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建设传播的新路径与新功能范文

1．1　自媒体时代学术期刊建设传播的新路径

自媒体时代的信息终端手机的轻便与普及，为随时随地获取信息提供了条件，此种信息大多简便、快捷，其模式符合快节奏生产和生活的人们进行信息接收与阅读。根据腾讯公司的《2017微信数据报告》，截至2017年9月，微信平台日平均登录用户超过九亿人次。可见，微信不但已经成为当今人们不可或缺的获取日常资讯的软件，也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庞大的社会网络，缔造了社交、媒体、商业办公、支付等健全的生态圈。［1］因此，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例来研究学术期刊的传播影响情况很具有代表性。学术期刊开通的微信公众号的运作程序简单，而传播功能非常强大。对于期刊公众号管理运营方，只需在电脑终端“首次编辑”一手素材形成微信“首发消息”，或者将纸刊定稿的学术论文经过“二次编辑”（低刊的定稿前已经过了一次编辑过程）形成已发表作品的“推送消息”，即可实现向关注本期刊公众号用户群的“首次传播”；而读者用户只需要通过智能手机微信扫码即可关注公众号成为用户群（俗称粉丝群）中的一员，便可以从平台获取并阅读相应的及时消息和该认证（非个人性质）微信公众号的历史消息，也可以通过其它群组及个体的转发或朋友圈的展示功能获取具体的某一条信息，从而实现移动阅读、“二次传播”及“轮番传播”。因此，自媒体创造了“人人即媒体”的时代，自媒体的开放化与互动化，开启了学术信息和思想的多元化时代。

1．2　自媒体为学术期刊建设传播提供的新功能

1．2．1　自媒体为期刊作者研究提供更为高效和全面的方向引导科学网调查显示，国内超过80％的科研人员希望通过微信平台关注学术期刊的信息。［2］学术期刊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作者群、微信学术共同体等自媒体技术，一方面，基于其特有的方便、快捷以及功能强大等特点进行快速传播，在第一时间为专家提供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的首选领域与方向；另一方面，学术期刊可通过微信群等及时的、低成本的通讯交流机制实现选题策划、组稿约稿，引导专家学者更加关注当前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等目的，减少专家学者创造与调查的盲目性；同时作为新媒介平台，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技术使得学术期刊与新形媒体结合，弥补了传统纸刊色彩单调、媒介单一的不足，重视情绪、意志、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在新媒体传播中的作用，有助于普通受众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不同学科相对深奥的语言和严肃的理论，给专家学者提供来源于公众的意见参考。

1．2．2　自媒体为科研成果传播与转化提供刊网融合的平台专家学者在依兴趣或责任创作出研究成果后，需要借助相应的平台对其科研成果进行，以实现知识产品的社会化和公众化，在传统纸刊的背景下，这一目的的实现周期长、受众小、效果差。而刊网融合不仅拓宽了科研成果的传播渠道，尤其是自媒体的微信技术能够让受众利用手机和网络共享期刊资源，实现移动阅读，还在瞬间跨越了地区甚至国界，实现了智库成果传播的广泛性、即时性、充分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学术期刊信息传播较为滞后和开放程度低的不足，甚至可以实现学术文章的“自媒体首发”（即在纸刊之前，由微信、微博等方式直接实现出版）。越来越多的党校、行政学院期刊微信公众号直接或间接地为作者、读者提供信息查询、在线投稿、审稿查询等功能（如《国家行政学院学报》、重庆市委党校的《探索》等），《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等通过微信特色栏目和期刊资讯的方式，能够方便地找到过去所的精华或热点信息，更好地满足专家学者的知识需求，还可以就投稿方式、学术动态、征稿启事、期刊栏目、编排规则等作者关注的问题给予详细的解答，提高智库成果生成、、传播、转化的效率。

1．2．3　自媒体实现了专家学者与政策制定者、期刊、大众间的多方实时交流信息的传递者和接受者理想的交流与沟通状态应是将传播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关系转化为交往关系。海德格尔曾强调“共存”，提倡主体之间要平等合作［3］，中国学者陈先达提出“真正的对话应该是讨论式的对话”［4］。微信群的平等对话模式有助于针对某一理论与现实的热议引起人们的共识，专家学者与政策制定者、期刊编辑者、大众读者等多方就某一社会问题进行平等姿态的交流与探讨，有助于形成考虑周全、平衡利益、科学有效的决策。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代表的期刊自媒体具有实时通信以及留言和回复功能，良好的使用体验使其在读者群体中具有较高使用率和黏着度，奠定了良好的阅读环境基础。通过用户管理功能，可修改不同领域专家学者备注，以信息区分不同类型或背景的专家，由不同栏目的编辑进行单独聊天沟通，或进行不同类型信息、文章或背景资料的定向投放。在这种认知环境下，编辑还可通过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平台的运作和管理展示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向读者传输正能量的编辑职业道德和职业尊严。交流群内的平台交互记录，可以为编辑口碑评价和改进对党校智库的服务提供依据。

1．2．4　自媒体有助于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与社会化评价当前，在主流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中，普遍以发行量、影响因子、数据库收录情况等指标反映学术期刊传播力，学者王芳等通过对江苏省地学类的学术期刊实证研究表明，期刊的数字化程度与被引频次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数字化发展程度高的期刊，被引频次就高一些。［5］还有学者王轶基于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年）》中的40种社科类权威期刊的影响力的相关指标与该期刊的在线投稿系统、网站互动平台、微博、微信平台等数字化建设情况比较，也得出类似的结论。［6］从理论逻辑和实践中存在的互相促进的效果来看，加强期刊的微信平台建设，能扩大传播范围、缩短出版时滞，进而扩大期刊学术成果的转化效果却是不容质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