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心理学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范文

一、研究国际冲突的个人视角

相对于个体概念而言,国家事实上是一个抽象的实体,国家作为这样一个客观实体的抽象性便决定了国家行为作为一个分析变量时似乎难以把握。然而，国家行为终归是要通过人的个体行为表现出来的,个人在国际政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际关系心理学流派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理论预设是个体作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一国的国家领导人与政策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具体实践者。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个体尤其是领袖或重要的领导人建构了一国的国家行为。在此基础上，杰维斯提出的理论假设为：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国家决策者事实上很容易发生错误知觉，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倾向于将其他国家视为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并夸大对方的敌意。因为互动的双方都趋向于发生这样的错误知觉，国际冲突的几率将会明显大于合作的几率。因此，作者抽提出两个研究变量：决策者的知觉（自变量）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行为（因变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是：国家决策者之间的错误知觉很可能会加剧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会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

二、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

在提出理论假设之后，杰维斯将心理学中几个重要的导致错误知觉的机制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并运用大量的历史数据证实自己的假设，分析了为什么决策者会发生错误知觉。错误知觉的产生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认知相符现象、诱发定式及历史学习和类比。首先是认知相符现象，即人们总是倾向于保持自己的原有知识，希望能将新的信息融入原有的认识框架。如果新信息与原有知识不一致时，他们往往会对其视而不见甚至曲解误断，以使新信息与原有的知识保持一致。其次是诱发定式。人们在接收到外来信息时，往往会以他们即时关注及考虑的问题为定式，并据此来认识和解读接收的信息。即便在信息完全沟通的情况下，双方也很难理解发送信息者的意义。如果处于相互敌对和有限沟通的情况下，加之由于政府内部信息的不平衡、双方关注点不同等因素的影响下，错误知觉就更常发生。第三是历史包袱。人们往往从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但如果机械地将现实同历史相比，则会由于人的认知局限产生误导，将一些实质上不相同的现实事件同历史事件牵强地联系在一起，出现严重的错误知觉。在从理论层面探讨了错误知觉的种种生成机制后，杰维斯继续剖析了四种常见的错误知觉。首先是国家决策者往往倾向于将其他国家视为团结一致、高度令行禁止的行为体，在这种设定下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对方有计划的而绝对不是无意或偶然的。其次，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和自身作为目标的重要性。假如对方国家的行为与己方期望一致，那么决策者往往容易高估其自身政策对结果产生影响的程度；但如果对方国家的行为与己方期望不相符，决策者往往认为这是对方的敌意预谋,而非对其自身行为的一种反应。第三是一厢情愿(wishfulthinking)的认知陷阱。由于期望和惧怕塑造着个体的知觉,行为体所感知到的往往是他们(潜意识里)所希望感知到的东西。最后是认知失调，即决策者总是为自己的既定政策寻找理由，以自圆其说。

三、评介与思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心理学界兴起了一场认知革命。之后，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大量借鉴了认知革命的成果，包括心理学中的社会学习理论、信息处理加工、意象与信念体系及知觉与错误知觉等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领会和运用。其中，罗伯特•杰维斯无疑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进行了将心理学的概念和方法运用到国际政治研究的开创性尝试，揭示了一个理性行为体是如何由于心理机制和认知过程中的偏差而带来难以避免的非理性决策。同时，杰维斯的理论成果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认识到个体知觉的根源将有助于减少国际关系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错误计算与误解，有助于学者和决策者对其他国家的意图进行更为精确的分析,从而能制定或提供比仅仅依靠“国家利益”分析框架对国际关系的分析更有效的政策。

当然，杰维斯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第一是理论解释力的不足。国际冲突和战争的原因是国际体系、国家内部及决策者多个层次上不同的变量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仅仅单纯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是难以完全说明战争产生的根源的。正如美国学者沃纳•利瓦伊(WernerLevi)教授指出的那样“，在这些关于战争的心理根源的生动猜测中,总是缺少一种把人的根本天性同战争的爆发联系起来的环节。……正确的做法往往是把人的心理因素和人类本性归纳为战争的条件,而不是战争的根源。”第二是理论模型与个案研究的问题。杰维斯运用心理学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证研究，而理论研究和创新略显不够。所以，这种研究取向客观上将导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说服力不足并大大限制它的发展空间。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现象往往具有烟云的特性，是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一般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杰维斯借鉴的很多结论也都是实验室的结果。这些结论在应用到国际政治事务的分析时是否足够客观及有效，尚有待验证。第三是政治心理与国家政治文化问题。政治心理研究是与一国的政治文化研究紧密相连的，但现有研究在两者的结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现有对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国际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欧美文化情境。有学者就认为杰维斯仅局限于分析“大国间关于战争以及双方意图的议题。……但对于国际谈判以及南北关系则几乎没有涉及。”这种背景之下的理论成果能否超越时空的局限而具有普遍相通的适用性，至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证。其次，杰维斯“仅仅讨论了个人经历是如何影响观念预期的，但忽视了整个官僚文化、社会背景等对个体认知起到的作用。”这说明我们需要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高度统一起来，需要进一步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个体的身份、思维、个性与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作用。

总之，“杰维斯的著作填平了外交决策理论与认知研究之间的鸿沟。……对个体信息处理与认知重建之间的互动做了迄今为止最好的分析。”因此，我们应重视个体层次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运用前辈学者业已取得的成果进行更多的实证分析乃至于理论的创新。

本文作者：徐瑶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