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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体育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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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一直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主流模式,全球体育发展也不可避免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选择。运用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体育发展道路进行了批判,主要结论:新自由主义体育发展道路虽然促进了全球体育的高速发展,但也造成了过度商业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从日本J联赛和耐克品牌发展案例,揭露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带给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也给予发展中国家体育道路的启发。

关键词: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日本J联赛;耐克

前言

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一直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主流模式,全球体育发展也不可避免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选择。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体育发展道路进行了批判,有利于揭露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带给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给予发展中国家体育道路必要的启发。

1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简评———以日本为例

谈到日本经济,人们经常联想到的是对战后经济“奇迹般的”恢复做出重大贡献的保护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见证的是在资本主义两院制中迅猛崛起的新自由主义风潮,这造成了对不分年代变化仍坚持日本化实践所独有的“干预性”政府行为,例如终身雇佣制、不顾股东利益的特权性稳定和机构性增长问题,同时新自由主义风潮也是这些批评的产物。这段时期见证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持续发展,也是在美国为“市场推动型改革”战略施加的压力下完成的,包括对日本金融体系解除管制。为了回应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衰退、80年代美国和全球公司为解放经济而施加的压力而做出的努力,只是导致管制撤销力度增大、多家新型海外公司入驻日本、更多生产外包活动、全职雇工显著减少、日本人曾经垂涎的“终身雇佣制度”消亡等现象产生的众多原因。20世纪90年代,投机性房地产泡沫破裂,这导致宣称前所未有的国家险境和下滑的一致呼声不断增长。政策制定者指责年轻人群体应该为即将崩溃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体系负主要责任,然而这些年轻人可能就是稀少的新增岗位和全职就业机会锐减的最大受害者。

最为通俗的讲,新自由主义是一套政治和经济的原则和实践,它们可以维护市场力量的效率、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极端重要性,以及确保持续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必要性。根据新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只有不受政府掌管和约束的自由市场、劳动力和产品的无障碍流通,以及由个人主动性和责任心组成的道德所管理的系统,才能最好的服务于个人的幸福和福利。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后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有:(1)隶属于工会的工人地位急剧下降。(2)受电子信息科技的影响,资本流动速度的迅速增加。(3)在受跨国公司的行为和政治影响力所统治的全球市场,国家的存在感和力量不断下降。新自由主义的重组包括:公共产品的私有化和商品化,称之为“国家重新分配”战略,或者说是国家将财富向上再分配且日益造成社会不公平的状况。在各式各样的文化空间和经济体中,新自由主义的原理已经在公民和国家、劳动力和资本、生产与消费等的关系中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改革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问题,比如经济不平等的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日益不稳定等,在过去20年间劳动力和收入统计数据中日益明显。在1990和2005年间,非正规工作者(包括短期工和合同工,通常工资低,没有福利)的数量急剧增加,从不足劳动力的五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一,其中年轻工作者和男性是重灾人群。在1994年至2007年间,相对贫困率几乎翻倍,从8.1%增加到15.7%,这使得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上升至第四位,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的10.6%。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基尼系数(经济不平等的标准衡量方法)也从之前的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升高至稍微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到2000年中期,差距增大的社会成为流行词,更多的日本人逐渐意识到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状况。在劳动力市场中,日益增加的贫富差距没有减缓的迹象。当旧市场饱和后,有必要且不断追求新兴市场,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在后资本主义时代,企业不得不借助文化产业的广告和市场推广来产生新兴市场,这些外围文化产业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当最大增长毫无疑问地发生于金融服务业和投机性投资产业中时,全球公司不得不为了消费而建立不断扩张的一系列产品和服务。当然,处于新环境、新包装下的职业足球,肯定会成为其增长的一部分。

2日本J联赛发展案例

职业足球联盟在东亚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足联将2002年世界杯举办权托付给日本和韩国,都与体育更大规模的商业化,以及特大企业(欧洲和美国的企业以及亚洲的企业)急于捕获足球界仅剩的几个资本主义市场有着直接的关联。在许多方面,J联赛和L联赛(日本女子足球联赛)成为体育界新自由主义的缩影,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这两个联赛开始之前,它们不是一个高商业化的实体,也没有为满怀期待的球迷准备大量充沛的消费物品,所以无法向国外其他联赛一样,球员们还没有踏进球场进行正式比赛,消费物品就已经摆在了商店的货架上。在1993年(即联赛的开赛年),J联赛的收益额达到了16亿美元。联赛的官方商业公司———索尼创意产品,在全国新开商店超过100家,销售额超过3亿美元,其商品覆盖帽子、夹克、旗帜以及其它鲜明地印有J联赛标志的商品。正如同一部热映的儿童电影一样,一开始J联赛就通过一系列的商品跨市场经营,这些商品包括儿童快餐、啤酒以及日本的“咖喱饭”等。

