治”，学校教育在国家治理中具有“上下相通”的联络功能。“古者里有塾，党有庠，乡有校，读法悬书，月必一举。苟有不洽于民情者，民皆得而言之。上无私政，则下无私议。以是亲民之官，其为政不敢大拂乎民心。”［6］王韬希望通过学校教育，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为国家富强创造良好政治环境，“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7］。可见，王韬强调学校教育联络上下的功能，其目的依然是国家富强。

二、教育目标:新式人才

传统教育依附于政治，其目标是为封建政权培养人才。受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人才观带有伦理至上的道德主义色彩，认为人才是指具有良好品德和掌握儒家经典原理的人。王韬审视了古代以来的人才状况，发现官方所倡导的人才往往“有名无实”，举人、进士、翰林等，属于封建社会的主流“人才”，但严重脱离实际，对国外政治、民情、地理等情况都不了解，甚至对国内事务治理也茫然无策，“及问其何以察吏，何以治民，则茫然莫对也”［8］。为此，王韬提出人才有“真才”和“伪才”之分，“世有真才，亦有伪才。伪才之与真才，犹碔砆之于宝玉，鱼目之于珍珠，久之而后知，而不能猝辨也;试之而后见，而不能空说也”［9］。王韬从“尚实”的角度，把实用作为甄别人才的重要标准。“所以甄别人才者，直言极谏，舆图象纬，一切专求乎实用。”［10］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多样化、多规格的专门人才。传统人才观追求“全才”，视技能技术为“奇技淫巧”。王韬突破了“君子不器”的桎梏，认为人才可分为多种，“才有数等:有吏才，有将才，有匠才，有出使之才，有折冲御侮之才，有明体达用之才、有应急济变之才”［11］。以上各类人才虽然不是传统所倡导的“全才”或“君子”，但他们术业有专攻，拥有一技之长，都是富国强兵所需要的实用人才。王韬认为，传统学校教育为封建政权培植大量无真才实学的官吏，无益于国家富强事业，必须改革传统学校教育，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真才”。王韬欲求“真才”的教育观与上海格致书院的办学宗旨不谋而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表明出任山长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新式人才。“近以沪上中西董事公举，承乏格致书院，忝居掌院。拟广招生童，前来肄业，延请中西教读，……务期有益于时，有用于世，为国家预储人才，以备将来驱策。”［12］王韬在上海格致书院期间，围绕为国家培养新式人才的教育目标，把书院办学与国家富强、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对招生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进行了全面革新，颠覆了传统学校教育模式，开创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之先河，培养了一大批新式实用人才。

三、教育对象:面向大众

传统官学教育对象范围十分狭窄，呈现等级化、特权化、小众化的特征。王韬主张扩大教育对象，实现教育普及化、多元化、大众化。一是普遍设立新式学校。王韬十分赞赏法国学校教育制度，在《重订法国志略》一书中介绍，法国教育分为太学、国学和小学三级，其重点在小学和国学，小学数量众多，遍布各个市镇。王韬主张借鉴法国教育制度，由政府在国内每省、每郡、每州、每邑，设立文武学塾，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王韬还希望社会有识之士在中国各地广设新式学校。19世纪70年代初，中国近代教育家容闳在广东香山县南屏创办义学，王韬获悉后专门撰写《征设香山南屏乡义学序》一文，高度评价容闳的办学行为，指出办义学不但可以为国家培养人才，而且可以造福桑梓，“诚能乡设义学，教导有序，则子弟之俊秀可造者得以习文，资秉鲁钝者亦得工于艺，直可使野无遗贤，里无废人，其效之可睹盖有如此者”［13］。二是倡导女子教育。王韬在欧洲游历期间考察了英国女子教育状况，认为男女平等接受教育是西方国家教育成功的重要体现。针对中国传统学校教育漠视女子教育的弊端，王韬建议借鉴西方国家经验，设立女子学校，让广大女子与男子同享教育权利。“西国重女教，立女书院，中国宜仿其意……各省立女学校，延女师教之，习六经六学……立女学校教之，女才出矣。”

