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探讨范文

《台湾研究集刊杂志》2015年第五期

2014年3月台湾岛内发生的“反服贸”事件反映出台湾青年群体的价值与困惑，也暴露出理论界对于两岸关系发展与青年群体之间的关联性研究不足。两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研究，旨在解决两岸青年交流实践中存在的孤立化、碎片化、可持续性及动力不足等问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进程为两岸青年交流开创了新局面，提供了新机遇，“反服贸事件”之后台湾出现了走向基层组织社会力量的动向，需要在尊重现有的两岸青年交流各种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两岸青年交流的良性互动机制和途径，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来突破现有困境。

一、两岸青年交流的现状与制度化的内涵

本文对于青年群体的界定，参考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于青年人口的界定，把14!44岁的人群界定为青年。以1990年“台湾青年亚运观光团”来京为标志，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历经从零散交流到定期互访到品牌活动的加速发展态势，已经形成了“海峡青年论坛”、“两岸青少年夏令营”、“两岸青年领袖研习营”等众多青年合作交流的品牌和活动，呈现出机制化、品牌化、多主题、多渠道等交流趋势。从2015年3月3日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为台湾青少年多做工作”，到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加强基层和青少年交流”，“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权益，让更多民众分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以及5月4日会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时也指出要“为两岸青年创业就业提供更多机会，让两岸同胞参与越多受益越多……要更多关注两岸青年成长，为他们提供更多机会和舞台，让他们多交流多交心，成为共同打拼的好朋友好伙伴”，都说明大陆对台湾青年一代的关注，和对“为台湾青少年多做工作”的高度重视。但是，两岸青年交流目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两岸青年交流存在孤立性，哪怕各地有比较好的交流经验也很难扩散和持续。青年交流各地各种活动都很多，却常常昙花一现，或过分追求规模和“新闻效应”，办的时候很热闹，后续缺乏持久的交流与效果测评。另一方面，这些比较好的交流经验，也没有被很好地以经验或规则的方式加以明确或推广，导致交流中的明确性不够。第二，相比前期青年交流的火热开展，现在的青年交流存在创新动力不足的情况，交流更新速度比较慢，自主性较差。目前很多交流活动是从大陆对台工作大局出发，较少就台湾青年的需求进行先行论证，而台湾方面主动举办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就更少了。第三，两岸青年在交流交往过程中对对方行为的预期以及对行动解释的共享程度还比较低，共同性不够。在交流中，虽然初期两岸青年可以因为感兴趣的议题相识交谈，再进一步交流就会出现差异性障碍，然后“他群”和“我群”的认同分界逐步加强，这不利于两岸青年交流的持续合作与发展。要解决各地孤立的、离散的青年交流，突破现有的交流困境，打破所谓“越交流越疏离”的怪圈，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让两岸青年交流走向制度化。

本文定义的两岸青年交流制度化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创造和发展出两岸青年的认同、规则或者共享的行为标准，不仅指两岸青年交往中制度本身实现制度化的要求，而且制度在两岸青年中获得稳定的、可持续性的以及被普遍认同的模式。［1］两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从内容角度分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青年交流经验的制度化，也就是从经验到准则到组织的发展过程。需要搭建各种推进两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平台和事务机构，从组织文本到主体行为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实现理性化与法制化。类似2009年以来定期举办的两岸青年社团负责人圆桌会议的交流机制，2012年的第四届两岸青年社团负责人圆桌会议签了8个2012—2013年两岸青年交流合作项目，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两岸青年个体和团体在各种定期交流的平台上定期进行互访交流协商共同事务，共同为两岸青年谋福祉、促发展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第二层含义是两岸青年交往中行为的制度化，也就是制度和规范对两岸青年在交往中的塑造。两岸青年交流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两岸青年对某些要素和事务的理解和交流，并在一定情况下达成共识。这里涉及两岸青年相互识别彼此的身份和行为等，制度化的交流构成了一个社会性互动的过程，比较好的方向是会促使两岸青年在交往中发生重新归类、重新比较和重新认同。2010年开始举办的“两岸青年领袖研习营”，促进了两岸青年世代的相互了解与融合，建立了两岸青年跨领域对话合作的团队经验，培育了两岸未来领袖精英间的互助合作。在2012年8月举办的两岸大学生南海主题夏令营上，两岸青年学生通过夏令营交流对南海问题的观点，来自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专业的学生黄盈萍表示，“透过这样的机会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在‘海洋法’对南海的适用上有多元的看法”。［2］将这样有意义的探讨做成系列活动持续下去，逐渐制度化将会更好地规范和塑造两岸青年。规范与协调两岸青年交流的有序化，清晰界定相关机构在两岸青年交流中的空间，制度化有助于两岸青年在制度基础上的社会化交往，两岸青年对制度规范的吸收和内化又推动了制度化过程的完善。制度化是一个既包含两岸青年对制度和规范的遵守，又包含两岸青年对规范的学习、吸收和反馈的双重过程。在搭建的制度平台上，两岸青年之间构成了一个相互交往、学习和互动的过程。两岸青年交流给社会青年自治力量的成长让渡空间，从而激活两岸社会的青年自主和自治的能力，两岸公权力部门也要在交流交往过程中推动角色的转型，从宏观层面解决青年交流需要的公共服务与政策的有效供给问题。

