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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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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宣传思想文化工作》2017年第12期

摘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孕育出辉煌灿烂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的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厘清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同时对我国当前的政治发展也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从主要内容、特点和内在逻辑、当代价值三个方面来梳理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两大主题,即民主与法治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民主;法治

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提出来的,多年来中外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但概括起来可以分作两大派。一派认为政治文化具有观念和实体的两重性。另一派认为政治文化单纯地指观念形态。对于国内而言,大多数学者比较赞同后一说法,其中王惠岩先生给政治文化下的定义得到了广泛认可:“所谓的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团体和个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1]那么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界定,在时间跨度上由于从商周到秦汉,再从隋唐到明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经历了从孕育到定型再到改造的过程。所以笔者比较赞同从商周到明清的这一种说法。内容上主要是指具有深远影响的,能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政治思想。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植根并发展于中国悠久的传统社会,在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众多学派的相互影响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内容蕴涵在“仁”“礼”“法”“德”四个方面,它既深藏在人们无形的意识、观念和思想中,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不同时代人们的政治行为的选择。

(一)为政以“仁”“仁”的思想

在奴隶社会就开始萌芽,商朝的统治虽然建立在对神祖的崇拜上,但是也强调统治者要顺应民意,不然就会失去上天与祖先的保佑。周公旦更是提出“保民”和“慎罚”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则把“仁”看作是道德的根本准则,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孟子则把这种仁学施于政治形成仁政说,要求统治者要做到轻徭薄役,徭役以不违农时为原则,轻刑罚,及时救济贫苦。此外,还要求统治者要给民以恒产和保护工商。荀子在论述君民关系时曾用舟与水的关系来做比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3]当然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和“非攻说”也体现着“仁”的思想,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4]后来汉代的以孝治国也是对仁政的延伸和发展,隋唐时期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论则从官民关系强调了做官要为民着想,为民服务。宋代王安石变法思想“政以善之也”强调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调整,使人向善。明末清初黄宗羲强调天下不是君主一人之私物,而是所有天下人的天下。王夫之则提出“循天下之公”的思想,从“独富”和“独尊”两个方面揭示了历代的暴君暴政。从以上内容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仁政”思想的内涵非常广泛,它涉及君民关系、吏民关系和施政思想等。

(二)为政以“礼”中国历朝历代都比较重视

治国理政的典章制度。周朝建立后,周公在分析商朝的兴亡得失后,召集大批人员对以前的各种典章制度与礼仪规定进行整理和总结,并编撰出《周官》和《礼仪》两部礼法。这两部著作奠定了周朝完整的政治制度和礼仪体系,这也正是周朝能够延续上千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认为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是礼乐崩坏,人们失去了对礼法的尊重。所以他极力倡导恢复周礼,所有的人都按照礼制规定,贵贱有等,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他的后继者荀子认为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而物质是有限的,这必定会造成人与物的矛盾,这个矛盾必须用“礼法”来解决。此外,“礼”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规定等级秩序。如《王制》中的“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天下未定,但是礼法的权威仍然存在。例如《晋书》中顾和曾说过,“礼所以轨物成教,故有国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统。”在这里很明显他也把“礼”作为治国的根本方针。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古人的“礼制”思想时,暂且不管它的内容是否合理,单看其治国思维就会受益匪浅,那就是一定要重视制度的建设,制度建设好之后还应该想办法维护制度权威。

