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下的工会力量与收入公平范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社会收入不公不断加剧，穷人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而富人所占据的份额却急剧上升。与此同时，在新自由主义反工会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工会的实力也不断降低。美国工会会员在职工总数中所占比例已从1954年的35%下降到1981年的不足19%。通过分析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行前后，美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变迁和工会力量的变化，总结出了1981年之前工会力量能够有效抑制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公。在新自由主义实行之后，政府的反工会政策使工会力量大大削弱，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公不断加剧。

一、美国收入分配政策变迁与工会力量

（一）里根之前时期里根之前，较温和的战后共和党总统均接受罗斯福新政下的劳动和福利改革。他们认为需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实行“需求管理”，保障充分就业。在政府干预的过程中，保护弱势原则是干预过程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在收入分配政策中，具体体现为保障工人权益和增大税收调节力度两方面。例如，1950年美国工资工时法生效，工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了75美分，同年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将退休工人养老金平均增加了77.5%。1953年联邦养老保险受益范围为4500万人，失业保险覆盖范围达3500万人。同时，二战后美国政府加大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一度高于70%。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大压缩”时代[1]。与此同时，在1950-1976年间美国的基尼系数从0.38降到0.365。相比之下，贫困率的变化更大，从1959年的23%下降到1978年的11.5%。总的来说，在里根之前时期，美国的收入分化状况经历了战后初期收入差距状况明显缓和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收入较为公平两个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工会发展的鼎盛时期。自1897年美国劳工部有统计记录以来，美国工会会员一直在增加，曾在20世纪中期达到高峰。1897年美国工会会员仅44万，到1901年和1920年分别增加到105.8万和503.4万。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工会会员占工人总数的比例最高，超过1/3的非农业雇员加入工会，占整个劳动力人口的1/4。从绝对数字看，1966年达到1790万的最高纪录[2]。如前所述，在里根之前，较温和的战后共和党总统均接受罗斯福新政的理念。在罗斯福新政下，美国通过劳工立法和反托拉斯立法的制约关系，建立了劳方、资方和政府的三方合作机制，为美国工会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制度环境。新政实施期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工会一直保持着兴盛态势，工会在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扩大，并运用自身影响力缩小了劳工同其他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3]。有资料显示，美国工会会员数量由1920年的105.8万上升到1966年的1790万。这一期间美国各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是趋于缩小的。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国总收入的比重由1947年的43.0%下降到1973年的41.0%；最贫穷的20%家庭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由5%上升到6%。贫富差距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4]。此外，在里根政府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到来之前，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削弱工会力量的政治努力很少成功。工会力量的强大有效抑制了收入的不公平性，至少是减缓其生长。

（二）里根政府时期1981年，当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时，政治发生了一次逆转[5-8]。与之前的共和党总统不同的是，里根没有延续罗斯福新政下的劳动和福利政策，而是致力于新自由主义准则的推行[7][9]；他坚信政府应尽一切力量避免与劳动力市场发生冲突。此外，他反对带有政治性企图的集体谈判，以保护富裕的家庭免遭因劳动力市场波动而造成的伤害。1.里根政府时期的收入分配政策受新自由主义影响，里根政府时期收入分配政策体现在工资谈判制度、减税和削减社会保障津贴等方面，被称作“劫贫济富”的政策。里根-布什时代有一套系统的理论，试图尽可能多地扭转劳动法的准则。这一时期还出台了打压工会组织的政策[10]，使得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里根政府时期的工资谈判制度，从“集体谈判”堕落为“让步谈判”。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美国经济衰退和政府放松管制使得工人的失业率较高，工人们在谈判中的地位下降，劳资双方在工资谈判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美国企业的工资谈判制度也由“集体谈判”时代进入“让步谈判”时代。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强迫工人接受“双重工资定价”。新雇员的工资水平大大低于在职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几年以后才有可能增加至全薪。第二，工资的经常性增长被“一次性总付”的方法所取代。这不仅避免了工资的持续性上涨，同时这种一次性“奖金”还包括了对加班、晚班、带薪假期和养老金等的全部支付，大大减少了公司的劳动力成本[11]。在税收方面，个人收入中利息和股息等非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从1982年的70%减到50%，资本利得税自1981年6月起从80%减到20%。在1986年的改革中，利息和股息等非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再次从50%下调至28%。公司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45％下降到34％[12]，与此同时，美国低收入阶层的税率却从11%上涨到15%。减税政策使得财富迅速向高收入人群和资本所有者移动。在里根执政期间，还通过了《经济复兴税法》来支持商业精英，促使财富高度集中。廉价劳动力和低税收通常是共和党中富人群体支持者谋取利益的方式。在共和党总统任职后，税收政策更可能有利于富人，它至少间接地增加了贫穷民众的负担[13][14]。在削减社会保障津贴方面，美国于1981年8月13日颁布了《1981年综合协调法案》，这一法案主张减少过早退休者的福利、减少福利项目等措施。此外，为避免财政赤字，里根政府提倡大力合并各种福利项目，要求福利方案把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推向就业市场。2.里根时期的工会力量20世纪70年代美国工会力量持续衰落，工会会员的人数不断下降，工会的组织影响力日益减弱。当时美国每年增加210万新职工，而工会会员的总数没有增加。到70年代末期,由于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方式转型、国际竞争和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工会密度持续下降。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在私人部门还是在公共部门，美国的工会密度都比较低。美国工会密度已从1954年的35%下降到1985年的14%[15][16]。自此，美国工会开始进入了持续的衰退期。里根政府坚决的反工会立场也严重削弱了工会的力量。1981年8月，联邦航空管理人员举行了持续3天的罢工以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和缩短工作时间。这次罢工使得每天1.4万多班次的航班中有大约一半停飞。里根政府采取经济镇压的方式对空运管理人员的罢工进行干预，解雇了11301名罢工参与者[17]，使得整个80年代的美国工会发展受到巨大打击，这也显示了共和党对工会的强硬态度[2]。在里根打破机场乘务人员的罢工后，雇主“开始强烈地反对新的组织，他们延迟工会认可的选举。此外，他们与工会中的积极分子进行斗争，并聘请反工会咨询公司”。[18]