J联赛只是在过去25年间,体育的角色和文化定位发生巨大变化的众多案例之一。J联赛的发展受到快速发展的媒体技术以及商品化的刺激,也受特许权协议、市场赞助计划、为球迷提供消费场所、引进市场原理、推广必要的消费实践(对在后资本主义时代保持商业资产负债稳定非常必要)等联赛创新的刺激。泛滥的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作用于体育界的最为鲜明的现象。在许多情况下,由于价格日益上涨的票价和其它令人不快的体验,让球迷重新将自己定义为“消费者”而不是“俱乐部成员”,这使得球迷们在不经意间“获得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大胆且厚颜无耻的联赛商业计划实际上使球迷们政治化。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新自由主义的文化已经延伸至更宽广的范围,并且存在于体育界的各个角落。在日本足球界,当我们从足球迷的经历来看,从消费者、体育推广者以至教练员、球员的经历来看,我们会发现,尽管模式和机制不同,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原理却不断被复制,并且加以巩固。新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活和工作方式。尽管新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现实情况和重要性(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新自由主义无论作为政策还是社会道德,都产生于散漫、多元且经常亲密的一系列地点中,实际也有所差异。尽管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和论述出现、传播且扎根于当地背景下时,其方式多种多样,但是一套通用的概念和原理相比而言却是不变的。除了已经提到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外,对于“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环境所促成的“个人”和“社会”的责任却有着清晰的理解。新自由主义文化的一般性主题为:企业家精神、个人主动性、自我实现、自律以及自我责任感的重要性。

在最近几年,包括教育、婚姻咨询、公司职务等多个文化领域的当代日本学者们一致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已经延伸到社会和个人领域,重塑了道德和伦理框架,重塑了对自我的理解、幸福的含义甚至对生命的观念。无论是宣传性行为的日本男性主持人,还是为工作环境中的“平等机会”而抗争的办公室女职员,无论是身处困境却要定义“良好”婚姻的女性,还是在日益两端分化以及充满歧视的教育系统中步履维艰的学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自我责任感、自制、独立、企业家精神等理念已经变成影响以及推动他们的研究对象所思、所想、所为的关键概念。“自我责任感”指导这些研究对象的决策、行动以及道德判断,并且“自我责任感”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增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21世纪之交,“自我责任感”这个概念在足球界具有相似的集中性和流通性。在21世纪的日本,足球当然不是见证新自由主义思潮和逻辑崛起的唯一社会空间领域。然而,因为自从20世纪90年代起关于足球的流行文化不断发展,足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而且具有文化形态的“马戏”。

有人也许会反驳道,新自由主义的语言和逻辑(拥护自治、自律、自我责任感以及类似的品质)只不过是体育界的“常识性”事物,因此,它们在日本足球界的存在或者重要性不应该错误的解读为,历史性偶发或者在意识形态上同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过程联系在一起。“自我责任感”在“新儒家主义”“帝国主义”或者等级制度、历史中,以及当代的其他日本文化中不是一个关键概念,却是产生于一套明显的历史、社会以及经济力量中的一个概念,并且变得越发重要,同时人们也应该知道,体育语言经常具有历史偶发性且镶嵌于文化中,无论它表现得多么普遍、自然或者明白事理。自从19世纪以来,勤奋工作、纪律、牺牲以及个人责任感已经反映在现代体育中,随着时间的迁移,这些概念的参数和内容已经产生了根本上的改变,并且不断反应、积极塑造着它们出现时的文化年代。在日本棒球界,尽管从棒球运动发展初期,当代人就已经把“奋斗精神”作为日本棒球的核心精神,然而它既不自然、也不持续,并且在该项运动的发展史中,“奋斗精神”也不是普遍的主题。在棒球发展的第一个世纪中,尽管这个词语在正确的训练和球队表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19世纪最后20年间,它与“粗犷的自治权”这一精神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它捕捉到了团队合作和效率这一精神,这一精神有效地复制并且能够解释“日本式管理”的成功。

在过去50年间,关于足球的项目规则、指导方式以及训练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自己将20世纪90年代称之为“个人”的时代,期间球员们通过自身的“自主行为”进行自我管理,这在教练员们看来,非常有别于高调的社会体制,也区别于早期超级巨星年代。这些概念和逻辑从来都不是静态的,目前无论在技术上、思想上还是道德上具有优势的球员和团队,支配他们当前思想的自制和个性等理念,与日本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状况是紧密相连的。

