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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批判精神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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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杂志》2015年第五期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几乎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关注的首要论题,同时也是一项宏大的时代任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充满活力的精神,它越来越呈现出真理性,也越来越呈现出成为我们思想武器的必要性。显然,目前重要的工作就在于清晰地阐释马克思批判精神在当代的方法论意义,因为它联系着我们时代的现实境况,应该清晰地阐明和真切地把握,并在思维方法中巩固下来。然而,当前的理论研究中却存在着对马克思批判精神有意无意的遮蔽,由于这种遮蔽使其方法论意义处于晦暗不彰之中。这种遮蔽大致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化、形式化的教条主义理解,其导向是完全无批判的或庸俗化的,例如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无反思的接受、对马克思主义的“知性科学”式误解以及只是在经验实证主义范畴内认同“唯物主义”。真正的理解就是要消解这些遮蔽,唯其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才有可能“在场”并与我们相遇。由于这一主题是哲学性质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哲学的高度上加以阐明。可以肯定的是,当代的哲学只有在深刻领会这一伟大思想资源并将其吸纳为自己的思维方法之后,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内化为我们的方法论自觉,而这也正是推进我们事业的重要前提。

一、对马克思批判精神应有原则高度的估价

批判精神无疑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自始至终贯穿于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之中。马克思建构未来美好生活的途径就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并将批判精神作为辩证法的本质属性,“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理论时,将批判精神———这种优秀的理论品质毫不迟疑地赋予马克思。我们发现,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内在理路是:所“立”———对社会现实的切入与所“破”———批判近代哲学形而上学建制及其限度的共存,其理论建构依循所“立”与所“破”作为两翼而展开。就马克思主义整体而言,理论层面囊括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的批判性分析,同时,也包含着实践领域中的批判与革新,通常是理论与实践二者的合一。在理论建构的意义上,批判就是深入分析、论证、反复辩驳,帮助我们澄清自己的思想,不断反思我们思想中未经审视的前提预设。在马克思看来,那些未经批判的东西只是独断的意见,不具有真理性和理论说服力。就其本质规定性而言,批判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正如黑格尔所说,自由的思想就是不接受任何未经审查其前提的思想。这种看法显然也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的理论志向实质上是:澄清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经济学只是其理论表现———之现实的历史前提,并通过批判性分析这种有效的思维方法,把握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本质进而揭示其历史的限度。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批判性分析才能深入到社会现实之中。若要阐发马克思批判精神的方法论意义,就必须对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生存境况进行有原则高度的揭示。应当说,真正属于当代的思想只有在不断地重新开启中才能彰显其意义,而这种重新开启只能存在于当代社会现实与文本的对话中,因此,我们不得不持续地展开与马克思文本的无隔阂的对话。无疑,由于社会现实的变动不居,阐释其当代意义的过程将是无止境的。

