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英语世界汉语教材分析范文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五期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欧同东方以及美洲航海线路的开辟，“反宗教改革”的耶稣会士，搭乘着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的船舰，开始了到中国传教的旅程。为了打开中国的传教大门，耶稣会士采用了适应中国的政策，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编写了双语词典、语法书、音韵书，开启了西方人汉语学习的第一次高潮，汉语也开始了真正的西传。“就国别而论，明末清初来华的多为葡萄牙人，或附属于葡萄牙的其他各国（尤其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会士，这是由于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垄断了印度洋航线的缘故。17世纪末葡萄牙的地位受到打击，法国路易十四开始派遣耶稣会会士及其他教派来华，于是就代替了原来葡萄牙人的地位，所以乾隆时期的传教士多为法国人”[1]。因此，西方人第一次汉语学习高潮阶段，汉语教材多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为学习对象，注音、注释及语言对照也采用以上几种语言，而针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的汉语学习资料极为罕见。后来由于“礼仪之争”，清朝雍正、乾隆实施禁教和“闭关政策”，中断了明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西方人第一次汉语学习高潮也随之落幕。

18世纪末，欧洲重建和平之后，传教事业开始复兴。一些旧的天主教宗派恢复了活动，新的教派也创办起来。“在此以前，新教教徒对于到国外传教大部分都漠不关心。但是英国的福音布道会和美国的大觉传道会给新教的所有派别注入了新的生气，无数人士在因改宗而经历了强烈的感情危机以后，都准备为耶稣基督献身。福音派新教运动产生了许多新的新教团体，……新教徒的传教活动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美国，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度集中在这两个国家。同样地，也由于工业革命给讲英语的世界带来了空前的财富和人们旺盛的活力。新教在华的事业始于1807年伦敦会的马礼逊（1782-1834年）之来华”[2]。清朝政府日渐衰落，英国由于工业革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海外扩张不断进行。英属印度的扩张使中国受到了威胁。同时，商业前途强烈地吸引着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直接贸易。“美国商业资本和海外传教活动起步比欧洲晚。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发展，美国的成批船队驶到了大洋彼岸，商业资本大量向中国渗透。……正是在这种商业资本不断向中国扩张的背景下，美国的传教士接踵而至”[3]。就这样，19世纪伊始，商人们为了谋求经济利益来到中国，外交官和军人的目标在于到中国谋求特权和让步，新教传教士则带着宗教的使命来到中国。这三类人为了各自的目的，开始了汉语学习，形成了西方人汉语学习的第二个高潮。同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的汉语学习高潮相比，这次高潮无论是在广度、深度上，还是在影响上，都大大超越了前者，汉语传播势头也更加强劲。这一时期，来华的西方人以英美人为主，他们的汉语学习起初由于清政府实施禁教和“闭关政策”，一直处于“地下学习”状态，清政府一方面严令禁止中国人教他们学习汉语，另一方面不允许西方人购买汉语书籍，他们的汉语学习可谓举步维艰，汉语教材也很有限。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并允许外国人在口岸地区居住、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汉语学习有了保障。《望厦条约》第十八款规定曰：“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音，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中国地方官民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平等条约不仅进一步将通商口岸增至11个，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获得“向京城派驻外交使节”的权利，条约还赋予外国人在内河航行以及在中国城镇建造住所的权利，中国的内陆地区大大开放。对传教士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到大清帝国的任何地方自由传教，他们的汉语学习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汉语教材的数量和类型不断增多。19世纪末期，外国人在中国国内的活动达到了高潮，他们的汉语学习也出现繁荣景象，汉语教材的数量出现迅猛增长的态势，教材类型更加多样化，教材编写水平也不断提高。纵观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100多年的时间中，英语世界的汉语教材，数量繁多，类型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翻译型教材和自编型教材

