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刊与传染病知识普及范文

1民国期刊普及传染病知识原因分析

1.1推动国家富强是知识普及的时代使命

在近代中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是所有仁人志士的追求。报刊界学人虽不能赴汤蹈火，但也以不同方式参与救国。创办期刊普及知识就是多种爱国形式中的一种。《科学的中国》在发刊词中说：“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更希冀这种知识散播到民间之后，能够发生强烈的力量，来延续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民族寿命，复兴我们日渐衰败的中华文化。”[1]医药学界人士同样有这样的认识。《防痨》创刊号发文指出，要推动民族复兴运动，“首先应推动防痨运动。须知我们推动防痨运动便是直接的推动民族复兴运动”。该文作者说，中国每10万人中有痨病患者4000人，全中国有痨病患者1600万人，每年因此病死亡160万人。所以面对疫情严重的形势，必须从防痨起始，“为救济中国民族起见，故举行这个防痨运动”[2]。《文艺的医学》在创刊宣言中说：“有健全的民众，才有健全的社会，有健全的社会，才有健全的国家。从来未有民族孱弱，社会病态而能建立光华灿烂的国家于世界的。”[3]从国民健康的角度展望国家强盛的出路是各种期刊从事科普活动的时代着眼点。

1.2服务社会大众是根本出发点

民国时期，一般民众的公共卫生观念十分淡漠，传染病防治的制度体制尚不健全，防疫成效甚微。据乡镇防疫工作人员说：“乡村生活环境，均呈原始状态，饮料取自塘涧，洗涤与共，沟洫任其淤涸，蝇蚊相集，污物遍地，尘芥满室，野厕筑于道左，积粪以资肥田树艺，衣不知澣，身不知沐，垢面跣足，安之若素，小儿营养不良，老人佝偻无泽，敬神祈福，以邀天庥。”[4]在传染病的预防上，多数民众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有期刊载文说一对90多岁的老夫妻在饭后经常说：“可厌西村那位医生，常骂我不讲卫生，防害旁人的健康，不是说我饮食不洁，就是叫我沐浴，你想我住在东屋里与猪、鼠六十余年的同居，蝇、蚊是常伴我的好宾朋，倘若是他们有恶意加害我的话，我还活得偌大年纪吗？即此证明西村朋友的话，完全是靠不住的。”[5]而面对防疫针注射的呼吁，“多数民众多不能接受防疫之处置，尽管你带了无数的预防药消毒药，任你说得天花乱坠，民众是不听你的劝导，不受你的预防接种或注射，更不服从你的检查，弄得防疫人员一点没有办法”[6]。诸如此类对致病原因和发病机理认识无知者不在少数，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普遍状况。于是，涌现出了许多面向社会大众、以普及防疫知识为出发点的期刊。如《大众医学月刊》自创刊之日起就明确宣称，“大众医报，原为大众求幸福，便利大众而刊行。故服从大众之意见，随大众之意志而进行”，并且表示“凡读者之要求，有利而无弊者，无不采纳”[7]。体现了其面向社会大众办刊的明确导向。