二、两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要素

在制度化进程中，两岸青年间交往越密集，对彼此的认知也就越多，其中既包含积极认同，也包含一些对彼此差异的认识。台湾《联合报》2014年公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台湾民众认知两岸社会与互动关系转趋友好，但认为两岸经贸、军事与国际空间竞争关系转趋紧张。［3］调查还发现有57%的台湾民众对大陆政府印象不佳，51%的台湾民众对大陆民众存在负面观感，如不文明行为、强悍霸道、现实、炫富、不卫生等。［4］积极认同能够推动两岸青年间的正向交往，差异认知或者刻板印象则需要合适处理，否则容易导致冲突，层出不穷的类似“茶叶蛋”等新闻事件便是很好的证明。交流中的积极认同与制度建设是维持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条件，二者包含在动态的交往进程中。一旦两岸青年交流制度化框架建立起来，那么在框架内处理追加青年议题的边际成本比没有机制框架要低。在制度化的协调和指导下，两岸青年能够更好地了解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促进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发展。影响两岸青年交流制度化过程的因素很多，本文归纳出三个核心要素:利益、认同以及社会化程度，它们影响着两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进程、参与的深度和作用的发挥。

1．利益要素。主要指制度化过程中，两岸青年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遵守相关制度规范，根据成本－收益计算模式来参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据2013年台湾相关调查显示，20!29岁的台湾年轻人愿意赴大陆就业的比率逐年成长，由2011年的32%增为2013年的48%，三年来多了16个百分点。［5］2015年3月15日总理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欢迎台商包括年轻人到大陆来创业，并且愿意推动两岸人员交流，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6］技术变革与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加使两岸青年交往越来越多样化，交往范围越来越广泛，资本、商品及人员的流动带来的巨大利益，成为两岸青年交流制度化的重要动力。全球化的压力为两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提供契机，那么利益要素就要从三个层面去思考:第一如何更好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的便利化，使得两岸青年休戚与共，利益攸关;第二如何在两岸经济合作中将利益更多更广泛地惠及青年群体;第三如何在两岸关系的制度设计中更好地包容台湾青年的社会发展需求。两岸青年制度化进程的初期，从对利益的追求出发而建立的制度网络，为两岸青年交流建构创造一个发挥平台，比如缓解台湾青年的就业压力，继续加大开放力度，建立两岸大学生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依托产业进行对接、供应链的合作等，从而使得社会因素能够在更好的空间内发挥作用。如何让台湾更多的青年认识到两岸关系的发展对他们有利，更应该坚持下去，这是制度化进程的重要环节。

