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农村基础教育研究范文

农村基础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同时也是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劳动力是生产过程能够顺利进行最关键的要素，而劳动力的素质有取决于其所受基础教育的质量。农村的基础教育发展的推动力目前主要依赖区县级政府教育经费的增长。由此可见农村基础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在动态之下相互共生的。当前在我国农业人口仍占主体，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高低决定了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是拥有充足的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和是不是掌握了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而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为基础教育的改善提供了经费来源，可以说基础教育发展与否、水平的高低都受制于政府财政教育划拨经费的规模。如果农村的社会经济水平过度超越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水平，在后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可能会出现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不足以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水平落伍的状况;如果农村基础教育水平过度超越于农村的社会经济水平，就有可能会出现高素质劳动力过剩和科学技术资源浪费的情况，这种情况持续存在就仅以不会妨碍到就业以及社会稳定。本文以西安市县域农村作为研究区域，运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西安市1999－2013年县域农村基础教育和社会经济之间的相互发展关系程度进行判定，希望能够对西安市农村基础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相关建议。

1研究区选择与概况

西安市当前的行政区域面积为1．0108×109km2，行政辖区包括9区4县。2013年，常住人口为865．29万人，人口密度为856人•km－1，农村人口所占比重为50．15%，总产值为4．366×1012元，人均GDP为51048元•人－1，产业构成(即一、二、三产业所占比例)为4．4∶42．1∶53．5，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为每人4751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每人21219元。西安市教育支出为11．2×109元，人均预算内教育支出为每人1364元。当前我国实行的是以区(县)为主的教育管理和财政经费划拨体制，西安市目前行政辖区中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雁塔区、灞桥区、未央区只有个别基础教育学校城乡类型属于乡村;而其余的阎良区、长安区、临潼区、蓝田县、户县、周至县、高陵县中基础教育学校中绝大多数学校的城乡类型都属于乡村。因此，考虑到区域的完整性，本文最终选取阎良区、长安区、临潼区、蓝田县、户县、周至县、高陵县这7县(区)为研究具体区域。

2研究方法

2．1模型描述

2．1．1构建指标体系本文的研究是基于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水平与农村基础教育系统的水平判定，由此，根据选取指标是否具备一定的科学性、指标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指标是不是可以获取性、指标之间可否比较性等原则来形成评价指标体系［1］，进而使用计算平均方差的方法［2］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

2．1．1协调发展模型利用加权指数和模型来计算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式中，J代表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值，S代表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值。C是协调度，取值范围是［0－1］［6］，其值越大，说明农村基础教育和设计经济的协调程度越高。一般的，协调度模型计算的协调程度不能定两者是在较高发展水平时达到协调，还是在较低发展水平时达到协调。因此，在此基础上应用协调发展度模型来进行进一步的探究［7］。协调发展度模型能够更为明确的判断农村基础教育和社会经济是在何种水平下的协调。式中，D为基础教育－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度，取值范围在0－1间;T是基础教育与社会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数;λ、μ是待定系数，且λ+μ=1。在本文研究中认为农村基础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同重要，所以取λ=μ=0．5。参照现有研究成果，把农村基础教育－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度划分为如下类型(表2)。

2．2数据来源研究区的基础教育和社会经济数据均来源于《西安市统计年鉴》(2000－2014年)，复合指标均通过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各个指标原始数据的量纲、数量级都不相同和一致，同时各个指标在复合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有的是正向作用、有的是负向作用，且作用的过程也非常复杂，基于此本文运用模糊隶属度函数法来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

3实证分析

3．1基础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析总体来看，西安市农村社会经济和基础教育协调发展的年份居多，不协调的年份占少数。在由7个县域研究单元和7个时间点所组成的49个研究样本里，其中7个属于C类为失调衰退关系占14．3%;11个属于B类为过渡发展关系占22．4%;31个属于A类为协调发展关系占63．3%，大多为6级初级协调和7级中级协调。所有样本中有16为是社会经济滞后占32．7%，33个为基础教育滞后占67．3%。在7个时间节点中，不协调的样本主要出现于1999年和2004年两个年份，也就是说西安市农村区县的社会经济和基础教育近15a来一直趋于协调。但协调等级并不高，只有个别区县个别年份达到良好等级，同时农村基础教育和社会经济并不完全同步。

3．2基础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时序变化分析西安市7个农村区县社会经济和基础教育之间的协调程度自1999－2013年中基本呈逐渐提高趋势，如图3和表3所示。1999年，7个农村区县的社会经济和基础教育大多是失调衰退关系和过渡发展关系，只有长安和户县达到了协调发展关系，其中长安是初级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户县是初级协调发展类基础教育滞后型。临潼、阎良均为过渡发展类基础教育滞后型。高陵、蓝田、周至均为轻度失调衰退类基础教育损益型。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当时6个农村区县的社会经济水平较低，因而对基础教育投入的经费有限，所以基础教育产生滞后和损益现象。2004年，7个农村区县社会经济和基础教育的协调发展程度大多呈现起伏状况。长安继续保持其协调发展状况，高陵提高较快，都为初级协调发展类型。其中长安为初级协调发展类基础教育滞后型，高陵为社会经济滞后型。蓝田和周至的协调发展水平都有所提高均，户县有所下降，这3县均为过渡发展基础教育滞后型。临潼和阎良的协调发展水平都有所下降，为轻度失调衰退类，其中临潼为基础教育损益型，阎良为社会经济损益型。各区县在这5年中社会经济水平有所提高，都在探索发展经济的途径，但还处于初步阶段，因此对基础教育的影响呈现起伏。2009年，7个农村区县社会经济和基础教育的协调程度仍起伏不定，且主导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长安的协调发展水平一直都相对较好，为中级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临潼、阎良的协调发展程度有较大提高，和户县、高陵都达到了初级协调，其中临潼社会经济发展较快为基础教育滞后型，其他三县都是社会经济滞后型。蓝田、周至协调发展水平有所下降，均为轻度失调衰退类基础教育损益型。这5a间7个区县的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因为各自发展的速率并不尽相同，因此对基础教育的影响和支持程度也出现差异，导致出现协调发展水平的差异变动。2014年，7个农村区县的协调发展水平都达到了协调发展的等级。其中长安为良好协调发展教育滞后型。临潼、阎良、户县、高陵为中级协调发展类教育滞后型。蓝田、周至协调发展水平相对最低，只达到了初级协调，也都是基础教育滞后。由此可见，这5a间，农村各区县经济发展迅速，对基础教育投入增加，因此协调发展水平都有所提高。但还是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下基础教育的更大需求，协调类型都为教育滞后型，如果这种状况一直得不到改善，会影响到基础教育的水平，进而也会对社会经济不利。

4结论

本文以县域为研究单元，以农村社会经济与基础教育相互作用的关系为切入点，对西安市7个农村区县1999－2003年来社会经济与基础教育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类型、随时序的发展态势进行了判定与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西安市农村社会经济和基础教育协调发展的样本年份居多，不协调的样本年份较少。(2)西安市农村社会经济和基础教育发展不协调的样本大多数都出现在研究期初，至研究期末都达到协调发展，研究期中各区县的协调等级虽有起伏，但总体是趋于协调的，但协调等程度还较低，协调发展水平还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提高。(3)要根据不同地域的制约因素来在制定县域协调发展的对策:长安区协调发展水平一直较好，在今后的发展中要把重心放在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以期达到基础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同步发展;临潼、阎良、户县、高陵一方面要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是其协调发展水平在提高的同时达到基础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同步;蓝田和周至发展的重点主要是要提高基础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协调程度，加快两系统的发展水平。

作者：李苒 单位： 西安文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