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生物技术的反思范文

《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2015年第八期

2010年5月美国文特尔研究所宣布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能自我复制的合成基因组的成果。学界和社会大众就关涉这一技术潜在的益处与风险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拥护者盲目乐观、欢呼雀跃，反对者则彷徨茫然、无所适从。合成生物技术作为当下兴起的技术，以其巨大的“有用性”承诺，吸引了众多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关注，并执著地投入到这种新的筑造当中，沾沾自喜地展现自己丰富的“劳绩”。批评人士则焦虑地惊呼它是否等同于一个“创造生命”的早期例子，显露出一种揭开潘多拉魔盒的恐惧。本文借助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概念框架深入探讨合成生物技术，旨在厘清和把握合成生物技术的本质特征及其克服危险的路径。

一、合成生物技术的含义

1．工具性和人类学的界定根据博尔特、穆勒和梅约对合成生物技术的定义：“合成生物技术旨在：（1）工程（设计）和研究自然界不存在的生物系统，（2）使用这种方法为了获得对生命过程的更好理解，操控和组装功能模块组件，发展新的应用功能或程序。”生物技术人员常常将合成生物技术理解为以下两种目的：一是人类旨在利用合成生物技术作为工具或手段以实现能源、环境、健康等各种应用目的；二是人类为了满足获取生命奥秘知识、打开生命黑箱的好奇心，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创建合成生物从而研究非合成生物即自然生物。工程技术人员多持第一种目的的观点，关注技术的社会应用。他们分析认为，20世纪中后期，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严重的能源与环境危机已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瓶颈，而现有的科技无法完全解决上述问题。为此，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在竭力发展自己的新能源技术，包括合成生物技术，力求在这场技术革新中抢得先机。科学家往往倾向于第二种目的，认为是人类的好奇心驱使着他们利用合成生物技术，从而采取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来解开生命进化的奥秘：诺伊曼等创设了新的非天然氨基酸并扩充了遗传密码；本纳等人工制成了两种核苷—K和X，组成了被称作“人工扩展的遗传信息系统”，而且证明了核苷酸的种类可以多达12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库尔课题组制成了加长的双螺旋新分子xDNA，因而变更了DNA双螺旋双链的间距和特性；2008年，经过长期的细胞膜结构的研究，能自行组装的人工模拟细胞膜结构被成功创造出来；2009年，斯佐斯塔克带领研究团队建构了原细胞模型，并探究了这些地球上原初的细胞与环境之间怎样实现物质交换。合成生物学家尝试创建人工遗传系统进而创造人工进化来验证原始遗传过程（自然进化），旨在揭开自然生物的生命奥秘，包括有突变可能性的复制、选择和进化。

2．海德格尔所诠释的技术从海德格尔的观点来看，当前通行的关于合成生物技术的解释依然诉诸工具性和人类学的界定，这种认识是以人们谈论合成生物技术时所看到和确定的东西为取向的，是“正确”的，但不是“真实”的。单纯“正确”的东西还不是“真实”的东西，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把我们带入一种与合成生物技术的自由的关系，只有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或技术工具主义的藩篱，才能寻找到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海德格尔通过对技术的词源学和历史学的考察认为技术的本质不同于技术，“如果我们要寻求树的本质，我们一定会发觉，那个贯穿并且支配着每一棵树之为树的东西，本身并不是一棵树，一棵可以在平常的树木中间找到的树。”海德格尔反对将工具性的东西看作技术的本质，认为技术之本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或解蔽之术，技术为之解蔽的是那些不自行产出且尚未摆在我们面前的事物。在技术中，决定性的东西并不是制作或操纵，或工具性的使用，而是解蔽，一切生产制造过程的可能性都基于解蔽之中。“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适合于技术之本质的领域向我们开启出来。那就是解蔽的领域，即真理之领域”。海德格尔还将技术分为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两种形态的技术之共同本质都是作为解蔽的方式，但是却有着本质的差异。“古代技术作为去蔽是poiesis意义上的‘带出’，而现代技术是一种‘挑起’”。“挑起”体现现代技术违背自然本性的索逼和激发，与自然显现方式对立。海德格尔认为古代技术的解蔽是将自身敞开于自然而然意义上的涌现，把某物从遮蔽状态带入无蔽状态，属于诗一类的东西。而现代技术是向自然提出无理要求，违背自然本性、逼迫自然供应既可以提取又可以储存的能量。

