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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唯物主义与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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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论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对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与超越,并不仅仅是出于学理上的需要,更是为了在当代条件下澄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的”本性与批判精神。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对庸俗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不但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在一定意义上直接切中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在关联,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本性。同时明确回答了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经济学”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

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担负起传播、解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任。由于当时面临着复杂的理论与实践形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分化与错认就开始了。一方面,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在宣传、解释、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解读、修正和传播,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科学主义思潮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广泛推行,也基于他们自身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使得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把历史观和科学对立起来,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与革命批判本质,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纯粹的经验科学(实证的“历史科学和经济科学”),认为唯物史观不过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倾向,一种思想和要求的体系,而不完全是科学”。伯恩斯坦甚至声称,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提供与经验和逻辑相吻合的客观依据,因而它“就不再是科学,而是以主观灵感、以单纯的愿望和想象为根据了”。这样,自然科学就成了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亦即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实证主义式的对外部世界的消极被动的反映。把唯物辩证法混同于一般进化理论(自然主义、经济主义),而消解了辩证法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导致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释为经济决定论,并在工人阶级内部产生广泛影响。因而,在解读、继承、传播过程中,总体上处于支配地位的却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错认形式的“经济决定论”。考茨基的论述则更具代表性。他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完全是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发的,因而完全背离了唯物史观。他把社会看作是“带有特殊规律的自然界的特殊部分,而这些规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为自然规律,因为就其实质而言,前者同后者没有任何差别”[2]。由此,考茨基就把社会关系自然化了,把历史归于自然。甚至在考茨基看来,社会各民族和各阶级的荣辱兴衰、壮大还是灭亡都与社会形态是促进还是削弱了社会欲相关。这就等于把社会的发展过程看作是生物的进化过程,用达尔文主义取代了唯物史观。

可见,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解释、修正都坚持依循纯自然主义原则。按此原则,必然会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归结为依自然规律运转的自然过程,在其中经济关系像无所不能的上帝一样统治着一切,支配着一切。必然将全部社会关系一股脑地统统都归结为经济关系。结果是人变成了历史的旁观者,人之外的经济力量变成了历史的主宰者。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强调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恩格斯曾经强调过经济因素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还是起决定作用的思想。结果,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长期以来就被误解为只是经济决定论解释原则支配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而历史的主体动因———人的能动创造性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被忽略掉了。这种经济决定论解释原则,在后来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梅林、普列汉诺夫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是众所周知的。直到今天我们所以为的马克思主义何尝不是如此。

这种教条主义的解释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全部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只能在人的富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地影响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展开和实现,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根本就无法解开历史之谜。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主要针对的是当时一直占据核心和统治地位的各种流行的唯心史观。唯心史观的主要缺陷就是,只是片面地夸大了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而忽略了对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和经济根源的研究和挖掘。因而从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前提出发,把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归结为精神的发展史,从而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才着重强调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础,这表现为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表现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决定作用。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一段话或表述过的一些论断,断章取义地得出“经济决定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经济关系”时着重指出,经济关系本身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历史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为经济关系本身正是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由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和改变的。经济关系本身就标志着人与人的关系。依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经济力量居统治地位,起决定作用只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历史现象。在人类解放的意义上,经济动因恰恰是要被历史超越的物役性,它不是人类永恒的一般社会规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的发展状况最终可以由经济的原因来说明,但经济因素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其他社会因素如政治、思想、文化等对社会历史发展也起重要作用。也正是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这个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是坚决拒斥和批判经济决定论的。

二、霍克海默批判理论对庸俗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批判

从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到所谓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充分表明,无论是实证主义解释原则支配下的物质本体论,还是自然主义解释原则支配下的自然本体论,本质上都是近代本体论哲学的唯物主义,只要是这种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就必然蜕变为经济主义解释原则支配下的经济决定论。而无论是物质本体论、自然本体论还是经济决定论,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过程中,三者殊途同归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化、教条化和实证化。因而对物质本体论、自然本体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本质上具有内在一性。而这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特色。

