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工业卫生与工人健康探讨范文

《健康之家》2017年第10期

摘要：为数不多的民国工业卫生调查，揭示出工厂的工作环境和卫生条件恶劣，工人健康状况堪忧、职业病盛行。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损害了劳工群体的健康，劳动力身体素质低下也制约了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卫生问题恰能反映出当时国家主权不完整、经济形势变化、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和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学者倡导工业卫生本身也具有某些环境正义的色彩。

关键词：工业卫生；工人健康；环境正义

工业化带来了近世经济的起飞，同时也造成对自然环境和对人两方面的损害。如奥康纳所言，由于忽视了“生产条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存在着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第二重矛盾”[1]，经济危机之外还面临着生态危机，“生产条件”包括自然与劳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批评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厂立法的“卫生条款”非常贫乏，痛陈“他们实际上就是宣布，工人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生存的一个条件”[2]。这既表明了工人健康权利的缺乏，又告诉我们工业化的后果不只是自然环境破坏，还有工业废物病菌导致的疾病激增，工人的健康受到威胁，反过来，这也制约了工业化的进程。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不仅对自然环境造成深刻影响[3]，工人的健康也受到最直接的威胁。当下我国应对工业卫生与职业病已经有很成熟的学科体系，也难免出现“开胸验肺”“尘肺病”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生产力和卫生条件低下的中国工业化起步时期，工业卫生和疾病问题更加严重，已经出现血汗工厂。近年来，随着环境史、卫生史的兴起与发展，关注人类健康的生命史学日益受到关注，谋求健康史和环境史的结合成为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学术诉求①,工人运动史研究也形成了转向工人工作环境和社会网络的“新工人史”。既有研究缺乏对这方面的关怀，因而有必要从这一角度切入考察，本文主要依据民国工业卫生调查资料，对近代中国工业卫生和工人健康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工业卫生调查的兴起

民国社会调查是一批近代以来特有的新型史料，学者们用西方科学的方法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为我们留下珍贵的一手材料[4]。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发展，民国北京和南京政府时期都有过黄金时代，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工业卫生作为公共卫生的一部分，与工业化相伴相生。在中国工业普遍发展之时，中国劳工问题当然有调查的价值，学者们对劳工经济状况与劳工社会状况有过比较充分的调查讨论，对劳工的医药卫生调查却少有过问。中国公共卫生改进会在编送中英庚款保管委员会的备忘录中，曾痛述中国新旧工厂一概设备简陋，“毫无安全与卫生设备，当局须计划并促进其改良”[5]102。工业扩张的背景下，工业影响工人健康状况的研究，对劳工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掌握他们的身体缺陷和疾病，是有其学术和现实价值的，“近世工业发达，工人人数骤增，而各种工业，多各有能影响于工人健康之特质，生理家、公共卫生专家等，渐注意于工业之危险，与其对于工人之健康影响。”[6]117正当此时，吉尔等人感到这类调查资料非常缺乏，遂开展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卫生调查，希望能促使更多的学者从事这一活动，“特作此报告，以资倡导”[5]103，他们的调查始于对上海劳工状况的表面观察，注意到无论家庭手工业还是新机械工厂，劳工们大都迫于生计，工作艰辛，又工作在危险环境及缺乏健康保障权利中。吉尔等人于1935年和1936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全面的工业卫生调查，调查对象分别是上海的印刷业工厂和镀铬业工厂。此后受其影响，更多的工业调查报告中开始囊括工业卫生的内容。与一般的医疗卫生调查相比，进工厂调查并非易事，会遇到方方面面的障碍，可以说困难重重。工厂及员工调查的困难，当时是世界所公认的难题，在中国则更加困难，因为进入工厂做检查，还没有明确法律上赋予的权利，检查方式也没有详细规定。检查者在执行检查前，必须小心谨慎地遵循检查标准逐步进行，以期获得劳资双方的共同信任。当询问到工厂盈利情况、工作细节、生活水平及健康事项时，资本家和工人都会怀疑这样的询问是否与政府有关，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会因此加税或被罚款，甚至会怀疑是不是会因此失去个人自由。所以检查人员事先应该予以非常详细的解释，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检查人员的选择上，外国人会引起诸多麻烦，保险起见也最好使用本国人。因此，吉尔等人对于繁冗的检查事项，“尽量委诸中国同事之手，采取种种非正式调查，向雇主声明此举纯为个人学术上之兴趣，与任何团体或组织无关”[5]104，才得以进行。从为数不多的工业卫生调查和报告中，我们能看出民国时期我国劳工所处的工作和卫生环境，以及他们的健康状况。