3．以古代农业技术和合成生物技术的比较为例从古代社会的农作物栽培技术到今天的合成生物技术，见证了技术解蔽方式的流变。古代社会的农作物栽培技术，虽说也是一种显现，但它并没有超出自然涌现的范围。农民在春天播种时，他们把种子交给自然而去关心和照料种子的发育。待到秋季，农民把收获看作是自然、土地和神灵们的礼物，虔诚地对他们进行祭祀。一切是自然的、神秘的和充满神性的，人与物呈现出一种守护性的关系。古代技术中的农民满怀着敬畏和崇敬之情在土地上耕作，“带出式”解蔽在这里意味着关心与照料着作物的生长。对于他们而言，土地像是母亲般孕育万物，蕴含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但在现代技术中，这种始源农耕技术变成了订造：耕作农业为着食品工业而被订造，土地成为了现代技术赤裸裸地持存物式的展现。土地已经不是本真意义上的土地，变成一种可以任意“挑起”的持存物，为着经济价值和利润被订造，农作物生长的知识被掌握、被去魅，甚至予以分解，摆脱了季节、环境的限制，可以使用生命化学方法的人为制造。合成生物能够在实验室里“被创造”，而不是一定要通过土地的孕育来完成，这是一种“造物主”或者“自然选择”不敢创造的生命形式。文特尔研究团队剪接和粘贴微生物“丝状支原体丝状亚种”的DNA，并将重塑的DNA植入另一种山羊支原体中，人工合成新生命体“Synthia”。在这里，剪接、粘贴、植入、人工合成等都构成合成生物技术“挑起式”解蔽的具体形式；细胞原本被认为是自然界进化的完美设计，但此时这种设计也被人为破坏和篡改，生命过程变得不再神秘，成为一种特别的化学过程，一种有机分子性能的频繁偶遇，一种罕见的性能(自我复制的直接合成能力)，DNA序列可以根据蛋白质表达的需要而予以任意设计和组装，甚至可以在计算机上模拟建构。合成生物技术在“挑起”的意义上破坏天然细胞的内部结构，已在本根处日益远离生物乃至人之存在的本真意蕴，物成为非物的存在。它直接逼索自然交出能量，以技术的强力意志僭越自然涌现的自然而然，使物之生成从其得以显现的时机中抽离出来按技术意志持续在场。相比传统农业技术对物之谋算，它不仅在规模和数量上上升，而且有质的差异。“传统的农业技术以‘带出’的方式进行去蔽,顺从生物,与生物合作培育出满足人类最基本需要的生物。它没有违背生物本性和自然进程,只是使自然更快更好地出产它自己就能出产的东西。”而合成生物技术则通过“挑起”的方式，冲破自然物种的基因遗传障碍,人为改变自然生物的产出进程,“设计”、“制造”和“选择”出自然条件下不可能进化成种的生物,基因和生物被技术化了。合成生物技术是一种“挑起式”解蔽方式，在“挑起”的意义上对DNA的合成功能进行解蔽，此种“挑起”霸道地向自然（天然DNA）提出要求，要求其供应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复制、进化的能力）。在合成生物技术时代，从本体意义上说人通过对DNA分子“无条件的统治”建立赤裸裸的人与生物的关系，自然和大地不再有神性护佑而被施以粗暴毫无顾忌的“挑起”，人的主体意志被无条件地贯通于对合成生物的构建中，人本身也成为无保护的，一种可怕的空洞感侵袭着人：技术的人对天然DNA分子的消灭也使人失去他生存的参照系，使他出于极度不安中，仿佛被置于一个幽不见底的技术洞穴中，出路难觅。

二、合成生物技术的本质：“集置”

合成生物技术作为技术自主进化形成的一种技术种，是在遗传工程技术的边缘领域生发突变出来，受到当前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的选择，技术解蔽的内在张力构成其进化的动力，关联时代的物、人、科学和技术等诸多因素作为持存物受到合成生物技术的“挑起”和“订造”，构成保障其得以顺利成种的独特生境。

