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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足协改革发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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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授党校》2017年第3期

摘要:随着中国足协的“脱钩”,地方足协的改革势在必行.研究通过交互胁迫、促动的系统论观点阐明地方足协与政府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汲取广州足协改革方案的可借鉴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依法自治是地方足协改革的保障,健全管理机构是地方足协稳定的根本,多元化收入来源是地方足协发展的基础.为推进地方足协改革发展提供建议.

关键词:地方足协;足球;改革;发展

中国足协2016年4月在召开地方会员协会会议中指出,在中国足协完成同国家体育总局的“脱钩”后,推进地方会员协会的调整改革、完成与地方体育行政部门的“脱钩”,将成为下一项重要工作.伴随“去行政化”、加强地方协会的“协会化”、“实体化”,在中国足球全面普及与发展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发挥地方会员协会的作用,调动其积极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足球改革的成败.

1地方足协与政府行政部门之间的交互胁迫、促动关系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要求,地方足协完成与地方行政部门的“脱钩”,足球人口必然增多.地方校园足球、群众足球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政府的投资,政府行政部门的支持是地方足协改革的生命线.而政府政策缺失、无效,职责不履行,严重制约地方足协的发展.与此同时,群众足球、校园足球的不断推进,足球人数的不断增加,对足球资源利用过程中,场地、设施相对缺乏,开放的空间过度拥挤,民生的哀声怨气,直接关乎行政部门的政绩和影响力.而资源的缺乏进一步阻扰群众足球,校园足球等发展.由此可见,政府政策无力度、稀缺的足球资源限制地方足球人口的进程,足球人口加剧了足球资源匮乏的窘境.在足球人口与足球资源,地方足协与政府政策存在的交互迫胁关系称为交互胁迫论.随着地方足协改革的不断推进,会有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更大的足球市场,能够调动更多专业人才的主动性,吸纳商业资金投入,推广地方足球运动,减轻政府行政部门的压力,有利于校园足球和后备人才的培养.可见地方足协与政府部门将会向着和谐,良好的方向前进.即足协与政府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成为交互促动论.

2广州足协成功“脱钩”的可借鉴之处

首先,广州市足协改制后,以职业俱乐部为龙头、校园足球为基础、青少年培训为重点、竞赛活动为杠杆,来全面推动广州市足球事业不断发展[1].主要的职责是承接和完成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安排,依法自治,明确责权,优化足球运行机制,建立专业、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夯实广州市良好的群众足球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足球力量.制定足球联赛标准,职业足球和业余足球同时进行开展.推进校园青少年足球活动,培养后备人才,全面推动广州市足球运动前进.其次,改制后的广州足协,加强党组织建设,优化内部机构,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制定新的认识管理机制,对编制内人员实行自愿离开或者留下的双向选择原则[2],其前者由广州市体育局妥善统筹安排至同类部门工作,后者要严格按照改制后的足协相关要求和规定执行.与此同时,改制后的广州足协在财产管理方面,实行对外公开财政.完全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独立预算和支出,取消政府财务,运行机制严格按照社团法人的形式实行.其资产清查按照规定由体育局委托第三方审查核实,真正做到承担广州市公共管理的职能.第三,广州市足协不仅拥有独立的办公场所,更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和大量的志愿人员.恰恰拥有这些完善的管理机制,中国足协的指令在广州可以上通下达,确保真正落实与执行.广州市足协在中国足球的发展期间,既是地方足球运动的推广者、组织者、先行者,更是实施者,实施中国足协的各项指令.从球员的注册到培养,再到教练员、裁判员等专业人才的培训,均起到领头羊的作用,这种情况正是中国足球所缺乏的.在中国足球管理部门全面脱离行政色彩、走向“协会化”的今天,需要充分利用地方会员协会的作用与功能,推动基层、底层足球运动的全面普及与发展.最为可贵的是,广州市足协得到了政府部门政策上的大力支持[3].例如,成立足球发展有限公司,设立足球基金会,减少承办足球比赛的审批环节,足球产业减少税收等.为广州足球协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权.

3推进地方足协改革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3.1依法自治是地方足协改革的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4].随着相关规章政策的推出,我国法治建设不断深入,为地方足协的发展空间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外部环境.