二、工业卫生调查揭示的状况

（一）工作环境与卫生条件

工业卫生调查中发现的最突出问题是“变相工场”的普遍存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轻工业均脱胎于传统的家庭式工场，厂房一律不规范，“其不合卫生已臻极度”。被调查的上海五处印刷工场（见表1）[5]106中：其中两处房屋建筑稍微符合工厂建筑原理，虽然建筑粗仿工厂外形，但场房都是砖屋，有些地方原来是堆货仓库，屋顶用波形马口铁板遮挡，没有充足的光线、流通的空气，而且灰尘堆积。工厂内机械排列紧密，甚至有两台机器相互叠在一起的情况，工作空间非常狭小。所用的电灯照明不充足，屋内黑暗污秽。其中一个厂，换气排尘竟然采用早已淘汰的帽形换气筒，另一个厂则仅仅开启小窗，只能将浊气流出，而不足以换入新鲜空气，至于排尘基本没有专用的设备。这两个工场虽然给工人单独安排了宿舍，但里面拥挤不堪，排尘、采光、换气均不充分、不卫生。其他三处都是租用民房略加改造而成，设备简陋且设在巷子内的民房之中，远远望去就知道这里人烟稠密，从巷子进入场内，必须经过一条狭窄的水泥小道，两旁有两排小房屋，巷子两旁，行人往来，非常拥挤。机器安排同样甚密，检查人员在场内行动深感不方便，逼仄的空间使得员工饮食与住宿都只能在工作间中完成。场内粪便处置仅用木桶，且管理不周到使其经常处于不洁净状态，不堪使用。因没有盥洗和浴具等设备，员工需要用水时，就直接使用自来水龙头的水，包括喝茶。民国时期，“变相工场”不仅广泛存在于印刷工业，其他工业部门中亦是常见，是工业发展中非常恶劣的现象，“为近年中国工业一严重问题，尤为上海工业之一严重问题”[5]105。上海工部局1935年的报告书里力陈其危险性，认为民国以来工厂安全事故的发生，大多是根源于这些由民房改作的小工场，里面不仅工人环境卫生设备极其缺乏，而且员工遭遇事故时没有安全出路导致死伤倍增。再者，工业的噪声污染对社区影响甚多，巷内的工场工作时声音震动邻屋，社区居民安居不得，故常有房客向屋主诉苦，希望能设法取缔这些变相工场。

