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论文：家庭教导文学价值的体现范文

作者：郭小利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理论的新颖性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又一特点

大部分人将《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畅销归因于该书具有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可以解答当前家长的许多育儿困惑，直接指导家长的教育实践。笔者不否认上述原因，但认为，该书隐含着一本好的教育专著所具有的学术品质———理论的新颖性，只是写作手法不同。作者尹建莉以更通俗易懂的案例来呈现自己的教育思想，使自己的教育思想具有更大的普及性与传播性。还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期间，尹建莉就曾针对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片面强调宏大理论叙事、学术写作上一味追求晦涩难懂的文风(缺少整体性与高度，基本概念泛化，无谓的争吵，语言的艰涩难懂等)等所导致的文化价值丧失现象，专门撰文批评。她认为现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写作有一种怪现象，就是语言艰涩难懂。这一方面可能是某些理论工作者不注意语言的锤炼，另一方面可能有人误认为，莫测的语言下才隐藏着高深的思想。所以“读不懂”成了一些理论著述的一大痼疾。文字是思想的载体，理论工作者更应该精心锤炼自己的语言。再深奥的理论语言都应该有一个底线，就是首先应该让人读懂。没有“读懂”，一切思想的花朵到了读者那里都是枯萎的……。这种不正确的学术研究趋势，致使一些教育著述成为学术象牙塔中的孤品，令众多普通读者望而生畏。而教育是一门实践的艺术，教育类的学术文章应该体现深入浅出的写作原则，便于普及与推广好的教育研究成果，使广大受众真正从中受益，真正体现教育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宗旨。

尹建莉曾多次讲到，对于一位作者来说，把原本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是一件难事，她庆幸自己做到了。《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就是她的一次成功尝试，她以具体案例为呈现方式，以若干议题为结构形式，完美再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并希望更多的人接触到正确的教育理念，形成自己的教育观，实现教育理论功能的最大化。

在攻读硕士期间，尹建莉就非常关注教师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更注重人们在教育案例分析中进行理念的提升。作者教育学素养深厚，看似分析与论述一个个典型的教育案例，实则论证了一些先进的教育理论。作者对于儿童道德培养、学习习惯养成、课外阅读、个性培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全书既有作者统一的教育理念，又处处显示出作者在处理教育细节中的教育智慧。她将一些先进教育理念灵活运用于教育细节中，引发专业教育者深思，更使那些没有教育背景知识的人从中受益，如卢梭的将“儿童当作儿童”的自由教育思想。她强调，儿童“并不是为‘长大’或‘成功’、‘成才’活着”———童年不是成人的准备阶段;儿童天性是向善、上进的，“儿童没有过错，只有不成熟;而不成熟才意味着有生长空间和成长可能。”

教育不能过于保护、干涉、指令、管制与操纵，要促进儿童形成自信、自尊、自爱的品质(“不管”是最好的“管”);以“干净”的眼光看儿童，尊重儿童，促进其自我教育(此思想贯穿全书);不仅正确对待孩子的优点，更要接受孩子先天的性格局限(像牛顿一样);注重儿童在学习中的快乐体验，让儿童体验学习过程本身而非结果所带来的乐趣，培养儿童正确的学习品质(开“小卖部”、替孩子写作业、不写“暴力作业”、学习不要“刻苦努力”、不考100分、考好了不奖励);阅读在儿童智力成长中具有重要作用(被魔杖点中的孩子学习能力强);温暖、幸福的家庭环境对孩子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自己不带孩子就是渎职、幸福的家就是五星级宾馆);真正赏识孩子，以肯定和激励，带给孩子愉悦和成就感，进而产生真正的幸福感和动力(只设“记功薄”，不设“记过薄”);培养具有批判精神、有个性的公民(可不可以批评老师?)。在书中，尹建莉提出如下教育理念:第一，“教育小环境”理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教育体制能完美到可以解决每一个学生的个体问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有的世界，他的成长，取决于和他接触的家长和教师给他营造的、直接包围着他的‘教育小环境’。这个小环境的生态状况，才是真正影响孩子成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这个教育小环境中，家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长作为和孩子接触时间最早、最长的关键人物，是‘小环境’的主要营造者———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在每一件小事上如何引导孩子，如何处理和孩子的关系，几乎每一种细节都蕴含着某种教育机缘。对细节的处理水平，区分出了家长手中握着的是锄头还是刻刀———它使孩子的世界与未来全然不同。”记得刘墉也说过相类似的话，一个人幸福与否，不是由社会大环境决定的，而是由他身边接触亲密的六七个人所决定的。而家长正确营造有利于孩子身心成长的“教育小环境”，就是要掌握正确的教育理念，“‘方法’固然重要，但再多的方法也无法穷尽一个人遇到的所有教育问题。正确的教育理念则如同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不同的锁。”