（三）后里根时期（克林顿时期）里根时期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行有效地削弱了工会力量，并产生了持续性影响，具体表现为工会密度的持续下降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1993年人克林顿上台，克林顿任职期间(1993-2000年)大胆提出增税计划及公平负担的原则，把增税压力主要放在富人身上。在此期间，个人所得税大幅度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低薪工人的收入，但他反对集体谈判和其他中间偏左政策[19]。因而，克林顿政府的劳工政策也损害了工会的利益。在福利改革方面，克林顿支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福利改革，并在改革美国医疗保险制度上费尽心机。克林顿于1993年向国会提交了被称为医疗保障法的医疗照顾改革法案，受到了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的阻挠。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中，由于共和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的实力增加，使得共和党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他们对国会的控制促进共和党获得立法优势，这是富人谋利的基础，给穷人施加更大的经济负担。克林顿同样支持全球化并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作为总统，克林顿通过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的法律条款来支持全球化，并且制定其他政策以进一步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这其中包括1993年的州际银行法、1999年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以及2000年商品期货法案[20]。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造成了不公平的加速，在里根-布什任期的12年里，从1982到1993年收入不公平增长了11.2%，增长了2.5倍之多。穷人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富人收入份额却快速上升。从1973至1995年的20多年中，最富有的20%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73年的41.0%上升到1995年的48.7%。同期，最贫穷的20%家庭收入的比重从6.0%下降到3.7%。据世界银行数据，2000年收入最低的20%家庭得到全部收入的3.6%，而收入最高的20%家庭得到全部收入的49.7%[4]。该时期美国工会会员率持续下降。1955年工会会员所占职工总数的比例达到39%的顶峰，1995年为15%，2000年降至13.4%，2006年更降至12.97%，为70年来的最低点[21]。罢工是美国工会维持其强大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就罢工方面看，次数也在减少。1960-1981年间，平均每年的大罢工达到275起，平均参加人数为130.6万人。而1981-1992年间，平均每年的大罢工仅56起，美国平均参加人数减少到40.7万人。在对每年参与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罢工次数的统计中发现，1980年为187起，2002年为19起。1980年罢工涉及人数是79.5万，而2002年则是4.6万名工人，这说明了罢工特别是众多工人参加的罢工在美国越来越少。不仅仅罢工数量和参与度降低了，并且罢工的效力也降低了，导致了很多罢工以失败告终。美国工人罢工进入了恶性循环，使工会的力量大大降低。