3.1.1依法自治保障地方足协的合法性

地方足协之所以可以进行社会服务管理,在于其所拥有的社会非营利组织的社团权力.而拥有社团权力需要地方足协合法.如果民政部门注册的地方足协合法性得不到保障,那么它也没有组织、管理地方活动的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民政部门的管理章程是当前各省市地方足协组织管理的主要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更多是对地方足协的限制和掌控,管理地方足协,而服务地方足协的文件较少,缺少对地方足协自由发展的关注.地方足协这种社会团体组织的自由是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5].但是这种活动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地方足协的任务是适应社会权利和法治时代的要求和特点.要密切关注中国足协的动态与《体育法》的修改,参与制定、出台.完善地方足协相关法律体系,实现地方足协自由的法律权利,用法律形式来保障地方足协自由、稳定的实现.也为地方足协改革以及国内社团发展提供保障.

3.1.2依法自治保障地方足协的资源

各省市地方足协资源利用是需有法律保障的,否则就无法确保足协进行管理所需的权利和方法.我国法律体系内对各个省市不同地区足协有保障的仅有北京、广州这种一线大城市可以对应.导致其他不同地区足协主体定位和管理标准在实践中的不准确,不利于地方足协的组织与管理.如根据非营利组织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同,我国地方足协的组织可分为法人,合伙和个体3种形式[6].造成很多地方足协机构形同虚设、人员严重不足,日常工作难以开展.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在制度上保留地方足协配置,增加工作人员和足球基金.并以此确认多类法人不同的权利与义务标准,分别适用登记、许可、税收优惠、财政支持和社会保障等配套性制度设计[7].《民法通则》从资源配置来看,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主要分为:公益性奥运竞技运动协会、公益性非奥运竞技运动协会和边缘化远离核心竞争运动的组织三种类型[8].现如今很多的地方足协就属于远离国家的边缘组织,社会资源缺乏,经常因人事管理、经费等各方面不能保障的因素调动不起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地方足协不管是由承接政府部门职能并转化产权,还是为满足社会需求,开发足球资源,都需要相匹配的法律法规.除了以上法律条例的制定、出台和修改为地方足协的资源提供保障外.民政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的《关于鼓励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建立企业年金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法律条例也为地方足协这些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提供了保障.

3.1.3依法自治保障地方足协制度改革的进行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指出,调动地方足协积极性,正确处理地方足协与当地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加快地方足协“脱钩”.推进地方足协制度改革、依法自治、明确责权、积极主动.调动地方足协的积极性的关键在使其享有独立自主权利,明确自身权利、义务和职责.关于《推进地方足球协会调整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地方足协党组织建设,理顺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大力支持地方足协的发展,帮助建立地方足协管理体系,加快地方足协改革建设,在2020年底初步形成现代的有效的足球管理水平.”《意见》为地方足协的制度改革释放了空间,对地方足协改革发展主要影响是:收缩相关体育部门的总体性控制,以法治化管理为目标,改变政府行政部门权责不明或者越权的状态;足球市场化倾向使得足球产业领域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地方体育局不再承担地方足协财务预算和资源配置的供给,地方足协需要集思广益利用比赛和赞助等争取资源和资金,这使地方足协的自主性不断加强.中国社会依法自治的首要目标就是严厉惩治滥用行政权利,地方足协体制改革就是坚持民主参与型管理,对权利进行合理有效的限制,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9].确保地方足协的利益诉讼等能够准确充分地反映在监督、执法、守法的过程中,对行政权利的制约、监督有其重要保障;对中国足协的法治建设和权利职责发挥功效.同时地方足协的改革发展有利于中国足协树立法律权威,有利于足球运动的开展,对依法自治有推动作用.