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在讨论观念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中展开的,最简要的表达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其实是指社会生活本质上是自我批判的,所谓实践的就是自我批判,不是“主观见之于客观”,而是理论运用于改变自然物或者改变社会生活。马克思是在这个确定的意义上运用实践这个概念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生活本质上实践的,世界的改变和社会形态的演变不是观念的变革造成的,观念的变革只是社会生活自我批判的反映。从实践本质出发,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概念立场,青年黑格尔派所代表的近代德国哲学的根本错误是主张思想统治世界。其中的理论困难在于:思想被封闭在思想的内部自身,无法解决纯粹思维的自我运动如何贯穿对象领域的问题。可是,这个在主观范围内兜圈子的观念却被许多人不自觉地接受。倘若我们追寻思想解放运动的来历,就一定要去追问到生活世界本身,也就是说,思想解放实际上是生活世界的感性冲突以及这种感性冲突必然带来的自我批判。简言之,马克思认为理论应当是对实践的本质构造和必然趋势的批判性分析———社会生活的自我批判的结果。应当说,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概念立场是从哲学的规定性———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这个意义入手的,黑格尔从作为哲学基本理念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出发来把握现实世界,遗憾的是他没有深入现实,而是置身于精神的一方,马克思则将现实的根据追寻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及其变动结构中。由此,马克思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切中社会现实的有效的方法论体系。今天,当我们反思社会现实时,不能不依旧作为马克思的继承人。然而,要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对社会现实的方法论意义,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容易。在当代给予马克思以高度肯定的并不少见,但附饰其上的极度抽象和空疏则令人警醒,如此理解马克思,其实在根基上就已经疏离了社会现实。同时,对马克思也不乏类似“过时论”般的激烈攻讦,我们应当有勇气和理论自信去应对,因为这种攻讦事实上表现为对马克思缺乏原则高度的估价。我们从来都不是孤单的,即便是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德里达都这么说,“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阐释的”。不消说,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所举的一个关于“花蕾是被花朵否定的”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真实形式出而代替花朵的”的例子所蕴含的自我批判精神一样,马克思正是由于能够从理论内部进行自我批判,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开出灿烂的“花朵”和结出胜利的“果实”。更不消说,马克思也正是在批判性分析现实问题的过程中,经由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哲学,而实际地跨越了近代思辨哲学,找到了切入社会现实的方法。显然,这种批判精神在马克思的理论和革命实践活动中贯穿始终,马克思也始终在使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自我批判达到有机的统一,“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批判精神是马克思如此清晰的突出特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之下,马克思逐步深入到社会现实的深处,找到了真正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但是,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对这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批判性超越的诠释和解读走入了无穷倒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信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即通常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和实证主义化,他们高呼马克思是现代西方提出“终结哲学”、“消灭哲学”的第一人,如此来理解马克思的批判性超越。这种做法无疑忽视了马克思本体论的革命性变革,因为这和他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态度是十分契合的,而这种契合恰好错失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的,更不能脱离人而存在,否则,这种哲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应当被终止。这对立的两端都无法理解实践的———批判的活动,即世界的革命性原则。这恰恰是马克思的理论贡献———促使人们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返回到人的社会实践中去。“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哲学对于现实世界的改造不是靠思辨理论而是靠革命的实践,改变现实世界的意愿不仅意味着直接的行动,更是对迄今为止的世界解释的批判和对存在与意识关系的改变。如此看来,马克思认为哲学的真正意义乃在于揭示出社会现实并加以改造,而对于当今社会而言,社会现实的积极呈现是以对现代性的批判为依归的。

二、对现代性的批判

如同凯尔纳所言,“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5]。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问题,而只要我们依旧处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就离不开马克思对现代化、现代性和资本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批判性论述,我们就不能不了解马克思,学习马克思,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对于一种思想、一种学说、一种理论,判断其是否具有当代意义,不是依据其年份来确定的,而是看其是否依然是活着的传统,是否依然能有效地作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虽然历史发展呈现出其复杂性和难以预料的一面,马克思也没有提供解决当前问题的现成答案,但是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学说的方法论意义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作品,像所有真正的思想一样,需要新的解读。正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告诉我们的,“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因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6]。马克思的方法便是辩证法,是主体的思维过程与现实的批判过程的有机统一,“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马克思革命的辩证法对于现代性的有原则高度的批判精神显然是没有过时的。

马克思在原则高度上对现代性的本质根据———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展开了批判性分析,而其当代意义也表现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批判的原则高度和深入深度。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方法是:从其本质根据上把握现代世界的前提条件和历史限度。对于现代世界,应从其暂时性上去理解,视其为一种历史过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及完成的过程,而非永恒不变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高度肯定了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为原则的现代世界为人类带来的成就和贡献。大体说来,第一,极大地扩大了人的社会性存在;第二,生产效率的提高为自由王国的打开提供了物质前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降低为自由发展留下了空间;第三,使用价值的无限丰富为未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准备好了物质条件。从暂时性上去理解,那么,现代世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也必定会遭遇历史的限度和完成的命运。只要现代性的统治未曾完成,资本逻辑作为现代性的基本支柱之一,就必然继续构成现实的本质根据。资本是物质的动因,也是一种欲望,它要求不断的价值增殖和获利,它使现代世界表现为进步和不断发展。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揭示的“进步强制”(Pro-grssionszwang)原理。而现代形而上学是使资本的欲望得到实现和满足的必要条件,“真正说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两者之间是彼此支撑、彼此拱卫的,正像前者构成后者的世俗基础和强大动力一样,后者乃成为前者的观念领域,成为它的理论纲领、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以及它获得慰藉和辩护的总依据”。马克思敏锐地触摸到现代性与资本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如果批判现代性不触及资本逻辑,则是一种皮相之见。为了避免对现代性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成为隔靴搔痒,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必定关联着对资本的批判。由此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其真正的当代意义方能凸显出来,它应当成为当代人分析和批判现代性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批判地分析现代性需要深入考察资本逻辑的展开过程,我们发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见的受资本支配的世界与当下全球化的世界在本质方面是如此相似。如今,我们置身于全球化的快速进程中,资本原则依然不顾一切地普遍展开。资本天然地有使自身增值的要求,其中的关键就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获得剩余价值。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科学的生产性应用。资本增值的要求在现代性框架之中还要求什么?它要求对自然界进行控制和统治。这一点成为统治自然原理最基本的要求。自然界也不可避免地受资本的普遍控制,被纳入为可计算的范畴。因此而导致即便在科学领域,资本也大显身手,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就没有现代自然科学。要使资本实现增值,需要从自然界中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自然环境的限度已经不可遏制地呈现出来。因此,控制无限制的经济增长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需要,然而,这种需要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天然使命”出现了对立。不消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枝致命的箭将由谁射出。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性揭示在今天看来依然如此深刻和有效,由此,我们可以断言,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性思考在当今远远没有过时。只要还存在着利用资本进行的奴役和剥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性的反思和实践就不能不成为我们的思想武器。或许,由于时代的变迁,马克思的一些具体结论是可以进行讨论的,但其批判精神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和采纳;否则我们就无法在哲学上全面把握社会现实,无法洞穿资本主义的本质,更无法进行深入批判。