2．认同要素。主要是指参与制度化的两岸青年对自身和他者的认知，以及对某些问题和关键因素的共同看法，强调制度化过程中认同建构的作用。随着两岸青年交往的加深和稳定性，成本－收益的分析路径逐渐减少，社会建构的成分逐渐增多，从而为认同和观念等在制度化过程中的发挥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两岸青年间相互认同程度越高，制度化水平就越高，不过认同要素的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首先，青年交流中认同的构成非常丰富，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和宗教信仰等等，这些因素在两岸青年参与制度化之前就已经存在。如果在制度化开始的阶段，两岸青年能够对某些问题达成一致，形成“共有知识”，则会推动交流制度化的顺利进行。比如两岸青年对于非传统安全困境的认知和规范能够趋同，就会加深彼此的信任和理解，从而推动制度化从一个高起点开始。其次，两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过程中，要确认青年团体的内部主导规范，这是认同的所有因素中最核心的。比如在闽的青年台商中信仰宗教或参与民间信仰的民众比例很高，那么宗教规范在网络中就起到约束和协调的作用。还有，“后太阳花世代”强调环境保护、宗教自由、社会公义、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最后，台湾不太成熟的民主制产生出来新的“排异”风潮，价值情绪强化激发新的认同问题。一般而言，民主传统的地区成长的年轻人对于制度化交流的认同性更高，稳定性较强。台湾青年现在认可的“小确幸”看似温和，在论述逻辑上极具排他性和意识形态背景，阻止两岸交流中认同和制度化的正向发展态势。“太阳花”最大的效应，就是让台湾青年勇于、乐于表态，而这种奠基在“政治正确”之上的表态，目的在于排斥其他人的认同、想法与意见，例如将认同大陆、支持“服贸协议”的人统统设定为敌人。东海大学社会学系赵刚教授也指出:“在太阳花运动所揭示的现实中，‘公民’，既非传统自由主义之下的程序性概念，也非市民社会论或是公共领域论下的规范性概念，而是一个动员与排除的暗喻。……在台湾，一个人(成年人)只要他反这些被规定的事物，他才是公民，也同时才是‘运动’的合格召唤对象;在召唤的另一面则是排斥:你若不反这些，你就不是公民，或你的公民身份可疑。”［7］受台湾政党政治生态影响，两岸青年交流的脆弱性和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仍然是两岸青年交流制度化的重要障碍。

3．社会化程度。社会化强调的是两岸青年进入到青年交流这个新的环境，行为体之间以及行为体同新环境交流的动态过程。社会化程度存在一个变化的域，从抵触到逐渐接受到主动参与。两岸青年交流的社会化程度是利益和认同发挥作用的平台，也是衡量制度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2008年后，两岸青年交流得以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互信，经过制度化协商机制逐步化解各种障碍。在制度化过程中，两岸青年的密集交往能够推动制度化动力的转变，从最初的着眼利益追求转化为包含越来越多的社会性因素在内的综合性动力，使得两岸青年交流的社会化程度和制度化的水平也就越高。一定程度上，两岸青年交流中的社会化和制度化是互为因果的。通过组织两岸青年的相关交流活动，提供社会性奖励或者施加社会性惩罚而推动两岸青年交往的过程以及遵守规则的进程。社会化推动吸收两岸青年交流中的规范和原则，就关键问题达成共识、形成认同，从而推动两岸青年对制度的参与程度和支持程度，制度化随着社会交往的发展而向高层次发展。在这个正向关系中，制度化动力从利益的选择到社会建构的转变是两岸青年交流交往密切的结果，而动力的变化进而增加两岸青年交流的密度，推动制度化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当然，两岸青年交流的社会化进程不必然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而是存在曲折和自我否定的。当两岸青年采取相互协调的协作博弈存在清晰的焦点时，通过制度化方法可以实现两岸青年合作的高效率。现实中，单一要素的制度化很少存在，一般是很多要素同时起作用。物质性增长［8］塑造的是两岸青年交流的骨架，社会成长塑造的则是两岸青年交流的文化与灵魂。了解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挖掘两岸青年交流间存在的共同利益，制度化才有可能产生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两岸青年交流制度化的实践机制

