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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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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刊杂志》2015年第十期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反对西方列强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凝聚了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团体的共同意志,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①它结束了百年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转折。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②。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③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不是自封的,而是建立在充足的事实基础之上的。这场对比悬殊的生死搏斗,在客观上表现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日之间的军事对决,其实质则是中日双方政治、军事和社会等层面总体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因此,我们从军事、政治和社会层面三个维度对此加以审视,以更加充分地认识抗战胜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过程中的巨大历史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提出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

抗战政治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以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为标志,中国人民开始进入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是一场实力对比较为悬殊的战争,是中、日之间的军事对决,其根本问题是能否坚持、如何坚持,和能否胜利、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面对日寇大举入侵,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下,在深入分析中日双方形势的基础上,做到知己知彼,正确回答了以上问题,提出依靠人民的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并把游击战争上升到战略地位,是对我方军事实力极为弱小的扬长避短,充分挖掘了赢得抗战胜利的军事潜能,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①,中日双方的特点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进程和结果。日本的长处在于其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量强大,但其国度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贫乏。中国恰恰相反,在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方面明显不如日本,但是我们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加之得道多助,因此,日本不能迅速灭亡中国,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中国共产党始终深信我们的优势在于兵民这一根本,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②,“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③。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后,中国共产党就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了一条依靠人民的全面抗战路线。“七七”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就通电全国,提出“全民族实行抗战”的方针。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体阐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主张,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中心,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诸方面提出了全面和全民族抗战的具体措施。此后,全面抗战路线在抗战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为全民族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所呈现的特点不但决定了中国抗战取得胜利,需要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还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因此,中国共产党结合全面抗战路线,系统地提出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方针。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强调:“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

④1936年7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对以上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同时,表明了中日战争将出现一个相持阶段的观点。此后,坚持持久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全党的共识。1937年8月,周恩来、朱德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上指出:“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的战争。”⑤抗战初期,国内各界也出现了许多关于抗战是持久战的主张。有些爱国人士也已经看到单纯依靠政府军队抗战的弊端,已经敏锐也看到,依靠民众、动员民众才能进行持久战。如施复亮指出:“政府应当切实保护并促进民众救国运动……双方同心协力,才能进行持久的全面抗战。”⑥甚至,国民党内一些要员如孙科、张治中等人也赞同持久抗战的正确主张。1937年8月6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发表的演讲中,就明确提出了准备持久的大规模的抗战的主张⑦。这表明,持久战的主张已经为全国各阶层所接受。但是,好多人对于为什么是持久战?如何进行持久战又是疑惑的。如钱亦石认为:“我们需要持久战,是没有人怀疑的,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实行持久战。”①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论证,国民党人士关于持久抗战的主张,只能流于泛泛而谈。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亡国论和速胜论,坚定抗战军民的胜利信心,科学地总结抗战10个月的经验。从理论的高度,解决了许多人“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很多人都说是持久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等等。科学的系统的抗日持久战理论的提出,促进全国人民正确地、全面地认识到持久战,为正在进行的抗日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战略地位》、《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提出可以通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并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地位。从实践上解决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无产阶级斗争的道路,解决了一个半殖民地大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人民战争的途径。毛泽东曾经指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②在《论持久战》这部论著中,毛泽东通过对中日双方特点的精辟分析,正确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从抗日战争将经历的三个阶段中,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结论。并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具体形式和主要作战形式从战略高度进行了科学规划。第一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战斗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之。第二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之。第三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这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主要战争形式主要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

二、中国共产党寓建国于抗战之中,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原因极为复杂,从日本方面审视,是源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转嫁国内危机、向外扩展生存空间、掠夺中国丰富的资源等;就中国方面而言,则是近代以来列强入侵阻碍中国发展,导致国力远远落后于西方诸国。毛泽东深刻分析出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尚处于无组织状态:“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③因此,对中华民族而言,抗日战争是把全民族的力量组织起来的过程,绝非单纯的军事动员,而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在内的全面的社会动员,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正如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所所预言的那样:“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我们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④中共坚持抗战的民族性、人民性和民主性,并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及建设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寓建国于抗战之中,做了全民族团结御侮的总动员,凝聚了赢得抗战胜利的磅礴力量。