1．对人的摆置合成生物技术生境中的存在者不能自主地在“挑起”的意义上被“订造”成为“持存物”，把存在者解蔽成为“持存物”的过程中需要人的参与，因而某种意义上说，合成生物学家也一并受到“挑起”和“订造”，进而成为“持存物”。准确地说,人相比于物更始源地归属于“订造”和“持存”。合成生物技术世界的行动者，即工程师、化学家、材料科学家、计算机建模者和其他进入此研究领域的人，自愿不自愿地均被遣送入“挑起”、“订造”的解蔽方式之中，自身在被“挑起”、被“订造”的同时，对自然物施以“挑起”和“订造”。但是,这些行动者被遣送入“订造”既不是他们自己的意志招致，也不是他们的意志所能够予以抗拒，他们只是被这种“挑起式”的解蔽方式所摆置。这种人作为持存物限定地持留在这一狭窄的技术领域中，在其专业领域内也许无愧于专家的称谓，但是他在诗歌、绘画等艺术方面的潜能却被锁闭，人的存在成为非人的存在者的存在，失去了人之存在在本真意义上的自主性和丰富性。合成生物技术摆置着自然，把自然当作一个先行可设计的元件之关联体来加以呈现，参与的行动者得到订造，人和设备等作为订造者，作为持存物，以各自方式建构着合成生物技术的独特生境。在合成生物技术对自然（生物零件或操纵子）的挑起中，一种暴力意志在起作用，表面上看合成生物学家成为技术主宰，但实质上只不过假借技术意志，他们作为自身的存在者，远没有借助技术的手段主宰自然，倒是他们自己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也服从技术的指令。合成生物技术的行动者被强制进入技术进化的内在张力中，和机器一样，其本身也依赖技术解蔽，与其说是他们操纵技术，不如说是为技术所操纵，因而他们本身成了技术解蔽中的职员乃至手段，甚至就是功能性持存物。

2．对其他相关技术的摆置技术进化有着强大的自我维持和自我进化的功能。任何一项技术都是相互支撑的，它既支撑着其他技术，也被其他技术所支撑，而且技术所招致的困境似乎总可以找到新的技术来加以解决。在技术时代，现代技术作为一种解蔽方式，其本身也成为了一种订造，为着进一步的解蔽而成为持存物。合成生物技术作为新兴的解蔽方式在“挑起”的意义上摆置着DNA测序技术、聚合酶链反应技术（PCR）、计算机模拟与建模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蛋白质晶体学技术等，借助工程学思想，从头设计并创建新的生物元件、装置、系统和模块，抑或重新设计现有的、天然的生物系统。除此之外，合成生物技术还吸纳工程学思想，把标准化、解耦和抽提的工程策略作为有用工具摆置着复杂的生物系统。它在自己独特的生境中强制性地规定了所有技术的统一计算和组织，以使自身取得一种能被出产和延续的方式。它自身引起一种需要，这种需要促逼其他技术保障和增强它的统治，并使得人们虚幻地相信，此种技术进步是在为一种更幸福的生活降临大地而努力。在技术意志中，连形而上学赖以奠基的现在存在者都已变成持存物，不再有任何独立性；人之主体地位已被穷尽为单纯的工作人员，所谓的真理成为人依技术行动的尺度。

3．对相关分支学科的摆置合成生物技术得以存在和进化也离不开各相关分支学科的在场。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信息科学、工程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受到合成生物技术的“指派”，归属于此生境中。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为着剪切、粘贴DNA，能够创建所需要的生物部件、生物装置和生物系统而受到摆置；信息科学、统计学与系统生物学，为着生物资料的收集、分析与模拟而受到摆置；电机电子工程知识为着负责逻辑迴路的设计而受到摆置。只有当这些基础学科聚集一起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合成生物技术的产出才会成为必然。正如费曼所言：“我无法创造我所不理解的东西。”合成生物技术也离不开相关学科理论的保障。早期的分子生物学奠定了合成生物技术的基础，但是最近的科学进步加速其发展。首先，科学家已经发展出能够比以前准确而更快速地机械合成越来越长的DN段；其次，在过去的十年里DNA合成的成本显著下降,从大约30美元/碱基对降至远低于1美元/碱基对。计算机科学也促进新的合成生物系统的设计，与电气或者土木工程的建模类似，帮助科学家在他实际建造之前预测系统行为。

4．摆置的聚集合成生物技术的进化事件比较充分反映了现代技术“集置”的本质特征，强制性的摆置、订造着同时代的人、物、技术和科学。“现在，我们以‘集置’一词来命名那种促逼着的要求，这种要求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东西。”“集”意味着将各种力量“聚集起来”，而“置”则指“摆置”。为了指称现代技术的本质特征，海德格尔采用独特的构词方法创造了“集置”一词。“集置”表示摆置的集聚，摆置着人，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被人以订造方式解蔽出来。合成生物技术在挑起意义上摆置着DNA，载体生物DNA为着功能DNA的出产而被摆置，兼容的模块（生物部件、生物装置、生物系统）被订造（通过解耦、标准化、抽提）而在场。海德格尔言下之意，现代技术已然成为一种无可约束的把人和物乃至自然都聚集于此的装置。这种装置是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持存之物，汇聚人、物和各种技术因素，保障着技术的去蔽方式得以持续地展开。合成生物技术的“集置”本质咄咄逼人地把关联时代的持存物：人、物、科学和技术等一股脑地拖进订造中，受其摆置，独占和极权的盘踞存在的敞开领域，包括操纵子在内的存在者自身牺牲掉自由的本质，即它们的自主、独立和丰富性而为单纯持存物。这种“集置”占据和支配解蔽的统治地位，闭锁其他的解蔽方式，强制性地“挑起”和摆置着人与存在者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认为“集置”本身意味着危险的原因。