（二）工人健康状况

民国的劳工群体大部分处于不健康状态，调查表明其低于当时的普通国民健康水平。上海印刷业工人中，没有疾病、适宜作工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5]108。印刷业中看到的状况，足以代表当时中国劳工群体的健康状态。根据吉尔（H.S.Gear）等人的调查，劳工群体的健康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两类：一是中国劳工的普遍疾病。中国劳工工业疾病的主要病症，以沙眼、皮肤病、牙齿缺陷及结核病四种疾病为主。这与之前姚寻源等对北平地毡工业的疾病状况统计和上海纱厂工人的病例报告所得的结论相符。印刷业中，如营养不良、沙眼、中耳炎、龋齿、皮肤病、结核病及寄生虫等症之繁多，在印刷工场的工作环境下，更显得加重了。多项社会医疗卫生调查显示，沙眼在中国是最普遍的疾病。虽然沙眼未必与职业有关，但大多数的结合膜炎却与工作空间的幽暗污秽有关，如印刷厂排字等工序，对视力损害颇多，所以印刷工人视力损坏症状的发现不足为奇。耳炎在中国下级社会是甚为普通的疾病，因为耳炎导致听力损毁，严重者甚至耳聋，只得艰难度日。结核病在中国是公共卫生的重大问题，全国的结核病患者，比其他国家多出几倍，而且无论贫富均患有此症，结核病引起的住院病人人数最多，繁华都市或工业区域患病率比普通区域为高，印刷工业劳工疾病调查显示，患结核病的病率最高，工作环境恶劣加上经济落后与卫生知识缺乏，随地吐痰、与别人共用餐具等，因此得结核病的劳工数量众多。其他工业部门中同样有此发现。云南个旧锡矿厂区常有伤寒、霍乱、痢疾等流行以及肠胃病、寄生虫病、皮肤病、呼吸器病等发生，致使矿工健康大受损害，矿工死亡时有发生。天津纺纱厂中，因厂内厂外之间空气冷热不均匀，致劳工多患感冒，因起居睡眠不规律，偶有传染肺结核，夏季室内温度过高，中暑、霍乱在所难免，疾病发生具有季节性，“春季多瘟疫，夏季多霍乱，秋季多泻痢，冬季多咳嗽”[9]。二是不同门类的工业导致劳工有特殊职业病，“未进厂以先之工人，体力、目力均甚强健，渐次流于孱弱”[9]。如印刷工业由于青铜粉的吸入，铅中毒、结合膜炎、鼻炎可谓印刷工业职业病。又如镀铬工业中的铬毒，是公认的慢性损害，侵染部分主要是皮肤及呼吸器官上半部分，结果造成皮肤被刺激，可能在鼻子和喉咙暴露在外的部分形成溃疡，最初时候仅有皮肤上一小块裂痕或擦破的痕迹，但经液质或气质的铬化物长期侵染，随即逐渐成形，时间久了就化为皮肤上巨大的创伤，因为中毒是慢性的，故不觉疼痛。天津纺纱厂内漫天飞絮的小气候，造成劳工的职业病主要是眼病。年轻工人身矮体轻、体格发育情况低劣，与膳食不良有很大的关系，劳工们每天摄入的食物热量不足，食物营养成分过于单一。“工业之特种危险，已使常人难于抵抗，况于无良好营养之工人乎。”[6]134由于身体缺乏抵抗疾病必需的储备，工人的普通疾病和职业病也直接归因于营养不良。工人们面对长期缺医少药、生活凄惨的景象，只剩自嘲和绝望，如云南个旧锡矿工人在歌里唱到：“厂地最极潮湿，便溺又无粪缸，饮食毫无节制，冷热不分青黄。年年五六月内，疾病大得非常。你看荒郊野坝，尸骸尽埋道旁。试问谁无妻子？试问谁无爹娘？试问谁无恻隐？试问谁无肝肠？睹此伤心惨状，只为银钱难忘！”[7]776

三、工业卫生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系

令人恐惧的工业危险不是发展工业本身的错误，时人的研究表明其危险性是可以避免的。生活状况低劣、空气恶浊、工作时间过久、饮食不良及不讲卫生等，似乎是影响工人健康的主要原因，而工业本身的特有危险，反倒成了次要因素。所以工人健康状况不良更多是人为的，小半由于工业自身的危险，多半由于工厂管理不完善，这是可以改良的。工厂改善管理，“一日不能贯彻实现，则工人健康即一日不能改善”[6]125。以资本家为何不去改良管理为切入点，看到的是更为复杂的社会面相。