首先,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民族性。“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消极抵抗的错误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又试图占领华北,中国的民族危机逐步加深。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率领工农红军于长征途中,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积极倡议“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并提出包括“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实行民主自由”等国防政府的十条行政方针。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在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的抗日八项办法进行补充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和推动社会进步统一起来,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社会组织基础。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敌后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纠正了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带来的军事上的被动局面。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泛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全面而广泛的社会动员,则成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环节。其次,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人民性。基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农村,以农民为社会主体的实际,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动员,坚持抗战的人民性,以土地政策为中心进行农村经济方面的变革。早在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中,就曾提出“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明确提出减租减息这项政策,并在一些地方实行过。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5月,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我党已将土地革命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即“二五减租”。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也提出了“地租的减少,高利贷的限制”等主张。8月,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写进“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在广大敌后根据地广泛进行的减租减息政策的施行,很大程度上改革了农村的税收制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长期以来存在的农村土地问题而引发的农村社会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广大农民还从减租减息中获得了很多的实际利益,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抗日热潮。使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参政,有力地支援了民族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再次,中国共产党把建立民主国家的目标寓于抗战过程中坚持抗战的民主性。民主是近代以来国人为之浴血奋斗的主题之一,也是自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时代最强音。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抗战,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在政治上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调动了社会各阶级的抗战热情。

中国共产党于抗战全面爆发后,曾提出“人民共和国”口号,并把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其目的在于动员和组织全中国广大的民众去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在“人民共和国”口号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西北军、民族资产阶级爱国人士及各地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广泛的统战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此后,中国共产党又郑重呼吁国民党:“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如今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①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民主共和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国家形式而言,它就是已经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就国体而言,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但在抗战初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只能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及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的形式进行实践。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②这是在党的文件中首次提出“三三制”原则。“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1940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为《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中向全国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的“三三制”主张。“三三制”政权,在实施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扬民主,有效地协调各方利益,不仅受到广大根据地军民和民主党派的欢迎,也赢得了中间势力的支持,与国民党的专制与独裁形成了鲜明对比,树立了我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威望,巩固了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通过实行“三三制”调动了边区各党各派、无党派各界人士的政治积极性,使各方社会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除去汉奸反共分子外,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各界人士,只要主张抗日又赞成民主的,都可以参加“三三制”政权,参与边区建设。一大批党外人士进入了各级政权机关,有了“说话做事的机会”。对此,边区的党外人士很受感动,他们为共产党的民主精神所折服,对共产党的“团结抗战”精神表示敬佩,对边区的民主政权表示衷心拥护。“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充分发扬了民主,体现了共产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诚意,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所进行的社会动员,既有力地影响着中日之间战场上的形势,更深刻地改变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毛泽东于1944年9月4日,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等,明确指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①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在全国人民面前描绘出了一幅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宏伟蓝图,为抗战胜利后,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三、中国共产党把抗战视为民族精神