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轨道，迎来更宽广的发展空间。两岸各自的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决定了两岸青年交流经验的多样性和实践的丰富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化过程是生产公共物品的过程，倾向于生产不足，而不是全部制度化过程都会成为现实。两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建构的核心任务，一方面是已经建立的相关制度必须完善落实，还不健全的制度应该尽快建立，另一方面是改革那些不利于两岸青年交流的体制障碍，进一步完善两岸青年发展的相关培育制度。两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塑造着两岸关系的交流交往与互动，提供信息和行动的程序、惯例和规范，其制度设计的实践机制体现为以下几点:

1．培育“共有知识”，产生信任和理解共有的某些知识和经验会使两岸青年在制度化过程中想法趋同，使得彼此能够产生信任和理解。“两岸青年共有知识”指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共有理解和期望，作用是在制度化的初始阶段为两岸明确一些需共同规避或者共同认可的事项。共有知识［9］既是制度化的结果，也是两岸青年进一步沟通的渠道。建构“共有知识”系统是两岸青年交流制度化的核心，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两岸青年坚持各自信念中的交集部分，比如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第二是制度化的建立过程中对某种新产生的“共有知识”的认可和维护，比如相互依存或者共同命运的现实要素，还有新时代的文化交往和文化理解产生的新的集体记忆;第三它的具体形态包括两岸青年交流中所达成的一系列规范、规则和意识形态等等，两岸青年通力合作去共同面对和解决我们遭遇的问题。以活动设计为例，青年交流的活动设计中的“共有知识”一方面包含使两岸青年从过去争高下的竞争心理，转变为清醒地认识到两岸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一起开创我们的共同未来”的合作心理;一方面包含如何将交流活动的内容从各种竞赛调整为两岸四地青年共同完成某几项具有特殊意义的任务。

2．搭建议题网络，形成青年交流的战略规划两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过程就是让两岸青年针对共同关心的两岸公共事务进行互动参与的制度建构，不断促进青年为主的公民团体在教育、科研、文化、卫生、体育、环境等方面的跨域合作与探讨，策略地依靠议题管理协作网络和渠道，要求社会倾听青年群体的声音，比如金门和厦门两地的年轻人可以共同探讨金厦海域的垃圾漂浮带来的海洋环境问题等。两岸青年交流的各种各样的议题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议题网络，同时，每个议题领域都存在着相应的制度化渠道和网络。这种扩大参与的制度化网络类似于重复博弈，创造了对遵守行为的激励因素和长远利益。“两岸青年共同参与的网络”造就了更好的两岸关系，这些制度化网络增加了背叛的成本，促进了交流，创造了对他者可能行动的有利预期。就以青年就业为例，尽管因为大陆经济崛起，机会越来越多，不少台湾青年都渴望到大陆创业、就业，但往往苦于缺乏相关资讯和渠道而颇费周折。因此，直接对接两岸的青年创业服务平台设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类似北京、上海、广州包括厦门等重要城市都陆续成立了两岸青年创业协会，找到了更多适合台湾青年来大陆创业或者两岸青年合作创业的项目，尤其是针对台湾的中小企业，改变了台湾企业传统登陆模式;同时为两岸在更广范围的投资合作进行“试验”和前期探索，逐步完善了两岸青年创业投资合作机制。以前大陆主要通过企业向台湾进行让利，现在可以跟台湾青年群体和台湾公民团体进行更多交流，建立更多的合作管道，使让利模式多元化。大陆公权力部门可制定《2016—2026两岸青年交流行动计划》等，分短(半年或1年)、中(5年)、长期(10!20年)，制定交流的目标、计划、措施等，系统推进两岸青年交流，使得两岸青年交流形成全方位、立体式、大覆盖面、纵横交错的大格局，形成做台湾青年工作的新的工作体系，各有关系统、行业、部门、单位应在上级的整体部署下，大力协调配合，通过不同的渠道和角度发挥各自的优势。可以考虑在对台交流比较集中的省市，比如福建省，建立“海峡两岸青年交流中心”或者“海峡两岸青年交流中心项目”，有计划有目标地聚集海内外优质资源，支持两岸青年从事两岸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创新研究与实践，同时依托中心所在的相关高校进行教育资源整合，组成青年为主的研究团队和工作团队，参与当地的建设。

