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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同人的身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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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学刊杂志》2015年第五期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唤醒了沉睡的国人。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至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一些有识之士大力主张改造国民的身体,中国近代身体由此生成。随着“亡国灭种”危机的日益加深,有识之士又同时看到:身体的改造并不能救亡,只有“唤醒铁屋子沉睡的人”,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于是,中国的身体运动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身体改造”到“身心解放”。新文化运动同人恰逢其会,为这一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与心是合一的。《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里“心”“体”并用,统一于人。因此,古人讲究“身心并举”。《大学》就是这样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到了近代,“身”“心”开始分离。19世纪末,由于“亡国灭种”危机加深,身体作用凸显。蔡锷指出:“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矣。人称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居十之一二;埋头窗下,久事呻吟,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聋者、盲者、哑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合而计之,又居十分之二。综而核之,其所谓完全无缺之人,不过十之一而已。此十分之一中,复难保其人人孔武可恃。以此观之,即欧美各强弃弹战而取拳义,亦将悉为所格杀矣。”因而,提倡尚武。尚武,按照梁启超的解释,“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也就是说,梁启超、蔡锷等人想通过改造国民身体,以改造中国。新文化运动同人早期也是这样认为的。陈独秀指出:中国人喜欢听天由命,认为什么都是天命如此,气数当然,人力不能挽回。国家也是如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尽人力振作自强。不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衰败,大而一国,小而一家,都逃不过这个道理。陈独秀这种保身亦保国的观点,和梁启超、蔡锷军国民思想没有大的差异。

鲁迅因少年常常帮父亲抓药,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于是同情被骗的病人和家族。鲁迅又从译出的书中,知道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发源于西方医学。于是留学日本学医,“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鲁迅想通过改造国民的身体来改造国家。新文化运动同人这种身体改造反映在社会上,就是改造社会的恶俗。如表现在婚姻上,就是改造婚姻上的不合理现象。在陈独秀看来,过去的婚姻,“不由二人心服情愿,要由旁人替他作主,强逼成婚”。这样的婚姻,“只因攀扯人家的富贵,或是恋了亲戚的交情,孩子没有一尺长,便慌着说媒定亲,到后来是个瞎子也不晓得,是个身带暗疾不能生养,不能长寿的也不晓得,男的是个愚笨无能的也不晓得,是个无赖败家的也不晓得”。因此,陈独秀主张婚姻自主。他说:“若是夫妇不睦,都可以退婚,另择合式的嫁娶,那全国的才子佳人,都各得其所,家家没有了怨气,便于国家也自然要添一段太平景象了。”表现在缠足上,就是主张放足。在周作人看来,缠足有害文明的进化。周作人指出:“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妇女的‘以身殉美观’的束腰,它的危害比缠足还大,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以身殉丑观的缠足是一种野蛮行为。作为文明古国的新青年,兴高采烈的出门去,忽然的当头来了一个一蹻一拐的女人,这种文明古国的想法荡然无存。如果是老年人,表明我的叔伯辈是喜欢这样丑观的野蛮;倘若年青,便表明我的兄弟辈是野蛮,总之我的不能免为野蛮,是确定的了。”

因此,为了文明的进步,“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表现在暗杀上,就是废除暗杀。李大钊说:“抑暗杀者,不获己之举。仁人志士,本悲天悯人之苦衷以出于暗杀,大不幸之遇也。惟以反抗暴力之故,有不得不需乎暴力者;以毁灭罪恶之故,有不得不蹈乎罪恶者。纵赖以为斯民除暴,而其深自忏悼者,终其身弗能怡然自安。仁人志士,疾恶若仇,犹必不获己而出此,且引以为大不幸焉。及强暴者为之,反恃此为快心之具,以济厥奸,滔滔祸水,流毒尚有穷时耶。”李大钊认为,暗杀是得不偿失,是对身体生产的破坏。“是暗杀之风,所以不可长于群德堕丧之国欤!”新文化运动同人早期身体改造说明了一个不争的现实:在国势颓危之际,改造身体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共同具有的基础理念。正如一学者指出:“中国是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与失败后,才将目光转向原先不认为是问题的身体上,企望从中模造出一个富强的基础出来。……身体所以成为举国注目的焦点,成为各种论述和实践性行动出发的起点,其实和前此各种改革运动的失败有莫大的关系。身体并不是从一开头就与国家的存亡或民族的兴盛产生密切的联想关系。将身体赋予一个劳役和税赋之外的职责,是一个十分时代性的决定。而之所以会有这种转变的发生,国势的颓危与各种改革的失败是其主要的背景原因。”但是,身心并不能完全分离,因为人以体认的方式认识世界,心灵离不开身体与身体经验。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有身心合一的传统。梁启超指出:“凡人于肉体之外,必更求精神上之愉快,乃可以为养,此即屈子好修之说也。好修之道有二:一曰修德,二曰修学。修德者,从宗教道德上,确有所体验,而自得之于己,则浩然之气,终身不衰,自能不淫于富贵,不移于贫贱,此最上也。但非大豪杰之士,未易臻此造诣,则亦当修学以求自养。无论为旧学为新学,苟吾能入其中而稍有所以自得,则自然相引于弥长,而吾身心别有一系著之处,立于扰扰尘劳之表,则外境界不能以相夺。即稍夺矣,亦不至如空壁逐利者,尽为敌据其本营而进退无据也。”在前人的基础上,新文化运动同人进一步把心从身脱离而出,主张心的觉醒。陈独秀指出:“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认为没有爱国心和自觉心,国家就会灭亡。李大钊深有同感,认为政俗特质之变革“自赖先觉者之尽力,然非可期成功于旦夕也。惟吾民于此,诚当自觉。”而自觉之义,先树立爱国的意识:“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同人的心的觉醒是建立在身体的基础之上的。标志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青年杂志》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了六点要求,即: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点要求是基于这一状况:“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高举的“民主”与“科学”大旗,是以身体的改造为基础的。

