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对比范文

一、引言

20世纪的“大萧条”给世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国家采用了凯恩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经济波幅开始平稳下来，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此后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这时，经济学家自豪地宣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熨平了经济波动，资本主义在经历了狂风暴雨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可是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波幅又开始出现扩大化的迹象，而且出现了“滞胀”，不但如此，世界性的经济恐慌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并伴随着强度不断加大的趋势。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6年的日本经济泡沫、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这些危机的破坏性渐次增强，波及范围也一次比一次更广。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但是就波及范围而言，远不及当前发生的全球金融风暴，因为当今世界的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化程度都比20世纪初要高得多。目前正在肆虐的欧债危机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这些金融风暴大多数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迫使人们开始思考以下问题：在传统意义上，经济萧条被人们称为“生产过剩危机”，这是否说明以前的经济衰退与低谷更多地是由商品市场的因素引发，而当前则可能更多地由金融市场的因素引发呢？为什么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已经成为一个火药桶和经济动荡的源头呢？本文试图通过对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对比分析去解析这一问题。

二、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

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两大基本市场体系。当前的商品市场虽然也逐步复杂化，但是，商品市场的知识和定价依据要比金融市场简单得多。也就是说，从商品市场的性质而言，人们的生活领域所接触到的更多是消费品与投资品，人们可以直观感受到商品的外部特征、品质、销售策略等，对部分商品来说，消费者或投资者无需借助于复杂的知识结构就能够判断出商品的品质，并给出自己认为合理的价格区间。从宏观层面来说，人们也可以通过对要素投入、技术水平等因素的计算得出产品的生产函数以及对市场进行预测，这些知识信息有利于政府采取一系列的相关政策进行干预。总之，关于商品市场的知识比金融市场的更容易获得，这决定了商品市场的不确定性比较小，政府的干预政策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因而，商品市场的投机性较弱，即使对商品市场掌握更多的知识与信息，可以获取暴利的可能性也较小，泡沫产生的可能性也较弱。因而，商品市场存在泡沫的可能性相对于金融市场要小。在金融市场上情况则要复杂得多，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既具有相同之处也具有明显的区别。尽管人们所习得的各类市场知识逐步增多，市场经验也要比以前丰富，但是，人们习得的知识量和获取信息能力的提高速度远远赶不上金融市场复杂程度的提升。金融市场投机性交易越来越复杂，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了一个单独的交易体系，成为机构投机者牟取暴利的名利场。这些机构可以通过操纵市场误导中小投机者，使得金融市场的结构和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市场的投机性质决定了它是一种不稳定的市场结构，它更容易受到外部的冲击，这也决定了金融市场上依赖理性计算的脆弱性。相对于人们对市场的认知能力和“黑天鹅”事件而言，金融市场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下面就金融市场的几个突出特征以及不确定性逻辑进行逐步分析，以此可以看出虚拟经济的运行机理。第一，金融市场的虚拟性质。商品市场虽非全为有形商品，但是，商品市场一般被称为“实体经济”，也就是以消费和投资为主体的经济部门。而金融市场是商品市场的派生物，既非有形的经济形态，亦非直接满足人们衣食住行需要的经济系统，它是一种虚拟经济，在经济学中也被称为“符号经济”。这两个市场的职能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商品市场是为创造消费品以及为创造收益进行投资的场所；金融市场则是投机性的场所，这样一个为融通资金、降低风险而设立的市场机制远离了真实世界，它是一个符号与数字的世界。如果说商品市场的交换物具有可检测性和可验证性的特点，那么，符号商品则不具有这种特点，在这样的市场中，人们接触到的不是可以观测的真实商品，它要求产品的购买者具有较强的知识储备以及较强的计算、分析能力，也可以将这种分析与计算能力看作是对理性的更高要求。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和多元化使得持有者难以在这个市场上积累起有效的经验。市场本身的虚拟性使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同时也使人们的预期存在诸多差异和不确定性因素。第二，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在奈特的理论中，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不是一回事，但是，现实的市场中，不确定性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区别有时十分模糊，不确定性的市场是不可预期的，而存在风险的市场的可预期性也令人怀疑，因为迄今为止，大多数关于市场的预测是不成功的。《黑天鹅》一书的作者塔勒布认为“概率的概念从头到尾都是模糊的，这是正常的，因为这种模糊性正是不确定性的特征。