再造的过程,成功培育出团结御侮的抗战精神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为了达到其野蛮的侵略目的,它们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占和掠夺。“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毁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做顺民,当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②这就表明,抗日战争要想取得彻底胜利,不但要在军事上取得成功,更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以凝聚民力、吸引民力,彻底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形成战胜日寇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把战争视为民族精神再造的过程。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就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华民族的潜力指出:“中国虽是一个弱国,然而如能使全民族摆脱一切精神上的桎梏,振衰起蔽,团结一致,抵抗外寇,即将起死回生,无敌于天下。”③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在艰苦卓绝的抗战过程中,在继承以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爱国统一等为核心内涵的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在抗战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感召下,积极引领、培育出以迎难而上、百折不回的毅力;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协作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不畏强暴、正义必胜的坚定信念等为基本内涵的伟大抗战精神,构筑了战胜强敌的精神长城,为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建立铸就了魂魄。首先,中国共产党把提振民族的自信心,作为培育抗战精神的前提。纵观抗日战争的双方,一方是资本主义的强国,另一方则是遭受列强百般凌辱的弱者,国力积贫积弱,政府软弱无为,军队涣散不整,民众一盘散沙。尽管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积极抗战,爱国官兵奋勇杀敌,终因战场不断溃败,而使大片国土丧失,日军铁蹄所到之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笼罩朝野,“亡国论”甚嚣尘上,民族精神遭到严重摧残。面对民族失败主义的阴霾,中国共产党,以提振民族自信心为首要任务。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我国抗战目前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困难关头,然而部分领土和中心城市的得失,初期战线上的部分军事失败,均不能决定中日战争的最后命运”①。中国共产党认为,先败后胜,转弱为强是抗战发展的必然规律,只要全民族团结起来,迅速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能取得最后胜利。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中坚定地指出:“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只要我们努力,中国一定能够战胜侵略者,新中国的创立是必然的”②。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科学地指出: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

他对战略相持阶段的困难程度进行了充分的估计,指出这些困难经过全民族共同努力,经过民族精神的重振是可以克服的。中国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既不能速胜,也不会亡国,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成为形成抗战胜利的精神武器。其次,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统一,铸就了抗战精神的魂魄。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一种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统一战线形成并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唤醒了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铸就了抗战精神的魂魄。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④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4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党派发出宣言:“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中国人的神圣义务!”。⑤5月5日,毛泽东、朱德通电国民党政府,力陈国难当头团结抗战的重要性:“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工农民主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抗日的目的。”⑥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置于首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指导下,由“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最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在团结统一这一精神旗帜的感召下,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从敌视中共到公开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讲话,从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到赞成并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第二次合作最终达成;另一方面,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中国各阶层的优秀儿女不分种族、年龄、文化、宗教信仰,都团结起来,共同为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而战,形成空前规模的全民族抗战汪洋大海。再次,面对民族大义,共产党人敢于担当,牢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引领抗战精神。共产党人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首赴国难,英勇顽强。新四军八路军积极奔赴抗日战场,率先举起抗战大旗,以其英雄牺牲精神,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日本独占中国的图谋由来已久,经过几十年处心积虑的苦心经营后,1931年9月,悍然发动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的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为日军进攻卢沟格里通电》中指出:“全中国的同胞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①”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对日本进行深入分析研判的基础上,向全国人民发号召:团结一致,坚决地抵抗日寇的侵华暴行,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英雄抗战的一面旗帜。执政的国民党面对民族大义,也逐渐调整其对内方针。接受中国共产党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战略。特别是在抗战初期正面战场进行了较为英勇的抵抗,粉碎了日寇迅速灭亡中国的图谋。又次,共产党人以抗战的文化引领抗战的精神。伟大的精神产生于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文化滋养伟大的精神。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全民族抗战的文化方针政策,不仅注意发展了解放区的抗战文化运动,而且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也开展了进步文化运动、文艺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量优秀的战斗文化纷纷涌现,如洗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等大批抗日救亡歌曲,奏响了抗战中最激昂的乐章。文坛上涌现出反映抗战现实的报告、特写、朗诵诗、街头剧等大批小型抗日作品。这些作品形式广泛,内容短小、通俗,反映了人民抗战时期热气腾腾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为抗战精神的形成营造了深厚的文化氛围。通过以抗战精神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再造为抗战胜利鼓足了精神风帆,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精神基础。此后,“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总之,民族危难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揭示这场战争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方针,并提出游击战的军事战略,率先举起抗战的民族大旗,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军事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以土地改革、民主政权建设、思想道德重构等为中心的局部社会动员,为新中国政权建设作了初步的奠基,从而为抗战胜利所需要的社会力量整合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旗帜的感召下,面对残暴的敌人,各族人民不畏牺牲、不惧流血,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形成了可歌可泣的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民族的进步发展提供了持续的精神动力,成为抗日战争中名符其实的中流砥柱。以此,抗日战争得以获得最终胜利,并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转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作者:时新华 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理论学刊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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