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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结构下教育评价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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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教育评价:合格之中谋发展

众所周知,国民素质的提升依赖于国家的全部社会实践。而教育是国民素质建构与发展的基础,基础教育则是基础中的基础。基础教育就是为青少年儿童成为具有良好素质、健康人格的合格公民而打下基础。可以说,培养具有良好素质、健康人格的合格公民,是基础教育的底线,以此为目标的教育评价,是基础教育的底线评价。而培养适合高等专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选拔规格的人才,是基础教育的顶线评价,以此为目标的教育评价就是基础教育的顶线评价。在后喻型文化结构的影响下,我国的基础教育大多将基础教育的顶线评价作为其实然取向。顶线评价是一种源远流长而且根深蒂固的评价,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教育一直就维持在顶线评价,科举制就是其实例。然而,在真正民主的时代,在社会有可能也有条件普及义务教育的时代,由于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正是义务教育制度的底线公平,我们转向选择底线评价就是维护基础教育的本分,这种本分要求我们坚守培养全体学生成为素质全面、人格健康的合格公民。随着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大力推进,这种底线评价的要求越来越显著,但在实际上产生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种对基础教育追求合格目标的底线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前喻型文化结构下的教育取向,但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后喻型文化结构特征所带来根深蒂固的影响,合格的评价目标很难落到实处,反而会加重顶线评价所带来的压力。

在前喻型文化结构中,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受教育者有无同教育者的过去告别、并开创新的未来的勇气及相应能力。由此可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是前喻型文化结构下的一大特征。基础教育评价的重点直接关系着高等教育以及其他层次的内容,也关系着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未来时代发展形势,只有在合格之中谋求发展,不但要培养具有良好素质、健康人格的合格公民,同时更要培养具有勇于开创未来能力的接班人。创造人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这也正是反思前喻型文化结构下教育取向的可取之处。而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迫切需要发展型课程评价制度来评鉴。在评价理念上,发展型课程评价强调课程的发展、学生的发展和教师的发展,强调课程改革是一个不断发展、创生的过程,评价课程不只是看课程成功与否,还要看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课程本身的适应性、发展性和创生性。因此,基础教育评价以合格为目标固然重要,同时在合格之中谋得发展才更有利于基础教育评价的有效实施,也有利于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高校入学考试:公平之上求效率

高校入学考试———高考是我国进行人才选拔的主要方式,我国高考改革历经三十多年,虽然不断推进,但其间也有往复。这是链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重要纽带,因此,随着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高校招生和人的发展的现实需要与现行高考“大一统”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正是当前高考存在的最大的矛盾。很多人认为高考制度正是使得基础教育改革难以顺利进行的瓶颈,也是高等教育人才选拔效率下降的症结所在。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高考改革的不断进行,高考虽不能够达到理想的公平有效,然而在没有其他更公平且能够操作的制度可以取代它时,高考便是最可行的相对公平的制度。虽然科举制是后喻型文化结构下我国古代教育评价的重要方式,但从隋唐至明清的科举时代,许多人将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种“至公”的制度。不管科举是否真正做到“至公”(实际上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至少成熟期的科举考试从制度上说是提倡公平竞争的。当然,科举制的许多弊病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力求公平的态度却是从未改变的。从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统一高考制度,到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在许多方面都实行了改革。尽管多年来出现许多对高考制度的质疑和批评,但高考依然是高校选拔新生的主流,高考改革要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有自身特色的招考制度。

前喻文化是以开拓未来为使命的文化,既然要着眼于未来,那么我们不禁要反思:未来需要通过高考选拔出什么样的人才?在笔者看来,从未来的角度出发,未来需要的是人之所想和社会之所需的创新型人才。所谓人之所想就是从每个人自身来讲,教育的意义在于生命的升华,在于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人只有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这个人才算成功的;所谓社会之所需就是社会需要的有价值的人才。我们知道,当一种需要战胜另一种需要,满足那种需要的行为就会产生需要之上的价值,这种价值诉求是要在社会中才能得以满足的。解决这一矛盾的高考改革的目标模式为建立统一的综合测试平台,按高校专业大类设定科目组合,统一测试与自主测试相结合选拔特殊人才,高职院校招生采用灵活多样的考试方式,加强艺术类、体育类专业测试,确立综合评价的原则,形成多元录取机制。因此,高考改革只注重公平还不够,还要力求效率,这效率指的就是选拔人才的有效性,是否符合前喻文化自由民主平等、尊重生命个性与价值的特点,是否人之所想,社会之所需。

三、高等教育评价:多元之下争创新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往往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同时,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水平。根据以2005年的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RankingofWorldUniversity,ARWU)、英国《泰晤士报》的“世界大学排名”(WorldUniversityRanking,WUR)、2006年的国际大学评价委员会的“国际大学创新力排名”(InternationaUlniversityInnovativeCompetenceRanking,IUICR)评价结果分析显示,美国在国际大学排名中遥遥领先,欧洲一流大学区域分布较为均衡,而亚、非、拉大学总体上相对落后。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我们的高等教育评价虽然在改革中不断进步,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正在日趋复杂化,学科和专业的发展与融合非常迅速,出现了学科综合与学科分化两个不同方向的明显特征,对高等教育的评价不但需要专业知识,还需要专门评估理论和评估技术的支持。同时,由于复杂评价结构和多元评价主体带来的价值冲突,也特别需要专业化的评估机构,以平衡各社会利益群体的不同目标取向,应该充分调动和发挥政府、市场和高校自身的力量,建立良好的高等教育评价范式,努力满足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已经成为国家对高等教育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与推动作用。但同时,高校如果一味以行政部门的要求为指导,教学和科研必然严格划一、生硬僵化,从而妨碍高校学术自由,不能形成学术特点,不利于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因此,建立多主体协调合作的多元化评价范式也是当务之急。

从评价的目的来看,国际教育评价的发展基本是沿着从“关注评价者的需要”向“关注被评价者的素质发展”前进的。总体来说,教育评价所关注的目标层次也越来越高,经历了一个“个人—社会—个人”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循环过程。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Cassire)r曾言:与其它动物相比,人类是一种“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高等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创新型人才,但是该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还是个难题,看来回答“钱学森之问”还需要时间。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国家多多少少都存在着前喻型文化结构的特征,这种导向要求立足当下,开创未来。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水平的差距,我们不但要立足培养创新型人才,还要在建立多元化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评价理念和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

作者:贾月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文化结构下教育评价的反思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