这里的翻译型教材主要指的是西方人用来进行汉语学习的教材，不是个人或集体编写的，而是对某些现成的材料进行翻译编辑而成。作为教材，它是建立在他人成果基础之上的，是和自编型教材相对应的教材类型。翻译型教材主要集中于19世纪西方人汉语学习的早期，因为在开始阶段，汉语学习活动受到各种阻碍，汉语学习教材很有限，汉语学习和教学也处于摸索阶段，教和学双方都缺乏经验，没有现成的教材，主要的做法是对某些现成的材料进行翻译、整理，借用他山之石，然后拿来作为自己的汉语学习材料。这些翻译型教材主要包括：第一种是对西方作品的翻译。首先是《圣经》翻译本或汉外、外汉对照翻译本。19世纪初被派往中国传教的新教传教士，最早是以《圣经》汉外对照译本为学习材料的。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为了准备来华，在英国图书馆找到《圣经》的汉语对照读本，就把它拿来学习汉语。来华后，不少传教士在教材稀缺的情况下，就直接拿以前耶稣会传教士翻译的《圣经》章节进行汉语学习。这样的做法对传教士的传教工作有直接的帮助作用。其次，对西方文学作品《伊索寓言》的翻译。19世纪出现了《伊索寓言》的南京官话、粤语、福建方言、潮州方言译本，方便了这些区域生活的外国人的汉语学习。通过他们熟知的文学故事的中文翻译，可以比较轻松地学习汉语，还大大提升了学习的趣味性。再次，前人的汉语教材也是他们重要的借鉴资料。比如，裨治文将颇有影响的马若瑟的《汉语札记》法文本翻译成英语；麦都思把《朝鲜伟国字汇》翻译成英语；《四字文笺注》（ChineseManual）在1854年被从法文版翻译编辑成英文版；英国领事官L.C.Hopkins还借鉴了日本人的汉语学习教材《官话指南》，并将之译成英文，并多次再版。C.H.Brewitt-Taylor也将《谈论新编》翻译成英语，编辑成ChatsinChinese。第二种是对中国作品的翻译。被翻译的中国作品包括以下几类：其一为对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作品的翻译。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一方面受到索隐派思想的影响，要从中国经典中寻求证据，学会用中国经典中的语句来表达，这样会使他们的工作更加方便和有效。

另一方面，因为他们要结交上层，而中国上层社会的士人四书五经无不烂熟于胸，四书五经也是中国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支撑，对四书五经的深入了解不仅可以加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和这些上层人物有更好的沟通，这又会对他们在华的各项工作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还有对《圣谕广训》的翻译。米怜将翻译的《圣谕广训》作为汉语教材，让学习汉语的学生都熟悉这本书。其二是对蒙学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的翻译型教材。作为汉语初学者，他们自然要从头学起，他们也像中国小孩子一样从零开始，于是，找到这些蒙学读物并翻译过来。中国的蒙学读物也通过这种途径传播到海外。如《三字经》被StanislausJulien、翟理斯等翻译成英语。其三，对中国通俗文学作品的翻译。这些文学作品以通俗小说为主，主要包括《红楼梦》、《三国演义》、《好逑传》、《玉娇梨》、《西厢记》、《聊斋志异》以及三言二拍等。选择这些通俗文学作品作为教材或者教材的一部分，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文学作品的语言接近生活口语，能满足西方人在中国的生活、工作等日常需求，实用性比较强；另一方面，作为流行于广大中国人民中间的文学作品，不仅语言上是典范的，而且熟知这些作品能促进西方人对普通中国人的了解，有利于和中国百姓的沟通以及传教等工作的开展。例如，1852年艾约瑟摘取《琵琶记》和《三国志》的部分材料，编辑成ChineseConversations，帮助对汉语口语有需求的外国人。其四，对官话正音教材的翻译。因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为了推行官话，清政府在福建等地设立了正音书馆。在正音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一批官话正音教材，如《正音咀华》、《正音撮要》等。这些官话正音教材，为西方人学习汉语提供了直接的汉语学习材料，如英国外交官罗伯聃就将《正音撮要》编辑整理成中英对照本，英文书名为TheChineseSpeaker，作为初学者学习汉语的教材。其五，针对西方学习者的弱点，选择现成的某些中文词汇集的翻译。如为了克服成语学习的困难，出现了译自《成语考》的教材AManualofChineseQuotations。此外，西方人的汉语教材编写还借鉴了用北京话注释的满文教材《清文指要》等，威妥玛在为《语言自迩集》编写《谈论篇》时，就以《清文指要》为底本，并加上英文对照。