1.拒斥物质本体论。正统马克思主义通常会庸俗化地去理解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理解为唯心主义的反义词和对非物质存在的否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16-18世纪英法唯物主义的水平上,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讲的物质本体论。它从斯宾诺莎的脱离人的自然的实体概念出发,去理解世界的统一性,肯定了自然物质的本源性,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并以此为依据来理解一切存在及其变化的基础。与之相反,唯心主义则试图从费希特脱离自然的人出发去理解世界的统一性,它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而忽视了自然物质的本源性。斯宾诺莎的实体和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僵硬对立,表征着物质和意识概念之间的反义词。这是近代本体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基本解释原则。和正统马克思主义公认的唯物主义有一个鲜明的不同,在《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中,霍克海默提出要把唯物主义从仅仅是唯心主义的反义词和非物质存在的否定的简单理解中拯救出来。虽然,大多数唯物主义者并不是通过率先提出形而上学问题,或提出与唯心主义立场针锋相对的它们自身的问题,来为物质概念辩解的。但是,把自己首先看作是对形而上学问题答复的对唯物主义思想意向的任何解释,都不可能抓住那些可称之为当今时代最重大问题的特征。当代哲学文献完全没有抓住贯穿整个哲学史,而且在今天的历史境况中似乎成为最具决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因为,在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中,这种对立是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的。而近代哲学也是整个地依托于并通过这种对立而发展的。然而,在当代哲学的思想流变中,这两种思维方式还仅仅被当作两种形而上学意向的冲突,甚至被当作某种悬而未决的东西被处置,而没有认真去深刻思考和反省这一对立的两极背后的深刻的思想根源是什么。马克思是如何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清算与批判而完成了对全部旧哲学的批判的呢?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颠倒,是不是就像正统的阐释者们所以为的那样简单地把精神颠倒为物质或者说以自然物质本体论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呢?在马克思看来,抽象物质的观念具有和唯心主义同样的性质和方向。这不过是因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同样分享着理性形而上学的全部前提和假设,这种前提和假设就是伽达默尔概括的德国唯心主义所具有的“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和“概念的天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清算与批判击穿了理性形而上学的全部前提和假设,真正深入到了当代哲学的本质性当中去了。因为在他那里,旧唯物主义绝不仅仅是与唯心主义对立的。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回到16-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颠倒,也不是把简单地把精神颠倒为物质,而是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活动史颠倒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史。然而,由于人们特别是第二国际的一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马克思哲学置于近代哲学的框架中给予理解和解释,导致庸俗化、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哲学变成知性科学或实证科学。而霍克海默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内涵与辩证本性,并通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化、教条化的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的拒斥与批判来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意义之澄明这一本质重要的问题。霍克海默认为,人们没有用正确的方式去研究唯物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似乎更容易被归结为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双重斗争中所得出的一个简单的论断: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唯有物质及其运动才是真实的等等。唯物主义因而被人们理解为一种试图把任何精神、灵魂,尤其是意识和理性看作是纯属虚幻的企图,或是被人们理解为“借助人为假定和对未来科学发现大成问题的寄托而把精神东西剥离物质过程的企图。”霍克海默进一步强调,在德国文献中上述论调被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某些精神过程和能力似乎可以通过认知大脑的物质过程加以理解,心理的东西甚或情感也必须划归为纯粹现象或把它们都看成是物质运动的,然而,这种看法是幼稚和错误的。“即便只从纯粹物质运动中衍生出活跃的精神活动的最小一丁点东西,都是不能想象的事。这种由物质的东西催生精神东西的想法可以被断定,但却不能被理解。”而这种停留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理解水平上的一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肤浅的理解,也必然会遭到无论是唯心论者还是实在论者的哲学家的攻击和摈弃的。因为这种对唯物主义理论的肤浅的和庸俗的理解,在霍克海默看来,很容易导致把唯物主义提高为知识论的倾向,它断言唯心主义所拥有的绝对确定性已经过时,反倒认为唯物主义认识论能穷尽对现实的解释,而这种行为和看法是鼓励统治世界的欲望。这是费希特的唯心主义生动展示过的,也是霍布斯的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已经演绎过的最终导向对自然的操控、统治的事实。因而,这种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认识论是不可能获得绝对知识的,也不可能穷尽对现实的解释。

2.拒斥庸俗唯物主义反映论。霍克海默还坚持唯物主义不应当屈服于相对主义。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认识论无疑是太消极了,它过多强调了世界的物质性本源及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它即使承认人的意识能够认识、反映客观世界,但这种反映也只是简单的机械的照镜子似的反映,或者说,只是机械的认识的摹写论,却忽略了认识中的能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因素,这恰恰是唯心主义所正确坚持的,也是差不多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论费尔巴哈提纲》中批评费尔巴哈强调过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任何真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在这里,马克思在批驳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唯物主义时,重申了黑格尔哲学辩证法根源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从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出发,来说明人和世界关系是纯粹抽象的。在马克思看来,只要从历史的发展中排除了人对自然界的实践的能动的关系,也就根本无法说明和解释人与自然的生成。同样,霍克海默为了批判局限在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认识论对意识能动性的漠视、摒弃,又再一次回到了被模糊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撇开了作为僵化的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困扰,也突出了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呈现出马克思学说的“原相”。像马克思一样,霍克海默主张真正的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应涉及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永恒过程,也拒绝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物化为不为人所控制的客观过程。他认为,感知的对象是人类自己的行动创造的,虽然这一关系有被物化掩盖起来的倾向。人类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自然观,同时人类也以积极的活动来改变自然,在此双重意义上,自然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要素。在唯物主义的理论中,最主要的不是教条式的一成不变地坚持概念,而是改善实际命运的斗争。“把理性灌注到知识及其对象得以构成的过程中,或把这些过程隶属于意识的控制之下,所有这些活动因而都并非发生于一个纯属精神的世界,而是与为某种真正的生活方式所进行的斗争相伴随。”因此,思想是在改善普遍命运的实际斗争中改变了它们的内容的。