正如1918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所说:“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在周作人看来,人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从动物”进化的;二是从动物“进化”的。人首先是一种生物,与动物的本质是一样的。因此,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其次,人又不同于动物,它比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因此,人的身体是第一位的,以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为身体祛魅,是人的解放一个必要的步骤。具体来说,首先要破除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对身体的束缚。吴虞认为礼与刑是封建制度规训人的身体的重要工具。他说:“观陈宠、孟德斯鸠及刘申叔之说,吾国之礼与刑,实交相为用。故《礼运》以礼为人君之大柄,而《汉书•刑法志》称大刑用甲兵。专制之国,其御天下之大法,惟礼与刑二者而己。”而“忠”与“孝”是封建礼教的具体表现形式。他说:“他们教孝、所以教忠,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因此,“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这与鲁迅在《狂人日记》所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德道’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是一样的意思。胡适从李超的病死看到封建制度对身体的摧残:李超的病与死,“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新文化运动同人透过身体,看到了其背后的制度与伦理的压制,从而为身心的解放和“科学”“民主”精神的植入开启了一扇大门。因此,身体的各种外在形式成为揭露与解放的工具。李大钊认为娼妓的存在,是身体买卖和身体不平等的结果。他指出:“你想好端端的一个人,硬把他放在娼门里,让他冒种种耻辱,受种种辛苦,在青天白日之下,去营那人间最卑贱的生活,卖自己的肉体、精神、完全人格,博那些拥有金钱的人的欢心;那一种愁苦、羞愤、卑屈、冤枉,真是人所不能忍受的境遇。”从自由的观点出发,李大钊认为“为尊人道不可不废娼”“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为保持社会上的妇女地位不可不废娼”。

而胡适认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他从资产阶级平等思想出发提出了四点建议:“(一)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二)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三)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四)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应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因此,从1916年新文化运动开始,新文化运动同人的身体改造与身心解放合二为一了。陈独秀指出:“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从而提出从1916年后,“一、自居征服ToConquer地位,勿自居被征服BeConquered地位;二、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三、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这与当时社会“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一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其次,提出了身心解放的对象和各种方法。李大钊认为身心解放的对象主要为青年。因为“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明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李大钊的青年应该是与陈独秀一样的新青年,他们“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而不是“甚至纵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亦不过斯斯文文一白面书生耳!年龄虽在青年时代,而身体之强度,已达头童齿豁之期”的旧青年。在身心解放的方法上,陈独秀认为应该首推教育。他说:“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与短即适与不适也。以吾昏惰积弱之民,谋教育之方针,计惟去短择长,弃不适以求其适;易词言之,即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为此,他提出了关于教育方针的四条建议,即:“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苦”。陈独秀这四点建议,与军国民教育运动的身体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他主要强调的是个性的发展。所以有人指出:“这种着重个体、弃置集体的表现形式与诉求,是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重要表记,也是它所以深获学子支持的理由。”李大钊主要通过制宪来获取身体自由进而思想自由。他说:“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吾人苟欲为幸福之立宪国民,当先求善良之宪法;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而在袁世凯北洋军阀统治下,既无身体自由,又无思想自由。“盖彼袁氏之虐,不过僇吾人之身体,掠吾人之财产,剥夺吾人家宅、通信、集会结社之自由,其祸仅及于身体,仅及于个人,仅止于一时,兹乃并民族之生命、民族之思想而亦杀之,流毒所届,将普遍于社会,流传于百世。”因此李大钊号召大家起来斗争。“苟有匿身于偶像之下,以圣人之虚声劫持吾人之思想自由者,吾人当知其祸视以皇帝之权威侵害吾人身体为尤烈,吾人对之与以其反抗之决心与实力,亦当视征伐皇帝之役为尤勇也。”胡适主张从文字上进行身心解放。他说:“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因此建议文学改良从八事入手,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究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究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在胡适的基础上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学的改革,印证了著名身体社会学家布隆迪厄的一个重要观点:“语言是一种身体技术,具体的语言学尤其是关于语音学的能力则是身体魔力的一个维度,它表现了个人与社会世界的整体关系,以及个人与世界的整体性社会渗透关系”。新文化运动同人的身体解放,为“民主”与“科学”的在场提供了重要条件,鲁迅曾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新文化运动同人通过唤醒国民身心,打碎了束缚人身心的种种枷锁,从而使个体获得了身心自由,人的价值和解放得到确立。