(三)为政以“法”“法”这个概念

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远在周朝时周公就提出了要依据成法成典来用刑的思想,荀子也曾提出过自己的“法”思想,他认为有法必依,不能以私乱法,同时他也认为法不是万能的,政治不能只依赖法,在施法之前还必须先进行教育。当然,对“法”有全面论述的要属于法家,如慎到的以势行法思想、申不害的术治思想、商鞅的依法强国思想,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要属于韩非子的绝对法治思想。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为了使所有人都遵法和守法,法必须详细具体还必须公之于众。如:“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5]此外,韩非子还提倡官吏的最大作用就是保证法律的执行,反对贤人政治。到秦朝时法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秦始皇提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法的认识似乎更为深刻,《全晋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律令者,政事之经,万机之纬。”《晋书》中也有类似的观念:“令行禁止,为国之楗(键)。”隋唐诸帝则重视各种行政法规的建设,强化检查机制,强调一切要“纳之轨度,令行禁止”。宋代王安石在推行改革时也认为要想取得改革的成功就必须先“立法”,其次才是选才用人。他在《上时政疏》中曾说:“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辛亥革命后建立起了中华民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用法律的形式把革命的成果加以保护。

(四)为政以“德”中国传统文化

虽然强调法治,但是从漫长的封建社会来看“人治”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特点,如:“天下之大,四海之内,‘余一人’为最高。”[6]正是由于君主是国家最高领袖,处于一言九鼎的位置,那么对君主德行的要求历来备受重视,因为官吏是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工具,因此官吏的德行历来也是备受重视。周公强调“敬德”,这里的“德”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涉及道德、行政、信仰等。根据“德”的要求,统治者对上天、对祖宗要诚实,对自己要严,对待民众要做到“保民”。《大学》和《中庸》中也提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修身”是最低要求,一个人只有修身才能治国。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倡德刑兼备,但要以“德治”为主。《汉书》中记载着他的这样一句话:“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此外,汉代还推行孝廉取士的政策,即从源头上杜绝没有品德的人做官。孝廉至此作为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直延续下来,时至今日孝廉不仅是官员的基本道德要求,更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素养。宋代理学诸子把“德治”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认为“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劳”,这里的“德治”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以礼治国,二程和朱熹都认为治国需要“礼”,但“德”是“礼”之本。其二是以德修己。理学诸子同样把治国平天下系于君主一人,在他们看来君主的品质关乎治乱与兴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德治”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内在逻辑

特定的政治文化产生于特定的政治社会。中国庞大而复杂的传统社会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极其丰富和多样,但在内在精神上却始终保持着一致性。如:民本思想不同时期虽有不同的表述,但始终强调的是民众的重要性;“礼”和“法”始终被当做主要治国手段;思想意识领域强调一元性和统一性;行为选择上主张中庸等等,这些特点恰恰也包涵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即“仁”“礼”“法”“德”四个方面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之间存在着现实联系。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

1.民本思想贯穿始终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始终把人民放在重要位置,当然这种民本思想是基于统治者自身统治和自身利益,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历代统治者对民众在社会发展中地位的认识,对统治者自身道德的要求等等,都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可以说民本思想贯穿了中国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7]的思想,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8]的仁政思想。明末清初随着社会的矛盾的加深,古代民本思想得到了迅速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民本思想家,他们指出君主制是社会发展的最大祸害,并提出了人民是天下的主人,君主理应为人民服务的超前思想。

2.礼法是治国的主要手段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礼法一直被看作维护社会和国家稳定的重要规范。回望历史我们发现整个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面临着国家统一、守卫边疆、发展经济、民族融合、保持稳定的任务。那么拥有一套完备的礼法制度对解决这些问题是必不可少的。有了礼法,国家的各项职能才能发挥,国家的机器才能正常运转。我们也发现虽然不同朝代的礼法有所不同,但它们共同的一点就是维护等级秩序,确保君主的绝对权威,而且时常把人置于法之上。正如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思想。荀子认为国家的兴亡盛衰是由圣主和暴君造就的,因此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礼法。又如“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3]值得肯定的是他们懂得用礼法作为手段来治理国家,用礼法来维护统治。