三、批判精神意味着切入社会现实

关于如何切入社会现实,首先不能绕过的应该是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其先行意义不可忽视,正是他第一次把理解社会现实———哲学的真正意义揭示出来。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客观的思想才能使客体自由地从自身来规定自身,这就意味着,思想必须深入作为事物实质的内容,而这内容就是合理的现实。然而,他却把经验神秘化,现实与理性被完全等同视之,这样便陷入了“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马克思的方向与黑格尔不同,黑格尔的哲学本体论具有思辨神学的性质,客观的思想要被追究到绝对精神的自我活动,否则无法解决完全无广延的意识如何推动并作用于有广延的对象这个理论困难。马克思则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概念立场,认为客观思想的根源在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及其变动结构。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然而,恰恰是因为这种非批判哲学的存在,时代没有被把握在思想中,思想只是在主观范围内兜圈子,也导致社会现实被忽略。马克思对此而展开的诸多批判,正是对近代哲学背离具体社会现实的矫正。今天,我们该如何面对背离社会现实的问题?

其实,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方法论指引,“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即社会现实决定意识,如果意识离开了现实就没有任何价值。只有从这里开始,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触及并深入到社会现实本身。如果我们过于轻率地设想社会现实是某种偶然的或现成的感官赋予我们的东西,或是与我们毫不相关的外部事件,那么,社会现实就不会出现。而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决定性批判、对抽象观念的坚决拒斥,正是积极回到社会现实本身的根本方法。无疑,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义之所在,即抛弃主观思想,揭示和切中社会现实。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克思批判精神的方法论要义在于反对近代哲学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建制。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哲学与其说是主观思想的终结者,不如说是主观思想在形而上学建制内的完成者。只有从根本上把握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扬弃。我们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已经突破了意识和现实关系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建制,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乃是其基本特征。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探究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反对以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社会现实作为其研究的对象。因为抛开人和社会历史,“存在”和“思维”都不过是抽象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思维”概念时说:“黑格尔为什么把思维同主体分隔开来;但就是现在也已经很清楚:如果没有人,那么人的本质表现也不可能是人的,因此思维也不能被看作是人的本质表现,即在社会、世界和自然界生活的有眼睛、耳朵等等的人的和自然的主体的本质表现。”

从唯物史观出发来切入社会现实,即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及其变动结构出发,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进入社会现实,或者说这才是切中社会现实的真正入口。唯物史观的相关理论成果体现的是马克思对于以往哲学具有高度革命性的批判,对于这种革命性批判所具有的当代意义,我们可以用海德格尔的这段话来概括,“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们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而这本质性的一度不是指别的,正是指的是社会现实,所以他又谈到,“现今的‘哲学’仅只满足于跟在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了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及其所需之‘架构’。马克思懂得这(双重)现实”[10]。可以说,马克思所达到的高度,甚至对于20世纪众多思想家来说,都是难以企及的。通过以上关于马克思批判精神的方法论意义的讨论足以说明:马克思依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对于依然具有当代性的马克思主义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在对话过程中使其当代意义不断彰显出来。文本解读作为一种对话,是从这个时代的生存境况出发的,任何一种学说的当代意义是居于世界本身的历史性之中的。只有从具体的社会现实出发的文本解读,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当代意义才能得到历史地揭示和阐明。当然,必要的前提是:必须摒弃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立场,实事求是地开展与马克思文本的当代对话,以便使这种寻根究底的对话能敞开文本中深刻的内涵和意蕴,进而构成我们强大的分析和批判的思想武器。若如此,其作为思想资源的方法论意义便会不可遏止地呈现出来。

作者:陈永杰 倪佳瑜 单位: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理论探讨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