王韬还发出“夫女不读书，教之何益?”的慨叹，呼吁更多国人关注女子教育。三是扩大教育对象。上海格致书院实行开门办学，“凡聪幼文人有志考求者，皆许来院习学”［15］。这种愿者来学的招生方式，使上海格致书院发展成为一所面向全国的学校。根据王尔敏先生统计，格致书院1886—1893年课艺获奖学生共86人，从考课学生的籍贯看，其中江苏籍37人，浙江籍11人，广东籍6人，安徽籍5人，湖南籍3人，福建籍2人，天津、山东、河南各1人，籍贯不详者19人;从获奖考课学生身份看，在86名优胜者中，举人5人，贡生54人，监生3人，以上科甲出身人员共62人，占全部获奖总人数的72%。［16］格致书院教育对象十分广泛，不仅遍布中国9个省份以上，而且涵盖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知识分子。四是开展幼儿教育。王韬认为，幼儿可塑性强，培养新式人才需从娃娃抓起，“夫人之造端，贵乎始基。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所谓先入者为之主也，幼学而壮行，家修而廷献，其所系於自少教习者，岂可缓也哉”［17］。上海格致书院打破年龄的限制，开设格致预科班，专门招收10至14岁男童入院学习，教授英语、数学、地理等课程，为这些儿童将来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打下基础。此外，王韬继续保留上海格致书院社会教育的功能，将院内教育资源向社会开放，允许书院外人士参观博物院和书房;举办各类科学讲座，允许书院外人士前来听讲，使上海格致书院成为当地闻名的科教基地。

四、教育内容:引进西学

传统学校教学内容局限于儒家经典知识和思想道德领域，较少涉及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学科，务虚而薄实。王韬经过中西学对比后认为，既然传统教育内容通经而不能致用，就应该引进先进的西学。他指出:“中国数千年精神悉具于六经。而西者，绩六经之未具，又非中国诸子百家所能言，故浅而用之。西学皆日用寻常之事，扩而精之;西学即身心性命之原。”［18］综观王韬的学校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其倡导的教学内容与西学密切相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外国语言

文字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往来日益密切，需要通过语言文字相互交流，洋务运动也急需通晓西方语言文字的人才。王韬认为，掌握西方语言文字是认识西学、学习西学的前提，主张在口岸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国家亦当于各口岸设立译馆，凡有士子及候补人员愿肄习英文者，听入馆中，以备他日之用。”［19］王韬还建议，这些学生学成后，可以让他们翻译西方国家有关机器、格致、舆图、象纬、枪炮等科技书籍，从而让国人了解和掌握西方先进科技。上海格致书院也把教授西方语言作为重要的办学内容。

(二)格致之学

随着口岸开放和国内风气渐开，学习西方先进器物逐渐成为当时近代中国的社会潮流。王韬主张把格致之学纳入学校教育内容。如，王韬建议在各口岸设立艺术院，讲授光学、化学、电学、重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枪炮、船舰等机器制造技术，培养富国强兵需要的实用人才，以摆脱西方人士的牵制，“将见不数十年间，各处厂局，皆我中国之人主理其事，不必假手于西人”［20］。以“格致”命名的上海格致书院更是肩负起传播格致之学、培养格致之才的重任，王韬在制订教学内容时，规定讲授西国语言和自然科学。

(三)西方哲学

王韬认为，要改变长期禁锢国人的传统经学思想，需从学习西方哲学入手。王韬在上海格致书院已有的课程基础上，增加西学哲学科目，教师在讲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时，有机渗透西方哲学方法论，引导学生树立实证的思维，反对凭空想象和捏造。上海格致书院还把西方哲学作为考课内容之一，如1889年李鸿章所出的考课题目有关西方哲学内容，“问《大学》格致之说，自郑康成以下无虑数十家，于近今西学有偶合否?西学格致，始于希腊阿卢力士托尔德(亚里士多德)，至英人贝根(培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逮达文(达尔文)、施本思(斯宾塞)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能详溯其源流欤?”［21］题目中亚里士多德、培根、斯宾塞都是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

(四)西方政治制度

王韬认识到，洋务派仅在器物层面改革，不可能实现中国富强的目标，必须在制度层面进行深层改革。“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肄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22］上海格致书院原先只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王韬担任山长后，主张在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自然科学技术、哲学的同时，研习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上海格致书院曾多次以西方议院、法律等为考课题目。如1893年，郑观应以“中国是否适宜设立议院”为题，要求考生考察、评价西方议会制度，结合国情分析在中国设立议会的利弊。

五、教育方式:注重实效

在传统学校里，讲授者机械化地照本宣科，单方面向学生灌输科举考试知识，教学方法死板，教学手段单一，教学效果不佳。王韬深受西方近代学校多样化教学方式的影响，探索创新上海格致书院的教学形式、方式、方法，取得广泛影响。