2民国期刊对传染病知识的普及概况

2.1传染病发病原因及传播途径

知识的普及介绍传染病的发病原因是为了消除民众对传染病的误解，进而树立正确的防疫观念。曾经，人们对于麻风病长期存在错误认识，“以为此症是极易传染的，假使向麻风病人望一眼，就可以传着这病了”[8]。由此也造成了对患者的歧视。《麻风季刊》等期刊遂发文阐释发病原因，消除各种误解。“麻风的起因，是由于一种微细的麻风杆菌侵入了人体中，潜伏在人体的组织间隙，或淋巴腺内，身体一感受了别的病症，如神经衰弱，贫血，花柳，疟疾等的影响，体内抵抗疾病的自然力减少，杆菌乘机而起，麻风因之而发。”[9]传染病的发病原因是细菌感染，对于“细菌”这一新鲜事物，许多文章作了介绍。如《细菌要义》一文说，细菌是“最微细最简单的生物”，其分布很广泛，“凡有机生物所在的地方，空气所到的地方，以及土的深处，都有细菌，人体的表皮，指甲的下面，滋养道内，呼吸道的上部，以及泌尿生殖器的外管，均为含菌最多之处”。细菌分为病原菌和非病原菌两类，病原菌易致病，非病原菌不致病且对人体有益。病原菌的传播有接触病人传播、蚊蝇鼠虫传播、水与食物的传播、飞沫传播等多种途径[10]。还有文章说明了细菌的繁殖速度，作者以霍乱病菌为例说，其每十五分钟能繁殖分裂一次，如此，一天时间就可繁殖至96代，产生七兆八千亿个病菌。关于病菌的生长环境，大多数细菌在15至43度间最适于生长发育，但伤寒菌能够在零下环境中生存数周。另外，病菌在有水、黑暗的环境下更易生存繁殖，而阳光直射容易杀菌[11]。各种期刊对具体传染病的发病原因及传播途径的介绍不胜枚举。认为“对于某种疫病之适当防御，最为重要者，即认识其如何发生之条件”[12]。如结核病，有文章指出其传染源“主要由于咳痰，故泡沫传染最危险”[13]。“一个痨病人咳嗽或打嚏的时候，嘴里就喷出一层雾来，这雾的细点里，有数百万的微生物……假使你咳嗽的时候，用手掩口，而你又将手去开门或者去开自来水龙头，那么就会有机会把病传到以后用手开自来水龙头和开门的人。诸如此类的传染，是很普通的。”[14]再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有文章说，该病是由脑脊髓膜炎双球菌引发的，此类病菌存在于人体的大脑和脊髓腔内的液体中，也存在于鼻咽腔内的粘膜上。此类传染病主要通过病人呼吸、咳嗽、喷嚏、说话时飞沫中携带的病菌传播，也会通过与患者共用碗筷、手帕等传播[15]。鼠疫的传染主要由老鼠和跳蚤引发，鼠疫原来是老鼠本身的一种疾病，但老鼠身上的跳蚤在吮吸了老鼠的血之后便被传染，当跳蚤再去叮咬其它老鼠时，被叮咬的老鼠也被传染，当跳蚤叮咬人时，人即被传染[16]。

2.2传染病症状知识普及普及传染

病症状的相关知识是为了引导民众早发现、早治疗。如有医者指出：“急性传染病之诊断上，于细菌性疾患，如依据细菌及血清学的检查，可以早期将其确定出来；又病原不明之发疹性热性病，参考其疹之外观，发现部位，蔓延之情况及全身症状等，得下适当之诊断。此外每常观察血液象，并尿试验等均甚重要，然应注意者，吾人常据一部分所见，先入主见而下诊断，甚为危险之事也。”[17]由于对传染病早期症状的发现及诊断存在难度，往往造成医治不及时，疫情扩大。1933年，毛咸曾对广西的麻风病猖獗深感忧虑。他说：“在他的固有症状没有发出以前，谁也不知道他是麻风，就算发作以后，普通人因为缺乏辨识力，每把他当作普通的皮肤病，不去特别注意他，和他接触，任他自由，遂至愈染愈多，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是我国麻风病增多的最大原因。”[18]不少期刊发文强调，民众应加强早期诊断，若能及早确诊，有利于及时救治，防止病毒蔓延。有期刊了传染病早识表，为社会大众提供参考。

