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衍生范文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五期

“福利国家生产系统”这一概念在国内学界鲜有提及。在国家和社会关系视野下，“福利国家生产系统”作为一种结构性分析方法，是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入手，来重新审视福利国家的变迁过程。理解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衍生及其内部差异，其意义在于两点。一是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是多样性的。通过对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内部差异的分析，我们能够认识到，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程度的差异导致了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内部的差异，并形成了三种基本模式：国家职能供给最小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国家和社会进行法团式协作的，是欧洲大陆模式；国家职能供给最为全面的，是斯堪的纳维纳模式。可以说，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多样，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其生产系统所体现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程度不同。二是为进一步研究福利国家改革的“私有化”问题奠定基础。结构分析的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福利国家的框架：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那么，以这样的方法出发，我们发现福利国家改革中“私有化”的部分，绝大部分发生在生产系统领域，除此之外私有化的特征并不明显。

一、产生和雏形：国家和社会关系基础上的生产系统

福利国家发生于资本主义，因此，关于生产系统的讨论，可上溯至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并没有生产系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即谈到“劳动生产力”的增进，并由此对“劳动分工”展开详细论述，以论证劳动乃国富之源泉的核心论点。《国富论》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斯密对人类劳动行为的重视，不仅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调，亦为生产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为没有劳动，生产就无从谈起，生产系统亦只能是水月镜花。马克思对劳动和生产的认识无疑比斯密更进一步。虽然马克思也并未提及“生产系统”的概念，但却把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这些人类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活动，在逻辑上予以梳理和分析。他批判了这种生产过程中三段论式的逻辑关联，即“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马克思驳斥了李嘉图生产决定论的观点，认为生产和分配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换言之，生产本身也是一种分配。这实际上就是生产系统和初次分配之间的渊源。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的逻辑链条，生产系统已经具有了雏形。从斯密到马克思，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雏形已经开始酝酿。它具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它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没有劳动就没有生产。斯密把劳动视为创造国民财富的源泉，而马克思则把劳动视作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最本质特征。可以说，劳动是生产系统生发的基础。劳动分工论则强化了这一论断。斯密认为，人的自利性是通过劳动分工实现社会财富的增长。换言之，如果没有劳动分工，个体的收益就无法转化为社会整体的收益。另外，劳动分工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劳动工作量”，从而促进生产。马克思对斯密的劳动分工说持正面评价，并以此作为反驳蒲鲁东批评劳动分工论的论据，认为机器工业化使得劳动分工本身也在发展，不同于斯密时期的手工工场的劳动分工。生产方式造就了不同的劳动分工方式，而劳动分工亦对生产方式的变化产生影响。第二，生产方式由个体性到社会性，从个人的利益计算发展到社会间的合作，这就为生产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斯密之所以被政治经济学者推崇为自由主义之泰斗，因其认为个体的自利性有助于实现社会的整体性进步。狄德罗亦认为，人天然是一种社会性生物。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所强调的集体性和自由主义之间乃天然对立。实则不然。尤其在生产系统领域，马克思赞同个体的价值性对衡量劳动价值的重要意义，他援引霍布斯《利维坦》中关于个体价值应偿性的论断来定义劳动的价值。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一生产过程的整体性分析，实际上反映了生产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生产的社会协作方式。从生产的个体自利性，到生产的社会协作性，这就为生产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旦当生产从个体行为演变为社会行为，国家这一变量就必然介入其中，因为自霍布斯始，契约渡让出来的利维坦就在社会生产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生产就是基于国家和社会关系之上的生产。这时的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犹如马克思对斯密劳动分工在不同时期的差异的预见一样，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生产了。在国家和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就是生产系统。而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正是政府和市场关系。