3耐克品牌全球发展案例

由新自由主义所创造加工出口区,即“代工厂”是精心为跨国资本安排的。在1996年,耐克就已经因为工厂的生产条件与对待劳工的方式而受到质疑,成为媒体监督的焦点。基于代工厂和童工的报道,也让耐克成为道德谴责的对象,全球反耐克的社会运动由此展开。尽管要品牌不要产品的策略是相当聪明的策略,代工生产的现实却永远无法甩开。总得有人从事代工生产,制造出好的商品,让全球化品牌透过整合营销赋予意义后,再以高价卖出。从20世纪70年代起,耐克就在亚洲的剥削工厂制造体育鞋。过去在中国、韩国,而今则转向印尼、中国、墨西哥、越南、菲律宾等地,出口加工区纷纷出现,成为体育球鞋的主要制造商。有趣的是,唯一没有被全球化的耐克商标所侵袭的空间,大多是出口加工区的工厂。近年来,全世界行动主义者与大学生团体开始披露跨国企业压低成本,将球鞋制造转包给第三世界国家,早期亚洲四小龙即是作为西方世界外销代工厂而闻名。承包商所接的项目通常来自总部设在美国、日本、德国或加拿大的公司。军事化风格的管理,监工通常严苛,薪水不敷生活所需,工作单调且无需高深技能,今日出口加工区的模式,与其说稳定发展,还不如说是速食连锁店,它们与原产地国家的距离是如此的遥远。

大型跨国体育品牌仍然持续对代理商压迫,以更低的制造成本并且变相支持代理商的恶性竞争。欧美跨国企业利用挟带大笔资金的游说团体与管理层勾结,促使其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会议中,强势维护大型企业利益,利用第三世界国家欠下的大笔外债为藉口,订定各式不平等贸易协定,而WTO会员国更被要求取消对他国投资者的限制,包括劳工安全标准、环境污染限制法规等。WTO对于人权、民主、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检疫、会计等方面均制定了相关的标准法规,以剥削第三世界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妇女和儿童。大型企业讲究研发品牌和销售渠道赚取暴利,建立加工出口区的外资,对免税政策及投资诱因亦步亦趋。在北美及欧洲地区,工作外流是耳熟能详的社会问题。由于产业对于上涨的工资、环保法规及税金闪避得极快,工厂必须有机动性才能增加更高的利润空间。所以说,假如事实摆在眼前,工厂没办法创造税收,也没有办法为地方创造基础建设,生产的货物也全部外销,工人赚到的收入终将为当地经济注入生命力。严苛的劳动条件即是跨国体育品牌劳工的生存条件。虽然相关媒体报道都是单独出现的,但是这些事件聚集起来,使得我们看清资本主义背后的真相。

打造耐克体育王国的真相是,付出巨额的代言金给体育金字塔顶层的运动员,然后再以低得离谱的劳动成本建构耐克的劳动生产线。最后,耐克大致每双球鞋获利占最终零售价的33%,如果加上零售批发的获利,那么广告与销售就占79%的利润。然而,分给亚洲工人的劳动薪水仅占零售价格的2.4%。这些工人中有60-90%为单身女性,通常来自农村地区,年龄在18-25岁之间。她们必须长时间工作、强迫加班、面对火灾和化学危害的威胁,一旦结婚或者怀孕,大多数易被解雇或打发回老家。加工出口区的薪资之低,以致工人必须将大部分收入用来支付房租和交通费。加工区的工人当然做梦也买不起自己制造的消费产品。薪水如此低,部分原因是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厂竞争。然而,更重要的是,管理部门害怕吓走外资,因此极不愿意执行本国劳工法。所以,劳工权利在加工区内遭受如此严重的剥削,工人根本没有机会赚得温饱,也更不可能刺激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耐克公司一直加剧对第三世界劳工和全球消费者的剥削。与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相比,耐克的产品并不具有更高的内在使用价值,但其名牌效应却赋予其特殊的符号价值。消费者期望买下一双高价位的耐克球鞋,藉此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耐克赚进高额利润,同时展示出流行文化世界的自身规律。全球化趋势在毁灭以前都无法逆转。这是一个相当悲观且具有说服力的控诉。中国体育用品企业镶嵌在全球化的生产与消费链中,自然不能避免种种冲突与矛盾的过程,企业社会责任也不断成为公共场域中政治、社会与文化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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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新宇

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体育发展方向责任编辑:冯紫嫣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