2.3传染病治疗知识的普及

在对传染病的病理认识和疗法上，中西医之间存在较大争论，但这并不影响中西医对疫病的有效治疗。中医的诸多验方，对相关传染病的治疗效果明显。在疟疾治疗方面，叶橘泉认为西药金鸡纳霜虽为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但价格高昂，平民百姓不易购得，而中药常山在治疟方面有很好的疗效。用常山四五钱，煎汤，日服二三次，“价廉而效颇确”[20]。常年医治黑热病患者的宋爱人结合多年临床经验总结了几个处方，有新订大黄䗪虫汤、新订鳖甲解肝煎，他认为这两个处方是治疗黑热病的最重要的方剂。他还提供了新订参蟾殴虫化疳汤、新订黑热病秦芃汤、新订黑热病何人饮、新订黑热病瘀血性鼻衄汤、新订黑热病血毒性鼻衄汤、新订黑热病贫血性血衄汤、新订黑热病消疳外贴膏、新订黑热病苍柏消疳饮、新订黑热病溃脓性下痢汤等方剂[21]。俞瑞昶提供了六种预防霍乱的必备药品及使用说明：痧气卧龙丹，凡感瘴气秽毒，致胸次痞闷泛呕，猝然仆地，霎时神昏，甚至不省人事者，用此丹吹入鼻中，令人喷嚏，则窍通而神清矣；辟瘟丹，能治一切痧疫呕恶，霍乱吐泻，腹痛转筋，用开水灌下即愈；诸葛行军散，如舟车剧场中等处，感受热度及秽气，而引起霍乱吐泻，用之极效；八宝红灵丹，中暑中风，即发霍乱吐泻，胸脘胀满，小腹绞痛，甚至吐泻不得，懊恼非凡，服此立愈；藿香正气丸、纯阳正气丸，冒暑贪凉，吐泻交作，用此丸吞下自救；十滴药酒、八卦丹、人丹，不拘寒热，凡发霍乱吐泻，胸脘懊恼，用此能辟秽止吐止泻[22]。李健颐分享了其在福州治愈三位霍乱患者的处方：吴萸、干姜各一钱、黄芩、黄连、川朴、木瓜各二钱、芦根五钱、滑石一两、泽泻、天冬各三钱、蚕沙五钱、佩兰叶半钱、竹茹三钱、紫雪丹一钱、黄土水、盐水各半煎熬，频频灌服，外用盐炒热布包，浑身擦拭，作者用此方“皆著奇功”[23]。类似的治疗各种传染病的处方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在麻风病方面，《麻风季刊》着重于强调麻风病并非不治之症，有文章指出：“今者科学昌明，医术精进，患者苟及早治疗，注射得宜，固亦可得而愈，非同往昔之绝无希望。”[24]在药物方面，该刊主要登载了大量介绍大风子油治疗麻风病的文章。大风子油是治疗麻风病的首选药物，但用药时间长且药物副作用明显。20世纪前期，经过多国医学专家攻关，其毒副作用逐渐降低，疗效明显。30年代初，大风子油和其它药剂混合运用的临床案例愈加增多，如以精油加入木焦油，或用碘化烷，或碘化脂酸等。随后南京卫生实验处又研制出大风子油免痛注射剂，并且在实验基础上探索出以免痛剂为主治药，以甲状腺锭、维生素流浸膏及肝素粉或液为辅佐治法的“标准治法”，获得良好效果。新疗法的推广是许多期刊的普遍做法。在肺痨的治疗上，《防痨》杂志几乎每期都介绍一些防痨的新疗法，如卫生营养疗法、人工气胸疗法等。《广西卫生旬刊》也介绍了数种肺结核的物理疗法，如空气浴、日光浴、吸气疗法、水疗法、电气及光线疗法、器械疗法、瘀血疗法等。有的刊物提供了治疗传染病的药品，如《卫生杂志》的“医药介绍”栏目，推介新药和特效药，有普益急救时疫水、肺形草、百咳定等治疗各种时疫及痨病的药品。该刊编辑认为，上述药品都是在临床实践中得到验证确有效果的良药，肺形草“确有根治肺痨之特效”，百咳定“对于流行性感冒、急性慢性气管枝炎、肺炎、百日咳、肺结核、咳痰等症均有奇效”[25]。