3.强调思想的大一统

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但是统一始终占主流。国家在地域上实现统一之后,由于生产、生活和交流的需要,语言需要统一,度量衡需要统一,制度需要统一,这些都是现实摆在当时统治者面前的首要任务。而且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统治者深刻地认识到要想顺利地进行统治,文化层次也需要统一,特别是统治思想的统一。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利于文化发展但是也给后来国家的统治者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汉武帝为了统一思想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至此,儒家思想正式成为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后来道家、佛家思想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但毕竟是建立在被儒家吸收发展后的基础上,没有危及到思想上的大一统。“从而大一统在中国人的意识领域中扎下根来,以至于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几千年中尽管时常有事实上的分裂和内争,但无人试图去怀疑这种必然的趋势。”[9]

4.中庸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

由于封建社会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忽视被统治阶级的合理关切,这就必定造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经常处于矛盾中。为了减少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统治阶级非常希望能够有一套驯化民众的理论。“中庸”这个概念最早是孔子提出来的,他要求人民在言行上要谨小慎微。“中庸之道反对打破现成制度和成规,特别强调安于现状。”[6]如:《礼记》中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同时“中庸”还提倡人们要按照儒家各种规范行事,通过对人们进行教化,即使对社会不满,民众也不会采取过激的行为,在思想上首先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当然对于社会上的其他矛盾,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庸”思想也扮演着重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庸”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发展中起着润滑剂的作用,它维护着社会平稳向前发展。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逻辑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都是人治社会,君主和官吏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主体和主导者,为其统治服务的政治文化也必然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古代的君主称自己为上天的儿子,即“天子”,把自己的意志说成是上天的意志,自己只不过是替天行道,这样就很好地为自己找到了进行统治的合法性。上天必然是神圣的、高尚的、正义的。作为替天行道的“天子”也必然要有较高的品德和修养,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无论是商周,还是隋唐乃至明清时期,对君主品德的要求都是一贯的,强调君主要以德治国,只有有德之君才能使天下归心。后来随着地域的扩大,民族的复杂化,治理国家越来越有难度,为了应对统治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越来越重视统治的策略与权术。驭臣之道、驭民之术成为历代思想家重点关注对象。由此,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个矛盾体的存在。一方面强调君主及统治者要有高尚和仁爱之德,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想顺利统治下去光靠“德”是不行的,还必须懂得使用权术,但是不管怎样,“德”必须占主体,占主要方面。如果统治者无德必然导致官场内勾心斗角,民众怨声载道。因此对“德”的要求又具体体现在“民本”思想上。尽管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但是必须宣扬“民至上”的理念。尽管你是君主,仍然不能高高在上,要做到亲民。那么对应的权术思想则要正当化和合理化。讲权术并不是要尔虞我诈,它是实行“德”的载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统治者历来强调“礼”和“法”通过制度化的规定来规范人民的行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约束人们的动机,从而实现了“德”与“术”的统一。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当代价值

不同的时代会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同样不同的社会一定会孕育出不同的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植根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了特定的内容和特征,但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孕育于自己时代的政治文化既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又是对传统政治文化本身的创造。因此,这一逻辑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仅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而且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仍具有一定启迪意义。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1.传统政治文化决定了中国民主的独特性

“民主”一直都是现代国家所追求政治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任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如果不能够全面认识也会导致很多问题。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都自以为是地认为,只有西方模式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到处宣扬西方民主,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经验,在政治上往往表现的无所适从,这时加上西方国家极力鼓吹自己的民主制度、民主方式,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直接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然而,事实表明那些采取西方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只局限于形式,而且由于自己的传统政治制度被打破导致政治动乱频发。我们之所以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为了避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造成“水土不服”的困境,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更是立足中国传统的必然结果。要做到参与之有序、决策之集中以及政治活动的制度化相结合[1],就必须让人民“当家作主”,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民主。我们建设的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不是西方的民主,因此,必须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关于民主的思想,研究它的内容和发展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中国的民主,只有这样的民主才是科学的民主。