二、衍生和变异：福利国家生产系统

“福利生产系统”（WelfareProductionRegimes）最早由伊芙琳•胡博和约翰•史蒂芬（EvelyneHuberandJohnStephens）在2001年提出。他们认为，“生产系统”关涉福利国家的体制，是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构成的系统。在生产系统中，相关的制度包括公营和私营企业制度、劳资利益行会（如商业行会和雇主联盟）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进行经济决策的政府部门，以及这些组织之间的互通关系；相关的政策包括劳动力市场政策、宏观经济政策、贸易政策、工业政策，以及金融管制。这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构成了塑造人们行为动机和规范的框架，并且不太容易受到短期政治操控行为的影响。由上可见，福利国家的生产系统，涉及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组织、劳动力等要素，本质上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提出并非偶然。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反思福利国家发展的理论，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福利紧缩理论提出质疑。相较于福利紧缩的政治学分析，不少学者认为福利国家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紧缩。尤其以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保罗•皮尔逊为首的福利研究学者把批评福利紧缩的分析称为福利国家的新政治学。福利国家生产系统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胡博和史蒂芬试图从“生产系统”角度对传统的福利理论进行反思，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正名。当然，对于把劳动、生产以及生产系统看作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要核之一，不乏批评者。这些批评者把关于生产系统的新说视为对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分析的异数，甚至是背叛。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分析，比起马克思极具批判性的思路而言，要温和得多。他似乎并不承认劳动和生产这类外在行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也不会对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特性进行批判；相反，他认为人的理性技术程序决定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换言之，是主观而非客观，意识而非物质，理性而非劳动和生产，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类似地，熊彼特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专门花费一篇共十章来分析资本主义能否存活，最终得出结论：资本主义能够存活，其原因是不断的生产技术变革或是“产业突变”（IndustrialMutation）。这里，熊彼特再次强调了一种技术变迁量性积累基础之上的偶然性，从而否定了客观性或物质性的基础性作用，亦否定了劳动价值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和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否则它绝不会顺利地起作用”。对劳动价值论的贬斥，实际上正是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根本性怀疑。此外，涂尔干以社会学的视角对劳动分工予以重新阐释，强调劳动分工的社会有机性和结构功能性，而忽视劳动分工对资本创造的助推性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是否认了福利国家生产系统赖以存在的基础。

三、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内部差异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包容度也愈大，加之斯密以来的自由贸易理念随着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渐至扩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早已不局限于国家内部。因此，对于福利国家的生产系统，其完整描述应包含两个层面：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国内层面，主要是古典的生产系统的理解，即国家和社会关系，或更进一步，政府和市场关系；国际层面，主要是全球化对福利国家发展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决定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内部差异的主要特质，是基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一些因素。因此，接下来我们会主要探讨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国内层面那些能够决定其内部差异的因素是什么。就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国内层面而言，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不断调适，以及福利国家的发展，加之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和宗教的非同源性的影响，其国家和社会关系也逐渐发展为多元特性。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内部层面的特点已经无法用一种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来解读。福利国家类型学（Typology）就是为了更好的解释福利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而发展起来的，即用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所表现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来解释福利生产系统的差异。换言之，类型学就是围绕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不同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因此，理解福利国家类型学的发展，对我们认识福利国家的生产系统，有着重要的意义。较早有影响的相关研究由皮特•卡岑斯坦（PeterKatzenstein）提出。其类型学提出的动机来自于对福利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应对石油危机的不同反应。为什么不同国家采取不同政策来应对危机？在《权力与财富之间》，卡岑斯坦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解读。其核心论点是，不同的政策反应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卡岑斯坦将之称为“国内结构”（domesticstructures）。其关注焦点在于两个维度，一是国家权力结构的集中度，二是国家和社会的关联度。他认为，不同的福利国家，在两个维度具有不同特质（见表1）。