三、危险与救渡

当前社会大众对合成生物技术危险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现实层面，担心合成生物的野外意外或故意释放的污染会造成非受控的扩散，导致与其他生物非预期的杂交，不受控制的增殖，挤占现存物种的生境，威胁生物多样性，因而希望通过伦理、法律和技术手段严格监管合成生物技术的研究，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环境、社会和道德的风险。另外，还有一种批评是关涉合成生物技术的双重使用（有意或误用）可能造成的伤害，担心会被“错误的手”所使用，为了生物恐怖主义故意创造有害生物。然而，科学界普遍认为合成生物技术是可控制的，通过开发“终结者”基因或“自杀”开关的方法可以矫正和中和合成生物野外释放带来的风险。把技术理解为人能够控制和掌握的工具，虚幻地相信通过人和人的道德律令能够控制技术解决危机，海德格尔把这种看法比喻成隔靴搔痒一般的肤浅认识，只注意到表面症状和后果性现象，而没有看到真正本质性的东西，没有洞察到技术真正的危险所在。现代人身处于极端的危险状态而不自知，在存在之天命面前依然摆出一副傲慢自大的姿态，陶醉于自欺欺人的假象中，在形而上学飞升中作着征服月球和太空的美梦，现在又野心勃勃地向着生命自身进攻———合成生命，力图从根本上消解生命。合成生物技术可以随意分解组合和设计改造生命机体的行为，远比原子弹、氢弹爆炸要可怕得多，生命自身性的毁坏、扭曲和丧失是合成技术时代真正的危险。但正如荷尔德林的诗句“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换句话说，恰恰是技术之本质必然于自身中蕴含着救渡的可能升起。“世上并无技术恶魔，有的只是对技术的未曾思”，海德格尔提出现代技术的出场是我们的命运使然，我们的存在已离不开技术，对技术的诅咒、抛弃、逃避都是愚蠢而缺乏远见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思技术。对于当下合成生物技术的在场，我们的适当态度是既不能盲目诅咒或无谓的反抗，也不能肆意妄为、飞扬跋扈。我们要泰然任之，与其保持适当距离，在一定界限内保持其适用性。同时，对于生命之创造的神秘，我们要保持虚心的敞开，尊重和敬畏自然世界的错综复杂。生物系统已经演化发展数十亿年，它们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惊人复杂的，我们远非具备精通生命的语言和控制合成生物的能力。海德格尔技术之思对我们的启示意义在于随时把极端的危险纳入合成生物技术研究的视野，对这种僭越技术解蔽方式造成的弊端及其遏制要有清醒的断制，审慎面对这一新兴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摆脱盲目地辩护与极端地批判的论争，转向“一种审度的态度，这绝非要在两者间搞折中主义，而是对相互对立观点进行整合”。

海德格尔技术之思在理论上是睿智而富有穿透力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于什么是现实层面的顺应自然的技术路径，他的回答是晦涩不明的，甚至是使人产生误解的。仅仅依靠“思”与“诗”来解决人类现实的技术困境，不免流于空洞，而回到前工业社会去，也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批判性思维与现实性指向发生冲突。当下学术界探讨的生态技术，似乎在现实层面契合了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正在向着自然的本真状态趋近。生态技术的展现和建构既能保障自然的自然状态，又能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性和前景，人被赋予“采纳神性尺度”的能力，在“用”自然之际使自然达到真正自然而然。生态技术是人类反思现代工业技术弊端后进行的一种新的技术选择，是技术自身进化和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合成生物技术需要实现从现代工业技术范式向生态技术范式的转换，把生态价值、未来价值、存在价值纳入其“适用性”思维，确保合成的新物种的使用限度控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同时在现实层面为它打造覆盖从实验室、工作场所、市场到野外环境的坚固的安全壳，防止其滥用，重视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谨慎地把握生命整体与环境的复杂关系，这或许是我们摆脱合成生物技术的辩护与批判之争应祁向的澄明之境。

作者：王发友 单位：东南大学 哲学与科学系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