概率是一种自由艺术，它是怀疑主义的‘孩子’，而不是一种工具，供随身带着计算器的人用来满足他们制造令人炫目的计算结果和确定性假象的愿望”。[1]每个预测的机构或经济学家都会对市场提出不同的看法，这说明经济学家关于风险的看法存在着很大差异，或者使用的预测工具和信息存在着明显不同。因此可以看出，即使市场上只存在所谓风险，而不存在不确定性，由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也可能形成预期偏差。塔勒布还认为：所谓“可计算的”风险基本上是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因为要区分不确定性还是风险本身就存在着太多困难。就目前经济学的预测能力而言，由于多数预测是不可靠的，因此，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明确区分仍需完善，也或许根本就无能为力。不确定性源自于不可预期的意外因素的发生，在商品市场上，人们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而且商品交换是一种社会行为，所以长久的和普遍的经验积累可能使人们拥有更多的市场知识，同时也积累了面对不确定性的经验，减弱了不确定带来的经济动荡。此外，不确定性与市场创新具有紧密相关性，与商品市场相比，近阶段的金融制度、组织以及产品创新呈现加速趋势，例如金融行业的混业经营，新组织的产生以及多种金融洐生工具的出现，使人们难以用旧的金融知识来对金融产品进行价格预期，甚至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根本无从评价金融产品的风险。且不论各种资产组合模型与资产定价模型的正确性如何，这种复杂的运算并不是一般人所能掌握的。而且，这些模型并不会考虑到诸如九一一事件与日本福岛大地震、核泄漏等随机事件的发生，更不可能正确预计它们的波及面。这些因素都大大增强了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越是风险偏好者，越敢于购买创新的金融工具，这些风险偏好者的行为又加剧了风险的扩散，最终使金融市场的风险进一步扩大，成为一场难以挽救的灾难。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创新深度和速度的转换，也形成了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程度的变换。传统经济主要以商品市场的创新为主，而后工业化的经济则主要以金融市场创新为主；传统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产生的是商业危机，而金融创新的加速则导致了更为频发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商业循环。第三，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在经济学中有一种理论称为羊群效应（herdeffect）理论，所谓羊群效应，简单地说是市场中市场交易者的一种从众心理。这种效应表现的是在少数或部分市场主体行为的带动下，其他市场主体普遍跟从的市场现象。羊群效应现象几乎存在于各种不同市场中。只不过在金融市场上更加明显，人们习惯于将股市与羊群效应联系起来，实际上不仅是股市，几乎所有的资本市场，甚至货币市场都存在着明显的羊群效应，股票市场只不过是这些市场中的典型代表。在金融市场上，羊群效应的特点可简单总结为：追涨杀跌。这种现象已经被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所证实。

金融市场形成更大规模羊群效应的原因还是源自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正是因为人们无法利用有效信息与知识预期将来的市场变化，也就是说对金融市场的无知，才会导致人们在市场上的从众行为。金融市场所需要的知识量越多，市场越细化，导致人们信息不对称的因素就越多，例如金融创新的加速、洐生品的泛滥都使得金融市场急剧演化，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股市市值已经远超出了其GDP，为羊群效应准备了更充分的条件。而且市场变化越快，这种从众行为就越严重。Avery与Zemsky（1998）对不确定性进行了较完整的研究，将不确定性分为三个维度（冲击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冲击的存在与影响、信息的质量）。维度越高，市场的不确定性就越强，这时市场的参与者会相信大多数人的行为才是理性的，羊群效应会在信息质量遭到怀疑的情形下达到顶点，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股市的崩塌以及外汇市场的狂泄，实际上都与羊群效应有关。从这种效应的时间频率和规模来看，距现在的时间越短，越是频发，而且影响日益扩大化。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如果发生产品价格下滑，人们无法预料将来所发生的结果，也就是说将来难以预期时，大多数金融产品的持有者会采取所谓理性原则进行避险，即人们会采取从众行为，这样才可能避免重大财产损失。这种跟随一般是个别套利者跟从机构套利者。经济学家已经使用博弈论对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进行了分析，并将羊群效应的产生归结为机构套利者与个体套利者、机构套利者经理人之间博弈的结果。羊群效应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市场混乱，甚至导致市场崩溃。因为羊群效应的出现，放大了最初的市场波动，造成大规模的市场恐慌，加剧了市场下行的趋势。可以说，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重要的表层原因。第四，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流动性是所有市场的基本特征，商品的交易促使商品在市场上流动，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活动，比如证券交易使金融产品发生流动。它实际上代表着一种交易的频率。金融产品与一般商品的物理特征具有巨大区别，例如商品可能会腐烂、变质、磨损、锈蚀、损伤等，而且货物需要转运，其物理特性决定了这些都要花费大量的费用，这部分费用也构成了交易成本的一部分。