3．将责任感和激励要素纳入青年交流两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过程，需要将责任感纳入规则制定和规则实施的机制之中。一种是可以通过由两岸青年在交流活动和交流机构的参与来实现对交流制度的控制，而一个补充措施是加强两岸公权力部门在青年交流项目策划和平台搭建中的负责机制，青年交流要尽量透明化，这样在增加责任感的同时确保两岸青年可以对制度化程度和效果做出判断。青年群体的优点是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常思未来，对社会发展具有敏感性。两岸青年交流与现代传播技术相结合，造就了公共空间，两岸青年可以跨越地理距离就相关的公共政策进行交流，这种公共空间中的理性探讨特别有利于两岸青年在积极参与共同事务的治理中培养责任感。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通过两岸青年的密切交流与合作，制度化过程中一方面要将责任感纳入规则制定和规则实施之中，也要克服阻碍增强责任感的因素。对于公权力部门而言，可以在某些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地区比如厦门等地尝试把地方公权力部门的治理绩效与收益挂钩，对青年交流制度化完成较好的机构和个人进行奖励，对参与某些高成本、非营利性等特点的两岸共同事务的青年为主的企业，政府可以给予补贴或税收等其他优惠政策。总体来说，一方面要放松制度限制，大力促进两岸青年交流的经验和交流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要加大舆论和媒体宣传力度，通过精神表彰以鼓励和肯定两岸青年致力于制度化的努力和品质。

4．建立规则，养成理性对话环境两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有利于生成两岸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与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当性共识，为两岸青年交流提供承认和遵守的共同社会规范以及良好的对话环境。讨价还价建立在特定互惠基础上，利益和优势是讨价还价的目的;而说服是在一个共享的对话框架内进行的，参与对话者具有共享的规范、原则和价值观。［10］两岸青年利用理性说服的程序来表达自己的倾向性，并以此进行商谈与论证，在这个过程中要格外关注青年对博弈形式和规则的学习。两岸关系是复杂和充满不确定的，两岸青年如何理解和认知交往场景是两岸关系制度化中极为重要的问题。比如，制度歧视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文化种族歧视，而对话的普遍性意味着:在认同别的生活方式时，人们将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对化。从现有的经验来看，两岸公共事务听证会、两岸关系研讨会、两岸青年精英论坛、两岸青年智库论坛等对话机制的建立，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化有积极作用。在将固有的青年活动品牌比如“海峡青年论坛”、“两岸青年学者论坛”等持续做久做深的基础上，可以开始建构两岸青年的网络对话机制。两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有助于形成两岸理想的话语环境，其关键在于利害相关的两岸青年在协商之前，制定出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话语协商的程序原则和论辩规则，营造制度化的和谐环境。大陆在两岸关系中要争取台湾青年对大陆政治制度的了解与尊重，逐步掌握制度方面的话语主导权。一方面两岸青年根据话语互动，使得各自对现实中的两岸关系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就是真正有利于两岸关系的话语能够得到对方的接受，进而去调整其滞后的两岸青年的认知，进而去改变两岸政策。两岸年轻人不要只是相互指责与对抗，应该要走出悲情共同去创造未来。

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担负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责任是时代赋予青少年的重任。两岸青年交流的制度化是一种创新过程，意味着一些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对过去的一些制度安排的替代过程，也是规则遵守和内化促进两岸青年在交流中彼此学习的过程，为制度化的发展提供创新动力。两岸青年在交流过程中，逐渐增加互动频率和形式，慢慢成为习惯进而上升到制度层面，同时扩大理性化的交往基础，拓深交往程度，使两岸青年团体或个人的互动进入交融和整合的制度化过程，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加强制度和政策宣传，增强台湾青年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解认同，扩大对台让利的覆盖广度。两岸年轻人已经开始由初始的新鲜感走入到文化和心理冲击中，生活的经验和交流的瞬间，以及他们遭遇到的行为，才是建立关系不可或缺的要素。促进两岸青年交流更快地步入制度化，核心在于构建两岸青年在参与共同事务中的制度化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同时意味着，两岸公权力部门要加强确立对民间青年交往中产生的经验的培育发展机制，也必须通过深层次的制度强化和制度建设来实现。

作者：唐桦 单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