2.4传染病预防知识的普及

民国时期，受医疗水平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传染病预防尤显重要，当时的期刊也特别强调预防的重要性。黄慰民指出：“一般人的卫生知识幼稚，往往容易疏忽，遂易为病菌所乘。再加以卫生的设施简陋，卫生的状况尤未妥善，病菌之滋生容易，流行的机会特多。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日日处在如狼似虎的传染病恶势力之下，其不濒于危险者，实间不容发。故卫生知识可以说是我们防身之宝，宜急亟的请求，绝对不可怠慢，那么，我们才有生命保障的自信力。”[26]为达到普及效果，各期刊所用的方法不尽相同。《合作与民众》从饮食、细菌的生长环境及防疫注射三方面作了介绍。饮食方面，不吃生冷、腐败的食物；食物与苍蝇隔离；不随便吃零食。细菌生长环境方面，要疏通房屋附近阴沟内淤积物；扑灭苍蝇蚊子；潮湿的地方放置少许石灰以杀菌；室内保持空气流通。预防注射方面，霍乱、伤寒、天花等均已有防疫针，“这是防疫最有效的方法”，并使自身“抵抗病菌的力量因此便增强了”[27]。除了基本卫生常识外，很多期刊还刊登了一系列处置传染病的普通方法。在加强隔离、阻断传播途径方面，范叔蘩认为应将患者传染种类分为绝对隔离和相对隔离两种，急性传染病如赤痢、霍乱、鼠疫、伤寒、天花、白喉之类，则禁止患者与其家人来往，实行绝对隔离；若为慢性传染病，可允许家人来院探望，但家人离开时必须经消毒后方可出院[28]。对于在家养病的情况，必须为患者提供独立房间，确保病房空气通透、阳光充足，病房必须与其他房间阻隔，房内只能放置患者日常用品。“凡与病者无特殊关系之人，非特不必入病者之房，即病者之家亦不必到”“凡自病房取出之物，当先事消毒，以免病菌散布于外”[29]。在看护人员的预防方面，《中医世界》专门提供了六条基本的注意事项：（一）病人所用的器皿未经沸水煮过之前，均不可携出病室；（二）病人所有用作饮料，以及洗刷口齿的水，务须煮沸后可用；（三）病人所用的手巾、面布和被单、碗碟调羹等物携出后，非经沸水煮过之前不可接触；（四）接受病人食物或食前，应双手用热水肥皂洗净；（五）病人痊愈后，所居的病室，以及日用的器皿等类，应用消毒法逐件消毒；（六）看护人不可在病室内进食，凡进食前，尤应先将双手用热水及肥皂洗过为要[30]。大量文章提倡注射预防，以获得免疫性抵抗力。吴骥伯在《劝大家种牛痘》一文中说：“要想免掉天花之患，惟一的安全便利科学的方法，就是劝大家个个都要种痘。惟有种痘可以预防天花，惟有种痘，可以减除天花为患，这是最正常防御天花传染的办法。”[31]高镜明则对儿童防疫注射的一些注意事项作了说明，如种牛痘后，以后须续种；种牛痘不可太迟，北方因种牛痘太迟，所以患天花者众；白喉的预防注射剂有两种，一种为类毒素，另一种为矾沉淀素，前者须注射三次，后者须注射一次，前者忌用于儿童患活动性之结核病者；结核菌素注入皮肤后不可在该部位进行第二次注射，否则易引发组织坏死[32]。《上海妇女》载文指出，有人“以为一经注射以后，一切的疫病都不会发生”，这是“一件大错误”。作者呼吁社会大众必须知道不同传染病的预防方法，然后“一一施以预防的方法”，以使防疫工作真正奏效[33]。公共场所防疫安全备受重视。在学校公共卫生方面，不少期刊认为学校师生员工必须按期实施天花、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接种工作，种痘每隔五年一次，霍乱每年接种一次，伤寒每两年接种一次。若学校出现传染病患者，应立即送医隔离，与患者有接触史的学生应定期严格检疫，并预防接种。患者痊愈后若要返校复课，必须有医师的书面证明；若遇危重的流行性传染病，“必要时得解散学校，以资杜绝传染之机会”[34]。除了学校，很多期刊也注意到了餐饮场所存在的较大隐患，提醒人们注意餐饮场所的卫生状况。一要“警告他们的店主，要严格地督促店员，把所有客人用过的一切食具，非经充分的煮沸消毒，不能给其他的客人”；二要“厨内的食品当时时藏在玻璃柜内”，以免被污染；三是“根本的把这个共同饮食的习惯改良”[35]。