由于涉及到不同程度的专用性特征，商品交易合约的复杂程度与签约成本要比金融市场大得多。而金融产品只是一种符号，在当前网络社会中，这种产品的符号特征更趋明显，其物理特性不具有专用性特征。这种没有重量、没有体积、不会损坏、信息集中的金融产品不需要花费巨大的交易费用。从这方面来说，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要比商品市场的流动性大得多，为金融市场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地冲高与回落准备了条件。这意味着金融产品的交易量在短期内就可能发生剧烈变动。正是因为金融市场的快速流动特征才会造成狂风骤雨的市场运动，鉴于此，将金融市场上大规模的过度流动称为“金融风暴”恰如其分。以银行信贷为例，在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美国的财团贷出款项在银行恐慌出现后加速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的借出额度比之上一个季度下降了47%，比处于信用扩张高峰期的2007年第二季度下降了79%。银行的美元贷款总量从2007年第二季度的7015亿美元下降到2008年第三季度的2814亿美元，再下降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1502亿美元，不足18个月以前的四分之一。与2001年发生的衰退相比，不足那时贷出比的二分之一。2008年第四季度的重组信贷比上一个季度下降了60%，与此同时，实际投资信贷仅下降了14%。这说明商品市场的波动幅度低于货币市场的波动幅度。第五，信心与预期。信心与预期对金融市场比对商品市场会产生更直接和更为迅速的影响。当人们对将来充满信心时，人们会有良好预期，这时，人们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将超出供给，导致市场短缺，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市场将会出现泡沫现象，这时，套利者对市场的信心远远超出了市场的实际状况，这个泡沫会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而盲目扩大。当市场下行时，不确定性导致人们信心不足或出现消极预期，这时，套利者对市场的信心快速冷却，恐慌由此产生，套利者为了避免被套牢，对金融产品的抛售成为市场活动的第一选择，任何外来冲击都会成为人们抛售金融产品的诱因，从而导致市场加速下行，当大家都受到这种预期感染时，金融市场就会急转直下，市场的狂泄现象就不可避免，泡沫也会破裂。信心的丧失会导致套利市场出现“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由此我们可以勾勒出金融市场运行的一般理论框架：假设金融市场比商品市场具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金融市场是虚拟的复杂市场，它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更完备的信息，以及对信息的整理和筛选能力，而这些知识和信息比商品市场的知识与信息更难以学习与获得，因而金融市场具有更大的市场风险。正是因为不确定性导致了市场的恐慌特性，从而造就了套利者决策的从众性，制造了金融市场的大起大落。羊群效应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它也是金融市场容易酿成风暴的主要原因。

三、一个简单的经验分析

在已经发生过的影响巨大的危机中，很难将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完全分离开来。离当前时间越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相纠结的程度就越严重。金融产品已经是经济肌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称为当前经济体系的灵魂。即使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不可能完全从金融危机中分离，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现象。自从20世纪初以来的100多年里，30年代的“大萧条”是史无前例的。波及世界的大危机也屈指可数，大致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发生的金融风暴。除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性质不同以外，其他三次重大的危机都与金融危机息息相关。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至今依然还残留着影响的金融海啸，这两次都是席卷世界的危机。30年代大萧条的最直接的诱因是1929年10月的华尔街股市暴跌，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道琼斯股指几乎下跌了50%，许多风向标似的股票几乎在一夜间跌得一钱不值。20年代的繁荣和美国的新时代在一夜之间都成为历史，[3]接下来的则是实体经济史无前例的大萧条，资本主义世界仿佛进入了地狱。而2008年延续至今的经济危机也是由金融危机诱发的，但是其影响远未达到30年代大危机的程度，即使在危机的谷底，失业率、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和股市的跌宕程度也没有达到30年代大危机的地步，而且其持续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这或许与风暴后各国都倾力采用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有关。虽然不能断言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经结束，但从目前的情形看，各国普遍都处于缓慢复苏的进程中。不过，最近在美国蔓延的“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说明危机造成的影响尚未结束。从历史经验可以看出，这两次影响深重的危机都是以金融危机为开端的，而且20世纪以来的所有的危机中，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都纠缠在一起，这说明当前实体经济已经越来越离不开虚拟经济。货币体系进而资本体系并不能脱离开实体经济而单独形成一个运行系统，也就是虚拟市场或现象并非中性，这一点与新古典派学说相距甚远。