2.传统政治文化赋予中国民主的精神内核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民本思想,“民本主义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尽管与民主主义有根本差别,但毕竟相当程度上已经是对政治发展力量的觉察。”[10]民本思想强调民众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君主及统治者要根据民意来进行治理。民主也是同样的道理,要人民当家做主并不意味着人人都直接进行管理国家的活动,而是要求执政党和政府要根据人民的意愿来治理国家。此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我们也必须把稳定放在重要位置,要民主不要稳定在中国行不通。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也认为,政治参与跑到了制度化建设前面是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这些国家就是在追求民主时忽视了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他们学习西方国家大规模动员民众参与政治,但是由于只是照搬西方的形式,自己原有的制度已被打破,新的制度未真正建立,照搬来的体制因水土不服加上其脆弱性,不能够保证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从而陷入混乱。而中国传统政治则不同,它一方面追求民本,一方面又重视稳定。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赋予了当代中国民主建设追求民意、民生、民心的精神内核。

3.传统政治文化蕴含着特有的民主形式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灿烂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完全有智慧、有能力重新建设起属于自己的现代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我们必须从近代屈辱史的阴影中走出来,重建中华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但绝不照搬照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模式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模式,是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真实的民主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一次强调:“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11]。中国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一切国家机构的总的组织原则,它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原则更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厚根基。那就是面对复杂的民心及社会事务,中国传统社会既强调统治者要顺应民心,又强调大一统的集中思想,因为不能够对人民不同的利益加以强有力的整合,必定导致社会混乱。此外,协商民主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实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拥有追求团结、和谐的大局观念和政治文化传统。协商民主是中国的特色民主形式,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能够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形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协商民主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总之,整个人类社会政治价值和追求是一致的,但是实现方式可以不同。也就是说,民主的精神在世界范围内是一致的,但是各国有自己的传统和国情,一定要立足实际,切不可照搬他国。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1.传统政治文化赋予中国法治思维

法家思想虽然极力主张依法治国,但其根本目的还是用法律作为工具最终实现人治。法家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集权,这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法治精神有根本的区别。法家文化中所指的法律是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后形成的,法律的内容是维护阶级统治的伦理道德,法律只是辅助道德来治理国家的手段。当代中国的法治在这一点上继承了传统的法治思维,它也同样将法律作为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但是其不再是服务于专制而是服务于实现真正的民主,也就是说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法律只能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来审议和制定,党的作用就是根据民意领导人民代表大会来制定法律,并带头遵守法律。其实质就是把人民的普遍意愿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上升为对全社会都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最终实现人民的当家做主。今天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从传统法治文化中寻求新的思维,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2.中国传统法治文化蕴含着现实功能

法家的许多思想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首先,任何一个社会都要有法可依。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法律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涉及社会各方面的一整套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无从谈起,法治社会更是难以建立。其次,立法要明。如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慎到,就认为立法的原则应该“遵道”而不应该“因人情”,这里的“遵道”就是强调统治者要做到立公去私。法律本质上是由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制定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封建传统社会它体现的是以君主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意志,在今天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再次,在法律的执行和变革上,慎到认为有法而不执法如同没有制定法律,执行法律而不会根据实际情况革新法律也不能治理好国家。如在《慎子》一书中记载了慎到的这样一句话:“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短短一句深刻揭示了守法和变法的关系。最后,在惩罚和教育的关系上,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也提出了自己的法治观念,如《富国》中记载了荀子:“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则奸民不惩”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惩罚犯罪是国家公共权力的一个方面,具有强制性,对罪犯进行惩罚是为了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但是我们要明白惩罚不是目的,教育才是最终目的。在惩罚罪犯后要达到一定的教育功能。

总之,中国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法治思想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深刻领会这些传统,从中吸取精神,汲取经验。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家,我们有一脉相承的文化血脉和发展逻辑。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必须遵循这个逻辑,必须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发,分析其内容,探究其发展路径。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国情复杂、发展任务繁重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实现政治现代化就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毕竟他们比我们早走很多步,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和责任,只有植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从哪里来又走向何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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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6.

作者:吕洋洋 单位: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杂志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