3民国期刊普及传染病知识的意义和影响

3.1传染病知识普及增强了社会大众的防治意识

期刊对传染病知识的普及满足了社会大众的知识需要，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大众的知识谱系，使中国社会对传染病及公共卫生事业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在社会中培育了现代卫生观念和习惯。当时普及的传染病知识逐渐被社会大众所接受，为有效防控传染病蔓延、降低发病率和人口死亡率起到积极作用。易景戴曾受政府委派参与了三次疫病救治工作，分别是1926年秋的霍乱、1929年春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和1930年的霍乱。据其观察，民众对防疫的认识不断提高，参与防疫注射的积极性一次比一次高。他说：“从前应霍乱及脑膜炎预防液注射者，聊聊不可多见……虽经百般劝导，告以预防液注射之益，而终充耳不闻也。迨今夏防疫消息传出，霍乱预防液尚未购置齐备，而来院要求注射者，已日必多起。必院中开始工作，即纷至沓来，应接不暇。咸谓受三次注射，即霍乱之神莅临，亦可高枕无忧矣。”[36]1946年《上海时报》周刊的一则报道也反映了社会大众对防疫所持的积极态度。在上海望志路、汉口路等地均排起了一字长蛇阵，唯恐一旦疫起而注射不及。该文作者感慨道：当年法租界时期，为让市民打防疫针，“巡捕来拖了强打，有些还挨户注射”，抚今追昔，从“不要注射，强拉你注射”到“要注射了，没处注射”[37]，社会大众从对防疫的抗拒到对防疫的欢迎，体现了其对防疫认识的转变，说明了传染病防治知识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除了对自身防疫接种的重视外，民众对公共卫生问题也有所关注。据1935年的《南京市卫生事务所工作报告》载，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间，南京民众向卫生事务所投诉的涉及食品商店、茶社水炉、冰厂冰室、畜圈牧场、厕所粪坑、水井池塘、垃圾污水及当街小便、道路旁洗刷马桶、任意堆砌破布败絮等妨碍公共卫生案例达408件[38]，平均每天超过1个案件。南京民众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关注程度可见一斑。

3.2传染病知识的普及推动了国家公共卫生事业进步

在民国前期，政府对防疫工作不甚积极，对慢性传染病更是关注不够。邬志坚针对政府忽视麻风病救治批评说：“政府对于若辈之救济及铲除斯疾之治本工作，反膛乎人后，此事不但有愧内政，且亦大失吾国在国际上之颜面也。”[39]在当时期刊等媒体的强烈呼吁之下，民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其职责所在，对防疫工作逐渐重视，卫生机构渐趋健全，防疫专门机构也在多地建立。根据著名公共卫生学专家金宝善统计，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我国“各省市县均无卫生专管机构”，自1928年至1937年抗战之前，有七省设立了卫生主管机构，另有七个市设立了卫生事务局或卫生事务所。而省级政府建立的卫生事业机构有52处，其中省立医院15家，传染病院、卫生试验所各3家、其他卫生事业机构31家；市级政府建立的卫生事业机构82处，其中市立医院14家、传染病院6家、卫生试验所2家、其他卫生机构60家。另外，由县级政府设立的卫生院更多，计有江苏35县、浙江14县、江西83县、山东2县、河北1县、陕西9县、福建18县，共计162县建有卫生院[40]。此外，中央政府主办的防疫机构也有多处，如中央防疫处、中央卫生试验所、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中央卫生实验处、西北防疫处、蒙绥防疫处、西北卫生试验院、东南鼠疫防治处等。在政策法规方面，民国前期的相关法律法规很少，只有1916年的《传染病预防条例》和1918年的《火车检疫规则》。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传染病问题更加重视，陆续颁行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法规。如《污物扫除条例》（1928年）、《污物扫除条例施行细则》（1928年）、《种痘条例》（1928年）、《传染病预防条例施行细则》（1928年）、《省市种痘传习所章程》（1929年）、《防疫人员奖惩条例》（1929年）、《海港检疫章程》（1930年）、《海港检疫消毒蒸熏及征费规则》（1930年）、《传染病预防条例》（1930年）、《西北防疫处暂行组织章程》（1933年）、《蒙绥防疫处暂行组织章程》（1934年）、《海港检疫所组织章程》（1936年）等。1944年，长期于福建从事医疗工作的牟维康对政府的卫生事业给予了肯定评价：“十余年来，创公医制度，设卫生处所，训练干部，罗聘专家，以全国乡村为目的，倡导公共卫生，实施疫病预防，推行以来，成效尚著。”[41]反映了政府在社会舆论推动下于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进展与成效。