翻译型教材为西方学习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这些教材毕竟不是量身定做的，就不可避免地在适用性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为了切实满足使用者的需求，自己编写教材成为必然。为此，来华的西方人根据自身的需要着手编写了各种汉语教材。英国外交官威妥玛针对外交官的需要，编写了《语言自迩集》（AProgressiveCourseDesignedtoAssistanttheStudentofColloquialChinese）、《文件自迩集》（ASeriesofPapersSelectedasSpecimensofDocumentaryChinese）；英国外交官禧在明编写了《华英文义津逮》（TheChineseLanguageandHowtoLearnIt）；鲍康宁根据传教士的需求编写了《英华合璧》（TheMandarinPrimer）；赫德根据海关工作的需求编写了《新关文件录》（TextbookofDocumentaryChinese）、《文件字句入门》（NotesontheChineseDocumentaryStyle）以及《文件小字典》（AVocabularyoftheTextbookofDocumentaryChinese）；还有专门为商业人士编写的《华英通语杂话》（ChineseandEnglishVocabulary）、《英华行箧便览》（TheTourist’sGuideandMerchant’sManual）；适用于商务、旅行、家庭等使用的《华英通语》（Chi-neseandEnglishPhraseBook）、翟理斯的《汉言无师自通》（ChinesewithoutaTeacher）；针对家庭和学生使用的《英汉字句》（TheHouse-houldCompanionandStudent’sFirstAssitant）；随着医馆在中国的开设，医学类的教材《医学英华字释》（AMedicalVocabularyinEnglishandChinese）等也应运而生。鉴于很多教材是为身在中国的西方人汉语学习编写的，为了适合英国本土的学习者的需求，道格拉斯还专门为他们编写了《华语鉴》（AChineseManual）。更有甚者，ArnoldFoster还专门为有效利用从英国到中国六七个星期航程的时间编写的ElementaryLessonsinChinese，该书因为考虑到来中国的人可能居住在中国不同的地方，书中没有任何罗马注音，因为到不同地方居住的英国人要学习当地的语言，为了不给初学者造成困扰，作者略去了注音部分。T.L.StedmanandK.P.Lee的AChineseandEnglishPhraseBookintheCantonDialect（1888），则是为了在美国居住的中国人以及各种想学习汉语的美国人学习汉语日常对话的教材。当然，还有适应各地生活和工作需要的各种方言教材。这些自编型教材通常针对性比较强。

二、口语教材和书面语教材

从语体色彩来看，19世纪英语世界的汉语教材可以分为口语教材和书面语教材。口语教材的推出，是出于在华西方人日常生活的需求。19世纪最早的口语教材当属马礼逊的DialoguesandDetachedSentencesintheChi-neseLanguage，之后有麦都思的ChineseDia-logues,QuestionsandFamiliarSentences，艾约瑟的ChineseConversations和ProgressiveLessonsintheChineseSpokenLanguage，StanislasHernisz的《习汉英合话》（AGuidetoConversationintheEnglishandChineseLan-guagefortheUseofAmericansandChineseinCaliforniaandElsewhere）等等。罗伯聃的《正音撮要》（TheChineseSpeaker）注重语音教学；S.W.Bonney的PhrasesintheCantonColloquialDialect则侧重口语词语和短语教学；口语语法教材则包括艾约瑟的AGrammarofColloquialChinese,asExhibitedintheShanghaiDialect和AGrammaroftheChineseColloquialLan-guage,CommonlyCalledtheMandarinDialect等等。另外还有口语词典，如卫三畏的《英华分韵撮要》（ATonic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intheCantonDialect），翟理斯的《语学举隅》（ADictionaryofColloquialIdiomsintheMandarinDialect），Chinese-EnglishDictio-naryoftheVernacularorSpokenLanguageofAmoy，《英粤字典》（AnEnglishandCantonesePocketDictionary）。在口语教材中，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和狄考文的《官话类编》（ACourseofMandarinLessons）影响最大。书面语教材与口语教材在数量上不能相比，这缘于这一时期来华的西方人对汉语书面语的需求远不如对口语的需求强烈。对书面语的学习多出于工作需求，主要涉及外交工作和海关工作。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人对书面语的学习有了更多的需求。T.L.Bullock的ProgressiveExercisesintheChineseWrittenLanguage不再限于外交、海关等工作领域，而是针对普遍需求的教材。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也有些教材口语书面语兼顾，如罗存德的GrammaroftheChi-neseLanguage，第一部分为口语语法，第二部分则主要针对书面语进行编写。