(一)开设公共讲座

上海格致书院成立初期，主要通过展示西方格致器具、出售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来传播西学，并未开展具体的教学活动。从1877年起，上海格致书院举行科学知识讲座，民众可自由前往听讲。王韬担任山长后，继续采用公开讲演的形式。1895年，上海格致书院曾于每周六晚举行讲座，讲座内容涉及矿物开采、解剖学、工程等，吸引了众多听众。此后，举办讲座成为上海格致书院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据郝秉键先生研究，在上海格致书院通过讲座教习的教师多达数十个，其中傅兰雅、华衡芳、傅绍兰(傅兰雅之子)、陆仁堂等主持数学讲座，徐寿、栾学谦、秀耀春(美国传教士)、来门义尔(美国人)等主持化学讲座。［23］值得肯定的是，上海格致书院尽管办学经费紧张，但开设的公共讲座都免费向民众开放。

(二)实行班级授课制

1879年，上海格致书院曾招生公告，设西国语言文字、格致实学两个专业。但由于办学经费、师资、生源不足等原因，未能正式开班授课。后在王韬的积极努力下，上海格致书院开设学塾、预科班等，实行分班讲授，书院课程纲目中专门提到分班授课这种形式，“招集生徒，分班细教，学者常居院内，月教格致各门”［24］。这种分班授课组织规范、知识传授系统，学生接受较高程度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1890年，上海格致书院聘请英国学者白尔敦来院讲学，招收生徒，分班教学。白尔敦拟开设五个专题，分别是“论化电器之情形”“论勒氏发电筒”“论通电简便之法”“论电气吸铁器之各用甚繁”和“论电气能镀金”。格致书院还专门制订收费办法，“凡来学者，每月拟纳修金十元，房饭在内，如外居而朝来暮去者，月收六元”［25］。后来，随着到上海格致书院求学的学生增多，书院也开办一些专科班和学习班，形成较大的办学规模，班级授课制初见成效。

(三)运用实验等教学方法

传统学校一般采取讲授式的教学方法，既有通俗化和直接性的优点，又存在“填鸭式”“满堂灌”的弊端。上海格致书院除采取讲授式教学法外，还倡导综合运用实验、讨论、问答等多种方法，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指出:“本书院所设此举，意在倡引鼓励，并非坐馆塾师逐字课读者比。所有功课，全赖学者自行工苦，殷勤习学，本书院不过略助讲解，以便明通而已。”“学课中遇有须演试者，拟用院内已有之器具，订期在院依法试验，或用影戏灯等法，显明其理。以上各事，一概不取分文。”［26］自然科学知识讲授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典知识的灌输，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教学方法。书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经常采取实验法，使用仪器设备进行各种科学实验和演示。书院课程纲目指出:“一为公讲格致大纲，并用器且演试，以便众人观听而增识见”［27］。实验法在当时十分新奇、先进，教师与学生都能饶有兴趣地进行教与学，课堂教学更加直观、生动，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起到传统单一口授教学所不能达到的教学效果。徐寿指出:“讲习格致之学，非徒言传，必须目见，尤必身亲尝试，口讲指画，而后能析其疑义，尽其妙用。”

上海格致书院十分重视实验器具的配备，不仅积极从国外募捐格致器具，而且投入许多经费购买科学仪器。据上海格致书院的财务报告统计，1878至1882年，格致书院购置科学仪器共花费白银1705.896两，超过同期书院用于支付人员工资等开支费用1153.977两，这对办学经费一向紧张的上海格致书院是一笔不小的开支。［29］可见，格致书院十分重视运用实验教学法培养新式人才。六、结语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是在对传统教育批判、传承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近代教育的先进理念和方法，逐步实现学校教育目的、教育目标、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方面的近代化。坎坷的科举历程、独特的人生经历、长期的海外漫游、赤诚的爱国之心，使王韬成为一名出色的教育改革家。他提出许多富有价值的学校教育改革思想，并积极付诸实践，加速了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进程。在教育目的方面，王韬紧扣富国强兵的时代主题，强化了学校教育服务现实社会的使命;在教育目标方面，王韬主张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真才”，适应了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多元需求;在教育对象方面，王韬推崇学校教育普及化，推动了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在教育内容方面，王韬积极引进西方国家语言文字、西方科学技术、西方政治制度、西方哲学等内容，促进了中西文化融合发展;在教育方法上，王韬推行班级授课等教学方式，采用实验法等新式教学方法，促进了中国学校教育科学发展。

总之，王韬学校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超越了同时代大多数的思想家、教育家，为推动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进行了有益探索，提供了宝贵借鉴，产生了深远影响。王韬学校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也存在一些历史局限和不足，但不能因此否定他为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当前，学习借鉴王韬改革思想和创新精神，对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大力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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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徐寿.司库关于格致书院的财务报告［N］．北华捷报，1883－04－18.

作者：陈超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