3.3传染病知识的普及给患者带来了希望和信心

《麻风季刊》非常注重读者的反映，在其出版过程中不断得到读者来函，尤以患者的积极反馈居多。从《麻风季刊》刊登的麻风病人的来信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信心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一位叫剑雄的病人曾来信表达了这样的心境：“不自量的我，虽已坠入了万丈深渊的境地，但依然自信总有扬眉吐气的一天，所以对于一般满口悲哀、长吁短叹的同病们，委实有些不大赞成。夫处此二十世纪名为文明而实仍黑暗的时代，颓衰、悲哀何殊自戕之毒药耶？”[42]在危险的疾病面前建立起如此勇敢的心态与其对科学的了解存在莫大的关系。正如有人指出的：“数千年来从未有人救治的恶疾，到此始有一线光明，映显于百万可怜的麻风人的眼前。”[43]一位名叫邢伟的麻风病患者写信给该刊编辑部说：“见赐季刊一册，晴窗展读，觉仁风飕飕，由之上扑我眉宇。遂使绝无生趣之病夫跃然而起，希望心油然而生。想普天下诸同病得此，亦当有此相同之感也。仆于是益叹，诸君子用心之深矣。”[44]可见该刊对麻风病患者带来的希望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位准备订阅该刊的患者来信表达了感恩和致敬：我看了贵会的《麻风季刊》后，心里却十二万分的为中国庆幸！十二万分的替病胞感激！你想现在内忧外患不遑宁息的时期中，谁能顾及这般如同废人患麻风的同胞？说起来情真可怜，别种病都可以生，惟有这麻风病一光临到人的身体上，那就毫无客气的自然会受人家的厌恶，而且自己又感着非常的痛苦，同是父母所生，为何一得此病就简直与化外的人一样，我想倘使没有慈善大家组织救济机关以及发行刊物的话，那么我们这许多病胞恐怕得不到一点安慰倒还在其次，而根本上没有出头的希望，永远落在十八层黑暗地狱里……因此，我对于贵刊发行的宗旨表示无量钦敬与崇拜[45]。各类感恩之言表达了患者绝处逢生、如释重负的心理变化。

4结语

民国时期，大量期刊参与传染病知识普及，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真正形成了传染病知识普及的热潮。诚然，民众防疫观念的更新和防疫成效的显现是社会多元共治的结果，政府当局、医疗卫生机构、民间团体乃至社会有识之士等均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民国期刊以其专业的编辑团队、科学权威的传播内容、手段多样的传播策略、规范有序的营销模式赢得了广泛的受众。例如，以普及中医卫生健康常识为目标的《健康医报》旬刊因“内容充实，出版准期，较其他医报为优”而广受欢迎，有读者遂来信表示担心该刊受通货膨胀影响而停刊或延期，以至“影响医界精神食粮”，并决定每月资助两万元，以协助期刊出版[46]。又如，北京大学医学院唯生医学社编发的医学普及文章最初是刊登在《北平日报》《益世报》《华北日报》上的，但编辑部认为这样随报出版受众较少，“除了与北平益世二报有姻缘的人们，得有机会与本刊接触认识以外，且未曾与本刊谋一面的人们，恐怕尚不知有多少”[47]。所以，编辑部认为有必要独立于报纸之外创办一个专门性医学刊物，才有了《唯生汇刊》的出版。这都说明了期刊在普及医疗卫生知识中的独特作用。1931年，林椿年在为《现代医药》撰写的发刊词中说：“年来吾国医药界出版的刊物，正如春笋勃发，对于卫生行政，加以批评者有之，对于社会民众，灌输通俗医药或卫生常识者有之，对于旧医药之谬误，予以矫正者有之，对于医药教育，发表议论者有之，医药界中，的确大非前十年噤若寒蝉，毫无表白者可比矣。这是我们同志们的努力同进步的地方，很值得我们钦佩的。”[48]美国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曾说：“使我们不同于我们的祖先并使当代体验全然有别于其他时代的那些事物之一，是传染病不再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因素。”[49]民国期刊的传染病知识普及活动以一种文明的方式征服了传染病的一次次来袭，将传染病在人们生活中的破坏性作用逐渐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期刊改写了中国近代的医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