在对危机下不同政策反应分析的基础上，卡岑斯坦在另一本专著《世界市场中的小国》中，归纳了三种资本主义国家类型：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法团主义。他所归纳的这一类型学聚焦于不同利益集团组织和国家在政策制定中的自主性角色。这一分析路径，显然和同时期西达•斯科波尔（ThedaSkocpol）对国家在政治经济发展中所应扮演角色的分析思路相通。斯科波尔的国家中心视角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国家自主性（stateautonomy），她强调的不是国家本身的制度分析，而是国家作为能动的制定政策的主体作用，政治经济分析应该把“国家”这一变量重新找回来。斯科波尔和阿门塔（SkocpolandAmenta）回顾了工业化逻辑、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论的问题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其问题，以及民主政治（选举、政党）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并讨论了跨国背景下国家战略、地缘政治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最后指出国家作为行为人（statesasactors）对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策对政治的重塑（socialpoliciesreshapepolitics）。他们所持有的国家建设论（state-building）认为，国家会影响和塑造社会政策，同时社会政策会转换政治（socialpolicytransformspolitics）。斯科波尔关于国家中心论的思想来源之一，是福利理论的左派所持有的权力资源理论（PowerResourceTheory），其倡导者考皮（Korpi）正是国家论者，主张普遍主义而非选择主义，以及社会福利供给的国家性而非私人性。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学的发展本身，正是伴随着福利国家的不断发展而演化的。卡岑斯坦之后，埃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借用国家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从福利分配视角提出了新的类型学，即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和保守主义福利国家。我们可以从资格、融资和受益三个角度对三种福利国家进行总结（见表2）。埃斯平-安德森所用的三个核心变量之一，就是通过养老金的构成来测量国家（或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然而，他的测量维度更偏向于福利的公共供给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联，换言之，其分析手段更侧重于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而非政治经济结构，故而对于我们理解福利国家的生产系统助益有限。

随后，罗伯特•吉尔平也对福利国家进行了类型学分类。不同于埃斯平-安德森，吉尔平主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福利国家的不同特征予以解读。他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分为三种类型[13]。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themarket-orientedcapitalism）。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国家只在政治经济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企业的控制也相对分散，如许多大公司的最大股东也仅控制1%-2%的股权。二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发展型资本主义（thedevelopmentalcapitalism）。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主导作用，国家和大财团之间的紧密结合，以及以国家为担保的企业融资，为大型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企业的股权控制也更加集中。70%以上的股权往往由联合企业集团控制[13]。三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thesocialmarketcapitalism）。源自俾斯麦时代的福利发展，使得德国的资本主义具有国家和社会相结合的特征。国家除了对少数夕阳产业和邮政、电信等国有企业进行补贴之外，对市场的干预较日本而言要少。金融和工业相结合，国有银行，如德意志银行，通过贷款和入股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卡岑斯坦、埃斯平-安德森和吉尔平的类型学，核心都是关于生产系统层面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卡岑斯坦基于国家和社会的一维平面理论发展出与国家权力结构相调适的二维空间理论；埃斯平-安德森则从养老金维度切入生产系统的研究，以国家（或政府）和市场关系为因变量，来簇群分类（cluster）差异化的福利国家；吉尔平则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入手，基于政府对市场的控制程度和企业管理的离散程度，来讨论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趋异性（divergence）。

概言之，上述类型学的分析，基本上都是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视角，对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内部差异进行分析。大体上可以总结为：（1）以英美等前英殖民地或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这种模式更强调社会自主性和市场自由性，因而也更具有自由化特征，其生产系统也最为发达。（2）以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模式，这种模式更强调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协同合力，因而带有国家主义的特征。（3）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这种模式在生产和分配之间更强调分配的功能，其生产系统的功能发挥不及分配系统。此外，以日本等东亚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发展型模式，由于其国家和财团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被视为对福利国家生产系统模式的一种补充。通过国家和社会关系视角来理解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内部差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多样性，并且为我们进一步分析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属性奠定了基础。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福利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私有化改革，实质上只是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对其内在属性自我反馈机制的应用，私有化过程只是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一种自发趋向。但也正因为如此，福利国家的私有化改革其实多数只局限于生产系统领域，而“全面的”私有化改革是不存在的。

作者：冉昊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社会发展理论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