新文化运动的“身心解放”与军国民教育运动的“身体改造”有着本质的不同。一是身体的个性化的弘扬。在军国民教育运动下,国家的权威树立在个人的身体之上,甚至成为个人身体忠诚的对象的发展。梁启超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强调的是国家至上。而新文化运动同人普遍强调个人身体的愉悦。陈独秀指出:“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执行意志,满足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得。”“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强调的是个人发展。这标志着身体生产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二是身体的民族化的实施。尽管新文化运动同人的前辈,也提倡把民族主义与身体改造结合起来。如梁启超说:“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但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救亡的基础上,将人的发展以及身体的无限发展可能性,置放在国家生存的前提下来权衡体现。一旦危机解除,身体改造就失去存在的合理性。新文化运动同人不但要挽救民族的危亡,而且要更生再造。李大钊如是说:“吾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盖尝闻之,生命者,死与再生之连续也。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基于此,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这与摆脱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对身体的束缚联系起来了。这样,身心解放作为民族再生的重要手段,建构起来。三是过去那些用来规训个人身体的圣王之理,已经被一些世俗的生活规则和权利义务观念所取代。胡适就指出:“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有学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是白话文的兴起:“这个在1917年以后成为显性语言的白话文,不但在语体和修辞的层面上迫使文言文退居幕后,同时也使得以文言为载体的旧有道德论述,不再能以原有的面貌呈显于世。”笔者认为,赋加在身体上的规则与权利义务的增加,是因为西学的广泛东扩和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首先,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欧风美雨扑面而来的时代。胡适日记有段记载:“偶语韦女士吾国士夫不拒新思想,因举《天演论》为证。达尔文《物种由来》之出世也,西方之守旧者争驳之,历半世纪而为衰。及其东来,乃风靡吾国,无有拒力。廿年来,‘天择’‘兢存’二者名词乃成口头禅语。”这充分表明,西方思潮深刻影响着中国。一个重要表征,就是《新青年》连续不断地登载了大量西方的译著,如法国历史学家查里斯的《现代西方文明史》、赫胥黎关于科学精神的论述和弗兰克林的《自传》片段等。特别是《新青年》第四卷第6号出版了挪威作家易卜生专号,发表其小说《玩偶之家》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袁振英说道:“当娜拉之宣布独立,脱离此玩偶之家庭,开女界广大生机,为革命之天使,为社会之警钟;本其天真烂漫之机能,以打破名分之羁绊,得纯粹之自由,正当之交际,男女之爱情,庶几维系于永久,且能真挚,……易氏此剧真是为现代社会之当头一棒,为将来社会之先导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追求身心解放的诉求,也说明西方思潮对身心解放的作用。其次,民族危机的加深。这不只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领土的瓜分和掠夺,而是民族的整体堕落。陈独秀就这样指出过:“然自我观,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也。”因此,救亡不只是国民的献身,而是国民的身心解放。正如陈独秀所说:“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故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之烈士,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争实力。”李大钊同样认为: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突,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这表明身体解放已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为后来革命身体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支持。总之,新文化运动时期,是身体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从19世纪中叶身体主张的生成,到19世纪末的身体改造,再到20世纪初的身体解放,身体发展经历了一段急剧变动时期。新文化运动同人从科学和民主出发,提出身心解放,契合了时代的要求,不但开启了思想上的革命,而且开启了身体上的革命。

作者:伍小涛 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社会学部

长白学刊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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