3.拒斥经济决定论。霍克海默认为,对一种正确的社会理论或思想来说,以事实与价值、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整体与部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思维来思考处理问题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现实生活的任何一面都不能被完全忽略或者被片面地夸大为第一性的或最终的、自身完全的,也不存在像实证论者所信奉的作为社会理论基础的真正的存在。庸俗马克思主义把唯物主义看成是建立在物质本体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形而上学,并设想社会的经济基础永远是第一位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有失公允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仅仅从经济去判断未来的社会形式,从社会经济基础来寻找上层建筑、文化现象的简约论根源却是一种机械的教条的思维,而不是辩证的思维。在霍克海默看来,与资本主义经济互为表里的文化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经济基础的附属物,它却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弊端与不足,这意味着它同样表达了社会整体的矛盾,蕴含着否定现状的批判动力,尽管它也从来不是完全独立的。因为,社会历史的变迁不但要触动经济政治等领域,也同样要触动文化诸领域之间的关系。经济唯物主义并不在于它对经济本身过度重视,而是在于它给经济提供的参考范围过窄。批判理论关注的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但这种广泛的视野却被经济唯物主义所忽视,而有限的现象被经济唯物主义当作最终的裁决。马丁•杰伊评价说,在这些方面,可以说霍克海默更接近马克思本人而不是那些自我标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及现实启示

在20世纪上半叶,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遭到严重挫败,人类面对法西斯极权统治的残酷暴行无所适从时,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化、庸俗化并最终意识形态化了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的庸俗经济决定论的批判,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内涵与真实意义,充分佐证了马克思学说的“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批判精神是现当代社会最重要的一种批判力量,它具有与人类发展的同时代性,不会因为某一时期时局的动荡而消失。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超越、不断创造价值、不断完善发展的开放性过程,因而任何社会的进步发展,不能缺少一种时刻检视人类发展进步的批判性文化精神。我国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所承载着的这种批判精神,来应对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种种现代性难题。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经济学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也绝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绝不能只抓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

1.超越西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理解和批判精神的掌握,需要在其最根本的性质上予以辨明。也就是说,要分析清楚它究竟是近代哲学的一种样式,还是真正当代性质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等近代哲学传统的拒斥与超越而真正从属于当代性质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哲学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它给马克思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尽的批判话题和灵感。然而,马克思毕竟是自己走上了瓦解西方主体形而上学从而真正“成为马克思”的发展道路,并终结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西方传统哲学从而真正地属于当代。就此而言,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只有打破近代哲学的知识论思维框架,立足于当代哲学语境才是可能的。在当代的历史和哲学语境下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还原马克思学说的本来面目,把马克思的思想和实证化、庸俗化意义上理解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这一区分既撇开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困扰,也突出了马克思学说的开放性和时代性。没有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成为封闭僵死的教条。没有时代性,就缺乏厚重的历史感,就不能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就无法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和观照社会现实。事实上,只有依据马克思学说的本来面目与真实意义去领悟当代世界,才能把握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困境的要害与根源。

2.深化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因此,能否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避免使其庸俗化、实证化、教条化,是关系到我国进一步改革成败的关键。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精神文明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文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却相对贫乏。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水平,加强人民群众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和主流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强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尤其重要与紧迫。党的十六大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是促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当代文化意识批判所带来的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与拷问,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引以为戒的方面。

3.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所遭受的误解、怀疑及否定,社会主义所遭受的挫折主要并非完全来自其敌手西方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自第二国际内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时起,实证化、教条化和庸俗化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步步占主导地位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注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坎坷命运。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东欧及苏联在主流意识形态观念上背离马克思主义、背离社会主义引发了一系列混乱、骚动及失语现象,全方位加剧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甚至否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不能不说,苏东剧变是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必然和实践结果。但是,笔者认为,苏东剧变虽使马克思主义传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诋毁与非难,但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新时代进行变革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性的体系,必须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充实、完善发展,它是“与时俱进”的辩证法。

作者:包桂芹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