目前的经济已经不再是19世纪以前的那个简单的系统了。这两次巨大的危机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恐慌。恐慌的存在与延续造成了投机活动和投资活动的停滞，甚至波及到了消费。也就是说虚拟市场上的套利活动与实体市场上的牟利活动的动机似乎都消失了，在人们对经济活动的度量中不确定性占据了绝对地位。而这种不确定性与因金融市场的复杂性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有关。这两次巨大危机都源自于美国，都传导到整个市场经济国家，这一方面说明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另一方面则是我们所说的恐慌心理。如果没有这种效应（羊群效应），美国的危机就不可能迅速地蔓延到整个世界，形成狂风暴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很少有国家能够实现预算平衡，许多国家都是债务国，但是，在美国金融风暴以前，这些国家经济体系的运行并无惊涛骇浪，财政危机或债务危机只是个别现象，并不存在着大规模“中毒”的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后，西方许多国家的债务危机纷至沓来，相继出现了芬兰债务危机、希腊危机、爱尔兰债务危机和西班牙债务危机，日本与欧盟其他国家的状况也不容乐观。至此，疑问出现了，因为本世纪初与20世纪初市场的复杂程度几乎不可同日而语，经济的总体规模比照此前有大幅度扩充，不确定性应该在逐步增强，那么为什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的后果并未与“大萧条”等量齐观呢？是不确定性在减弱吗？还是“羊群效应”在减弱？从逻辑上而言，不确定不会减弱，那么减弱的应该是“羊群效应”，也就是说“次贷”风暴发生后，人们的恐慌心理的蔓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止。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人们获得了关于危机的更多知识和历史经验，在这次全球金融海啸发生后，各国普遍并迅速采取了补救措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及时采取了双松的刺激政策。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通胀与这种普遍性的刺激政策有直接相关性。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人们的预期，减弱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使“羊群效应”的扩散力量逐步减弱，缩小了扩散的半径。反观“大萧条”时代，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恰恰相反，当时的柯立芝政府与胡佛总统所采取的是双紧政策，为达到预算平衡采取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增加税收并且减少政府支出。货币政策上的作为也遭到了弗里德曼的抨击。紧缩政策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使“羊群效应”迅速地显现出来，导致了有史以来的最严重的市场灾难。由此可以看出，完全靠市场拯救自己是行不通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正是由于政府政策的不明智推起了惊天波澜。但是，既然没有完美的市场，也就没有完美的政府，那么，政府的补救措施就是顺理成章的行为。如果等到恐慌蔓延开来的时候，政策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正确而明智的干预应该是防止危机走入低谷，难以自拔。尽管这种干预后可能会显现出其负面效果，但这要比市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所造成的效率损失更加令人安慰。

四、结论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虚拟经济的进一步担忧和思考。经济的发展和分工链条的延伸必然要求金融工具和市场的创新，这种变化的速度是人们始料未及的，虚拟经济已经不单纯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附属品，而演变成一个巨大的牟利市场。如何减少虚拟中的不确定性和引导预期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减弱不确定性应该属于金融市场的事前管理，引导预期则应属于金融市场的事后管理。对于市场的稳定性而言，事前与事后管理都非常重要，事前管理能降低引发金融风暴的风险，而事后管理则能减弱恐慌和羊群效应。事前管理的内容主要是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约束，使从业者按规则行事，防患于未然。事后管理的内容则是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人们的投机性预期，将危机的破坏性或向实体经济延伸的程度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这种事后管理主要是针对于已经发生的状况进行即期管理。而目前的学者们普遍认识到了市场预期对于风暴波及程度的重要影响。因而，目前对风暴或危机进行事后管理的方式应由即时管理移向预期管理。尽管预期比较难以度量，但是假如目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得以有效控制，那么，预期会持续恶化。所以事后管理并不仅仅是拯救已经被冲击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对人们的预期进行控制和引导。因而，预期管理的概念便应运而生。笔者认为，预期管理赋予了经济政策更深层次的含义，而且使政策的实施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事后管理的范畴，实际上可以藉此进行某种程度的“事后”的预期管理，也就是在事后进行预期引导。从各国应对本次全球金融风暴的经验看，预期管理具有良好的管理效力。而预期管理的前提条件就是人们相信政府做出的承诺，也就是对政府制定政策的能力以及政策本身的充分信任。此外应该引起人们反思的另一个问题是：现代实体经济制造了庞大的虚拟经济，而虚拟经济又成为热钱的“运动场”，反复制造出一个个泡沫，人们将虚拟经济酿成的风暴归咎于政府监管不力。那么既然虚拟经济有其不可预测性，政府监控市场的依据是什么？是仅仅依靠监控就能预防危机，还是应该适度限制这一行业的无度扩张？因为虚拟经济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成为市场的主角。它不可能替代实体经济或商品市场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当投机成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显著特征时，显然，市场就部分失去了资源配置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