（一）工厂检查中的主权之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很重视工业卫生问题，立法和管理上较早就有了依据。中央卫生行政系统里，设有工业卫生的组织，职责是防止工厂事故与疾病，并操办劳工医药卫生事项，1929年12月30日颁布《工厂法》，其中有关于劳工医药卫生的事项规定。但这些与当时其他法规一样，大都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严格的工厂检查制度是推行工业卫生的必要保障，民国时期国家主权不完整，中国政府制定的《工厂检查法》对租界等工厂大量聚集的地方没有约束力，领事裁判权尚未解决，因而进入租界的各项手续特别麻烦，需要谈判协商解决，交涉的核心问题是管理权，工厂检查过程中租界当局依然希望行使管理权。上海是民国工业中心，商议出上海工厂检查办法对其他地方具有示范作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主管部门工部局认为，进入租界进行工业检查事体重大，必须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中国政府《工厂检查法》所定的标准，工部局屡次敦促中国政府制定妥当折中的办法。租界内工厂检查与政府的计划始终也没能一致进行。

（二）工业卫生与经济形势变化

为了走出大萧条带来的经济不景气，世界各工业国都需要倾销过剩的商品，引起了国际贸易上的竞争加剧，日本、印度以及中国沿海发展工业的地区，在竞争市场上颇占优势。原因何在？恰恰是中国长期生活水准低、又没有工业的卫生安全设备，导致人力成本低，反而工业制成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中国对外贸易竞争中略占优势。对外贸易的优势，是牺牲劳工的安全与健康而取得的。换言之，在那样一个竞争极其激烈的国际市场下，不管怎么倡导工业卫生也都无济于事，即使有些工厂主有意愿设法改进工人卫生条件，出于成本考虑他们也不得不放弃改进主张，除非中央政府愿意放弃经济上的巨大利益严令工厂改革，“是故假使无政府明令，而欲使资本家个人建造昂贵之工厂，备有流通之空气、充足之光线、适当之机械房及适宜之工人膳宿处，又使工人每日工作8小时，有充分之休息与例假，同时对于不健康与受伤工人有充分之保障，无异于与虎谋皮”[5]116。抗战时期，考虑到锡矿资源在国民政府经济战略上的重要性[7]655，个旧锡矿渐次开采量增多、存量减少，工人们必须到更深层也更危险地带才可以开采新的矿产出来，故锡矿工人卫生条件和健康状况逐渐恶化，除前所述的原因外还应该加上资源的耗竭。工业化带来的人口迁移还加速了传染病的流行，肠血吸虫病本是长江流域一些地方的地方病，从这些地方招来的劳工人数不断增多后，上海劳工所患传染病以肠寄生虫病最为普遍。

（三）工业卫生与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不平衡，使得资本家不需要通过改善卫生条件保障工人健康，就可以拥有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因此资本家缺乏改良动力。资本家之所以能够不断雇佣年轻的劳工，在于补招劳工时采用包招制，“上海工业，诚一惨酷之机关，其最恶劣之点，则在采用包招制”[5]107。这种制度之下，招工者享有支配工人工资及工作时间的权力，从中取利。相比于被工厂直接雇佣的工人，补招进来的工人生活状态更加恶劣。比如镀铬业本身就特别危险，如果能减少工作时间，工人遭受铬中毒的不幸结果可能也会减少，休息时间越长，抵抗未能预料的危险能力就越强，但在包招制之下这是种奢求。应招者供过于求，因此雇主也可以任意规定苛刻条件，如果劳工工作效率变低，或劳工稍不满意资本家的刻薄待遇，便加以惩处或者驱逐出厂。对于患病或因公病伤的劳工，暂时不能工作或残废的劳工，不仅没有津贴抚恤，而且有从各处农村涌进城市的劳工跟他们抢夺工作机会，致病员工时遭罢免。不能忽略的是，当时盛行的学徒制度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学徒制无契约可言，充当学徒的多是从乡村雇来的年幼儿童，资本家毫不顾及他们的健康和安全，工作繁重，罹患疾病不能继续工作的，“弱者、病者、长者渐被淘汰，新者、幼者即前来补充”[6]119。从调查结果来看，招进工厂之前的劳工也不是完全健康的，其实大部分已经孱弱不堪，不能适应长时间的劳动，再加上工作的辛苦、工场的不合卫生，很容易诱发其潜伏疾病。但是向雇主透露真实的健康状况会导致生计丧失，为谋生路、离开经济机会有限的农村，年轻的劳工们可能会避免报告，直到出现健康问题。同时，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中，男性是养家糊口者，在许多失地农民构成的工矿社区，男性只能靠做工维持家用，如果不能顶上去，他们会担心失去家庭开支的灵活性，因此也会隐瞒自己潜在的健康问题。