第二，儿童教育细节理论。尹建莉指出，“在孩子幼小时，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可能成为蕴含重大教育意义的事件，儿童教育中无小事，每一件小事都是‘大事’，都可以扩展为孩子的一个好习惯或坏毛病”。“童年时代的每一种体验都可以在生命中留下痕迹，孩子没有‘小事’，每件小事都是深刻地影响着他成长的大事。每件小事都是最初抓在手心里的那把雪，可能滚成一个硕大的雪球，对未来形成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像一个比喻说的那样，南美的一只蝴蝶挥动翅膀，有可能引起北美的一场龙卷风。”父母的教育细节处理决定着最终教育效果的成败。“人们在挖掘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时，习惯从宏大的视角和背景入手。事实上，在同一种文化形态和公共教育理念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之所以成年后在道德、人格及能力上有巨大的差异，在于他们最重要的生活场所———家庭，生命中的第一启蒙者———家长的教养态度的不同。”她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父母得到了一块美玉———自己的孩子，都从“爱”这一起点出发，由于日常生活细节处理的不同，它使孩子的世界与未来全然不同，如果家长手中握着的工具是刻刀，会得到令人满意的作品，如果是锄头，只能变成更小的玉，并越来越失去价值。秉承此理念，书中列举了一个个教育案例的细节处理并加以理性的分析与论证，大都以正面和反面两方面分析，希望家长在接受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正确把握教育细节的处理，如逗孩子与捉弄孩子的区别、替孩子写作业与不写“暴力作业”(惩罚性作业)的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如何对待孩子的优点与缺点、“好”阅读与“坏”阅读，培养课外阅读习惯与只注重校内“语文课本”学习的局限性分析、性教育的技巧与时机，等等。

第三，自由教育理念。尹建莉认为，“人生来不是为了让别人去‘管’的，自由是每个人骨子里最珍爱的东西。儿童尤其应该舒展他们的天性，无拘无束地成长。儿童是一个完美独立存在的世界，他幼小身体里深藏着无限蓬勃的活力，他在生命的成长中有一种自我塑造、自我成形的表达潜力，就如一颗种子里藏着根茎、叶片、花朵，在合适的条件下自然会长出来一样。”

石中英认为，自由教育具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理性主义三种精神。自由教育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而不是以人为物、以人为工具的教育，自由教育反对外在的强制，主张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自由教育本身具有民主精神，尊重学生的不同见解与看法，反对专制教育，以培养民主公民为己任;自由教育是指向儿童的理性发展并有利于儿童理性发展。

针对现在学校教育中过于注重训练、机械重复与记忆，父母对孩子的过于保护、过份管制、操纵等，尹建莉主张关注儿童的心理感受与成长，充分尊重儿童，给其一定的自由空间，老师与家长的任务是创造有利条件，使孩子逐步养成自律、自我教育的习惯，形成终身受益的优秀品质。另外，《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理论性还表现在作者规范的学术写作上。作者阅读了大量中外经典的教育著作，如卢梭、杜威、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弗洛姆、蒙台梭利、叶圣陶、陶行知等人的著作，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有着更深的体会与思考，并非理论的简单重复与堆砌，而是将其真正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中，为我所用，这恰是教育学者所必备的优秀品质。

文化价值是该书得以畅销的重要因素

笔者一直认为，学者不仅要有学术作为，更需要有社会情怀，而作为一位教育家，不仅要有自己原创的教育思想，更要传播与推广自己的教育思想，使之用于教育实践，使其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进而影响社会、改造教育。作为一名热爱教育、关注儿童成长、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尹建莉更关注的是，如何让正确的教育理念最大限度地影响更多人，尽可能更好地为教育实践服务，这既是她反对写艰涩学术文章的原因之一(她认为那类学术文章仅是文化资本的积累，不具有文化价值)，也是她写作此书的目的。笔者认为，尹建莉是一位“行动中的理想主义者”，与那些坐在书斋中写文章、社会影响力有限的普通教育学者不同。近年来，她一直参与到教育实践活动中，如资助西部失学儿童、以个人名义举办农村学校图书馆、到北京一所小学任校长助理并推动教育改革、通过到全国各地演讲传播自己的教育理念等，她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正确的教育理念，并运用到自己的具体教育实践中。

她认为，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是“道”与“器”的关系，当读者完全掌握了正确的教育理念，自然会明白该运用何种教育方法，所以不希望读者完全模仿自己书中提到的教育方法，而主张教育者针对不同的孩子，独立思考，把握每一个教育机缘，因材施教。《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带来了家庭教育读物的出版与阅读热潮，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更多家长开始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并开始质疑一些大家熟视无睹的教育时弊，因此该书具有教育启蒙的意义。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在没有进行商业宣传的情况下如此畅销，本身就证明了该书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也说明已经有很多读者(年轻父母或老师)接受了她的教育理念，并会进一步影响其育儿和教育方式，从此意义上讲，它将引发中国家庭教育观念改革，成为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福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