三、综合类教材和单项知识技能类教材

根据教学内容来划分，教材可以分为综合类教材和单项知识技能类教材。综合类教材注重和汉语学习有关的各种知识的讲解，包括语音、汉字、语法等各项内容。如CharlesRudy的《习读写说官话》（TheChineseMandarinLan-guage），就是从读、写、说三个方面来进行汉语教学的。《英华合璧》、《官话类编》、《华英文义津逮》等教材，将各项语言知识融合于教材之中，成为综合性教材。与综合类教材相对应的是单项知识技能教材，包括语法教材、汉字教材、语音教材、词汇教材、文化教材等等，这些教材主要针对汉语的某一个方面进行教学。最早出现的单项知识技能教材为语法教材。马士曼的《中国言法》、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艾约瑟的上海方言语法书和官话语法书（AGrammarofCol-loquialChinese,asExhibitedintheShanghaiDialect和AGrammaroftheChineseColloquialLanguage,CommonlyCalledtheMandarinDi-alect）、罗存德的GrammaroftheChineseLan-guage、高第丕与张儒珍合著的《文学书官话》（MandarinGrammar）以及文璧的GrammaticalStudiesintheColloquialLanguageofNorthernChina等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语法教材，这些语法教材延续拉丁语法书和英语语法书的结构，全书内容通常为：导论（通常包括语音、汉字、汉语特征等内容）、八大词类和韵律、句法等，可以看出明显的拉丁语法和英语语法的影响痕迹，只是根据汉语的特点增加了汉字等相关内容。这样的语法教材在19世纪上半叶较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19世纪下半叶数量很少，汉语语法教材逐渐被更为专业、针对性更强的汉语教材所替代。与此不同的是，汉字教材和语音教材则是对汉语认识逐步深入和汉语教学、学习活动渐次发展的结果，这两种教材的出现主要集中于19世纪后半叶。

汉字对于西方人来说是全新的，也是学起来最为头疼的。汉字作为与西方字母文字最为迥异的特征，最早被西方学习者认识到并在学习中加以关注，他们编写了主要针对汉字的认读和写作的汉字教材。如丁韪良的《认字新法，常字双千》（TheAnalyticalReader），艾约瑟的IntroductiontotheStudyoftheChineseCharac-ters，翟理斯的《字学举隅》（SynopticalStudiesinChineseCharacter），JohnCharlmers的AnAccountoftheStructureofChineseCharacters，J.D.Ball的HowtoWriteChinese和HowtoWritetheRadicals，富善的《官话萃珍》（ACharacterStudyofMandarinColloquial）、《字部新法》（ExplanationoftheUseoftheSub-radi-cal）等。还有为打字员学习准备的SelectedListsofChineseCharacters，该书根据汉字出现的频率排序，符合打字员实际工作的需求。语音、声调和语调也是西方人汉语学习的难点，各种教材中都包含语音语调的讲解，此外，专门的语音教材有：威妥玛的《寻津录》（TheHsinChingLu）和配套教材ThePekingSyllabary及新版《平仄编》；《英语官话合讲》（TonesoftheMandarinDialectAreGiveninEnglishandChinese）；另外还有一些针对方言语音的教材，如《汉音集字》（HankowSyl-labary）、TheNingpoSyllabary、J.A.Silbsy的CompleteShanghaiSyllabary、《上海土白字集》（SyllabaryoftheShanghaiVernacular）等等。西方人的词汇学了以当时的双语词典为学习材料，如马礼逊的词典、翟理斯的词典等，还有专门的词汇教材，这些词汇教材涉及官话词汇和方言词汇。如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罗伯聃的《华英通语杂话》、SamuelWilliamBonney的AVocabularywithCollo-quialPhrasesoftheCantonDialect、艾约瑟的AVocabularyoftheShanghaiDialect、StentGeorgeCarter的《汉英合璧相连字汇》（AChi-neseandEnglishVocabularyinthePekingeseDialect）、MorrisonWilliamThomas的AnAn-glo-ChineseVocabularyoftheNingpoDialect。此外还有专门编写的谚语教材、成语教材，因为西方人认为谚语、成语、四字词语包含丰富的中国文化，容易造成理解的障碍。

这类教材有LionneArtusde的《四字文笺注》、WilliamScarborough的《谚语丛话》（ACollectionofChineseProverbs）、《英华成语合璧字集》、J.H.StewartLockhart对《成语考》的翻译教材AManualofChineseQuotations。马礼逊认为：“一个人如果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宗教习惯以及当地的风俗和观点不甚了解，相应地，他很难理解那个国家的语言。同时在应用那个国家的文字和语法时，就会出现错误。”[4]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马礼逊出版了AViewofChinaforPhilologicalPurposes一书，该书内容广泛，包括中国年表、地理、政府、宗教、节日等内容。不仅马礼逊认识到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同时期的其他西方人也主张文化学习对语言学习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裨治文的AChineseChrestomathyintheCantonDialect一书中，关于中国及其产品、人民和海关、政府、法律等信息都包含在内，作者认为，这对于普通学者有价值，尤其对学习语言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方便使用的手册。这样的手册为学生的语言学习提供了大量的文化知识。另外如JohnFryer的ChinaandChinese，也包含了中国的宗教、哲学、语言、文学、历史和地理等内容。MayersWilliamFred-erick的TheChineseReader’sManual则将中国的传记、历史、神话以及普通文学等知识和信息呈现给学习者。所有这类教材内容驳杂，可谓辅助语言学习的文化教材。