3.2健全管理机构是地方足协稳定的根本

健全机构,制定规章是地方足协对足球进行管理的主要方式,地方足协需要通过合理人员组成与规范性文件章程,推进地方足球发展的秩序.避免重大决策都是由少数领导决定.因此,健全地方足协的管理机构需要考虑几个方面:

(1)完善足协代表的组成结构.如广州足协有62名会员,19名理事,5名监督,3名副主席,1名主席.结构合理,划分权限明确.国内很多地方足协管理机构非常不完善,权责不明确,人员机构配置形同虚设,管理章程落后,无章可循,内部各种管理工作缺乏法律程序和相应的规范制度,有漏洞和问题存在.中国足协需要制定《地方足球协会章程》,规定地方足协的组成部分包括:球迷,职业球员,青少年球员家长代表等个体成员.对家长来说,不仅是青少年球员的监护人,而且是具有独立于足球学校的利益代表,校园足球学校并不能代表众多后备人才的法律利益.各地方足球运动的发展离不开职业运动员和球迷,两者是中国足球市场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足球的载体,承载着中国足球梦.因此地方足协的委员会和代表应当考虑个体成员.

(2)完善自身的规章制度.地方足协完善管理机构的基础是规章制度,规章制度是地方足协进行运作和管理的基本准则.调整协会机构关系,限制各个成员的“越权”行为.目前只有中国足协和广州足协在文件中提到对内部管理机构的监督机制.如《广州足协章程》中规定各个机构与负责人的职权,资产管理,入会手续,申请比赛的基本程序等等.研究认为在制定地方足协章程整个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其次,除协会内部人员外,应成立委员会,加强监督,多汲取球迷和运动员等个体成员的建议,健全规范协会章程的制定程序.

(3)建立健全运行程序制度.程序制度多应用于行政部门的管理,主要限制“霸道”权力,注重民主.地方足协组织机构的健全也需要程序制度来“保驾护航”,公正的运行程序,可制约个别领导权力的滥用,有利于协会会员之间的协调、配合与组织机构的健康有序.地方足协在完善运行程序的过程中,遵循信息公开,发挥民主,汲取会员的意见等基本原则,拉近会员与协会之间的距离,保障权利的合理使用.

3.3多元化

收入来源是地方足协发展的基础多元化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地方足协的经营收入、政府支持、社会捐赠等多方面的现代非营利机构[10],地方足协脱离政府部门后从传统意义方面,是我国非营利的慈善体育社团组织;从收入来源方面是多元化财源收入的商业组织.这两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依存,财源开辟需要地方足协的感召力与威信,地方足协需要多元化收入保障发展.所以地方足协需要努力拓宽经费渠道来源:(1)以校园足球、青少年足球发展为主导,承担政府公共事务,接受体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指导,获取更多财务补贴;(2)通过完善自身监督管理机构,对外公开信息,取得更好的威信、名誉,树立良好形象.举办影响力强的比赛活动来获得社会赞助;(3)借中国足协改革的“顺风车”,面向社会制定长远规划,充分利用各地区领域的特色,积极发展地方特色足球,拓宽经费渠道;(4)成立专门负责“外联”管理部门,加强业务素质培训,提升足球市场竞争意识,并设置奖惩制度.

4结语

广州足协成为中国“脱钩”后地方足协改革的排头兵,其他地方足协需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分析自身现状,理清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避免“依葫芦画瓢”“简单一刀切”.对照广州足协改革方案勾勒出自身改革路线图,健全管理机制,推进依法自治,开辟财源收入渠道,弱化行政管理职能,强化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对于地区偏远、经济落后的地方足协,中国足协要给予呵护与扶持,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合理推进整体改革,打好地方足协改革这场“攻坚战”.

参考文献:

[1]杜鹃.广州市足协与体育局脱钩[N].广州日报,2015.9.1.

[2][3]陈建族.广州再当足球改革排头兵[N].南方日报,2015.9.2.

[4][10]向会英.“十三五”深化改革背景下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J].体育科研,2015(3):36-43.

[5]刘作翔.结社与社团管理[J].政治与法律,2008(3):15-19.

[6]易剑东,施秋波.论完善中国足球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问题[J].体育学刊,2016,23(5):1-8.

[7]王晓,王莉.社会团体主体资格合法性研究[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5(4):44.

[8]沈林荣.非政府组织法治化管理的对策研究[J].唯实,2008(12):78-82.

[9]张丽.中国足球协会自治及规制的研究一兼论监督机制的构建[D].山东大学,2007.27-28.

作者:南天涯;杨风 单位: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刊授党校杂志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