（四）工业卫生问题的根源

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来看，公共卫生不健全、营养缺乏是社会下层民众都存在的问题。劳工们工作环境不合卫生、生活惨痛的境遇，不是劳工群体独有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因为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落后，不足为奇，且当时亚洲人口众多的国家都基本无法保障民生，“即在东方人口过密之诸国，亦常见此”[5]115，工人的生活水准仅限于维持生存方面罢了。从工业卫生调查中可以看出，虽然劳工所患疾病多为贫困人群都会患有的普通病症，但长期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工作，会增加患有这些普通疾病的几率。工人普遍缺乏卫生观念、不注意个人卫生，已经足致这些传染病症迅速传播，加之很多工业门类如冶金、工矿等的特殊危险性，会引发多种恶性的职业病，工人常常从幼小年纪开始就挣扎在这类危险职业当中，日常生活本就苦不堪言，工作环境恶劣“更能渐渐屈服青年之健康，故工人健康之危机，日趋严重也”[6]125。当然如果工人生活状况、经济状况都有提高的话，树立卫生观念就容易得多，而工业危险，也会逐渐减少。倡导工业卫生的直接原因何在？从当时英国的经验来看，若要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更好的发展，工业卫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卫生和健康缺陷带来的旷工、工作效率低下极大影响了产出。当时西方工业卫生的专家曾预言说：“工业在东方诸国，尚在幼稚时代，特如中国，将来必有根本上之变更”[5]102，根本上之变更就是指畸形发展的工业组织及制度的彻底改革，辅以有组织的工业卫生出现，而这些在中国尚在幼稚时期，没有健全的公共卫生方针和国家工厂法，来规定并协助中国工业卫生的实施，没有强有力的医药卫生组织去扶助与引导，工业难以达到充分的发展。进一步来说，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除非中国普遍公共卫生得以改进，同时人民的贫困问题得到解决，工业也有相应的规则和管理，否则刻意追求工业的继续发展和进步，是绝对不可能的。“倘两者同时进行，则不仅有助于医药卫生事业之组织，且可防止劳工因工厂灾变等事所受之惨痛，增加生产效率，同时减少厂方之损失。”[5]103回顾这段历史，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是在生态制约中顿挫前行的，不仅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也被健康问题带来的劳动力素质低下所拖累。

四、余论

吉尔（H.S.Gear）等人对铅字印刷业工人卫生健康有所考查与研究后，引起当局注意，“最近我国政府于工业场所已渐加注意，对于教育方面及管理规则等，亦渐次改进”[6]117。他们的倡导得到了社会力量的反馈和积极的响应，余新恩医师等成立专门机构——上海工厂联合医务处，并办起刊物《工业卫生通讯》[10]，抗战期间活跃在孤岛上海，其后一直致力于此。倡导工业卫生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出于人道关怀，批评政府和资本家的行为。当然，学者们的倡导不仅可以被看作工业批评，而且也是早期争取环境正义的形式。工业卫生的改进需要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这表明，环境和社会问题似乎是密不可分的，工业化开始以后，对于环境正义的追求一直在萌芽。可以说，与当代美国兴起的环境正义运动相比，他们的看法中只是缺乏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沿此思路，或许可以把裴宜理对工人运动的研究[11]加上一个维度，即追求工作生活环境和健康。近代以来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中，提高工资是工人最根本的诉求，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改善生活境况包括卫生和健康是这其中不可忽视的潜在动力。

作者：刘少航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