四、官话教材和方言教材

从教材使用的语言和针对使用者所在的区域来看，可以分为官话教材和方言教材。这一时期的西方人对官话的普遍认识是，从大范围来看，官话可分为北方官话、南方官话和西部官话。他们编写的官话教材即包括以上三种官话的教材，这些官话教材适用面广，影响比较大。就数量而言，北方官话的教材最多，不仅包括发行量和影响力很大的《语言自迩集》及其配套教材、《英华合璧》、《官话指南》等，还有艾约瑟的ProgressiveLessonsintheChineseSpokenLanguage、《华英通俗编》（IdiomaticDi-aloguesinthePekingColloquial）、《习读写说官话》、《官话初阶》（AnIntroductiontoMan-darin）、EasyStepsinChineseStudies等等，就笔者所查阅到的文献来看，约有六七十种之多。西部官话教材则主要有WesternMandarin《西蜀方言》和《英华捷径》（ShortCuttoWest-ernMandarin）。至于南京官话的教材，数量不多，在艾若瑟的AGrammaroftheChineseCol-loquialLanguage,CommonlyCalledtheMan-darinDialect中则同时包含北方官话和南方官话。狄考文也使他的教材《官话类编》同时适应北方官话和南方官话。因为作者认为，以北京话为主导的北方官话，作为宫廷语言最流行，是整个国家的官员需要达到标准的一种语言，而南方官话的使用却更加广泛，比说北方官话的人多。同样出于扩大使用范围的目的，《华语鉴》旨在于适用于从广西到北部大都市，从安徽到西藏边界大约中国4/5的广大区域。《习汉英合话》也以针对中国所有地区为目标。方言教材的出现和编写是与在华西方人的活动范围密切相关的。早期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裨治文等人来华时，不能进入中国内地，只能进入作为商业贸易中心的广州。因此，这一时期的方言教材是广东方言教材。马礼逊的《广东土话字汇》（VocabularyoftheCantonDialect）和裨治文的ChineseChrestomathyintheCantonDialect即是这种条件下的产物。两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放了五处通商口岸，《天津条约》又增开了天津等11个通商口岸，并准许外国人在这些地方居住、活动。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中外交往的扩大，在华外国人的活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随着他们进入中国各地的脚步，出现了诸多方言教材，这些方言教材大约涉及十几种方言，数量上以广东方言教材为最，主要有：卫三畏的《拾级大成》、J.D.Ball的CantoneseMadeEasy，HowtoSpeakCantonese，ReadingsinCantoneseColloquial、A.A.Fulton的ProgressiveandIdiomaticSentencesinCantoneseColloquial、《华英通语》（ChineseandEnglishPhraseBook）、《英汉字句》（TheHouseholdCompanionandStudent’sFirstAssistant）等等。其次，上海方言教材和宁波方言教材也较多。前者主要有：《中西译语妙法》（FirstLessonsinChinese）、艾约瑟的上海语法教材。后者则主要包括：《宁波土话初学》（TheNingpoPrimer），AnAnglo-ChineseVocabularyoftheNingpoDialect、《宁波方言便览》（NingpoColloquialHandbook）、ElementaryLessonsinNingpoColloquial等。此外，在中国其他广大的西方人活动区域，还有福州、厦门、汕头、温州、潮州、顺德、云南、海南、汉口等十几种方言教材，有的教材还涉及多个方言。这些方言教材有着很强的地域针对性，不过，流传范围和影响比较有限。总之，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一百多年间，西方人在汉语学习过程中不断摸索，使用过各种类型的汉语材料，也编写过多种汉语教材，以适应不同形势、不同阶段、不同学习者的需求。类型如此丰富、数量如此繁多的汉语教材，是汉语教育史上一笔丰厚的财富，也为我们现今的汉语教学和教材编写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作者：岳岚 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