二、权力资源竞争：美国收入不公平问题的原因分析

对于美国社会收入不公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学者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但相较于比较政治学对这方面主要概念的基础分析，运用权力资源理论解释更为清晰。科皮(Korpi)认为，“不同阶层的不同程度的政策资源波动导致了或多或少的不平等的发生，这也造成了经济报酬分布的改变。”[23]“假设在不同阶层之间，权力资源的变动差异对分配政策有着显著的影响。权力资源理论导致了一个假说的形成，即作为权力资源路径是建立在权力分配会对政权运行造成偏差的基础上，在这一过程中政治被期望在社会分配过程中起作用。”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收入公平问题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下企业工薪阶层政治资源的动态转换的过程。新自由主义下，反工会政策、解禁金融的政策、宏观经济调控等具体的政策的独立作用以合奏的方式扩大效果，导致了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增加。

（一）美国工薪阶层的政治资源匮乏不同阶层的不同程度的政策资源多寡及波动，造成了社会或多或少的不平等，影响经济报酬分布的改变。不像其他许多富裕的民主国家，美国近期没有明显地出现致力于为工人利益服务的政党。政权主要由新自由主义下的反工会派别控制，而且政党派别成为雇主重要的权力资源。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他们牺牲工薪阶层利益，为雇主利益服务。同时，美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美国工人多半心存通过个人奋斗成为资本家的幻想，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感兴趣。其次，美国是移民国家，移民使美国工人因文化、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难以团结一致。因此，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就远没有欧洲国家激烈[24]。由于美国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在这里难以兴起。长期以来，美国从未出现过较强大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或反映中、下层劳动者利益的左翼势力。相反，保守势力、右翼势力则十分强大。作为垄断资产阶级主要代表者的共和党、一直牢牢把持着政权，二百多年没有改变。政权中，缺少强大的代表工薪阶层利益的政党，使工薪阶层的工资待遇等各项利益很难得到保障。对于工薪阶层而言，劳动关系和劳动力密切受到政治的控制，这些监管的做法往往被用来削弱劳工组织能力[8]。其次，里根时期的反工会政策使工会力量受到严重削弱，而在新自由主义被里根及其后的政府推行之前，工会可以影响不公平，维护工薪阶层的利益。而在里根时代和后里根时代的工会密度减少下，新自由主义严重削弱了工薪族最重要的权力来源。权力资源理论表明，里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增强了企业权力资源，而共和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的实力的增加也加强了共和党总统的政治资源。代表富人利益的共和党对国会的控制会给不富裕的工薪阶层施加很大的经济负担，这很可能是共和党总统任职期间收入不公加速的原因。收入差距扩大的数据表明：1980年以后新自由主义转换应该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新自由主义政策得到里根及随后各届政府的支持，这些政策包括反对集体谈判、减税等措施，导致了收入差距的增长。

（二）金融自由化提升了高收入阶层的政策优势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促进了里根时代的金融业发展，克林顿任期内的金融自由化，通过提高最高收入的方式也导致了不公平的增长[25]。在美国政府决定解禁金融活动，对其实行自由化政策以后，财富的杠杆向富裕阶层倾斜。虽然里根政府在不公平性大范围扩展时期，控制了重要的金融活动，但被随后新自由主义行政部门放松管制，许多公司开始通过其他努力以从纯粹财务项目中获利。行业内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和金融化经济层面的增长，是通过提高“业主谈判能力和高管薪酬的制定的过程”实现的，金融化增加了所有者和高管所期望的更高奖励的能力。在新自由主义下，代表工人阶层利益的工会的力量被严重削弱，它导致不太富裕的家庭收入停滞不前。而此时受金融活动解禁的影响，富人的收入增加，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有力地解释了前所未有的美国经济中不公平膨胀的现象。

（三）工会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被削弱工会帮助低收入阶层提高福利的能力主要源自工人集体的力量。1981年之前，工会在政治上有足够的影响力去抑制不公平的增长。但在里根任职后及随后的新自由主义总统任职期间，联邦政策降低了工会的效力[8]。这意味着自1981年后，工会再也不能成功地反对复杂的政治结果，这也增加了不公平性[26]。工会政策影响力被削弱，主要是通过削除之前已有的国家劳动政策的方式实现。里根政府之前，当工会力量强大时，它们是游说再分配政策最强大的利益组织：他们除了给联邦政府施加最低工资增加的压力，其他例子包括对医疗联盟的支持[29]，反对削减联邦食品券计划，工会大大压缩着公司内盈利的差异，这一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然而里根时期的反劳工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NLRB）的合约以及随后的新自由主义实施，对工会组织的作用具有直接的负面效应。政府的反劳工说辞也导致了工会在工作场所影响力的削减。这些行为给雇佣者传递了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反劳工的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以及政府几乎不可能去处罚不平等劳动关系——雇主之后大量开始使用这种关系[18]。除了减少工会政策的影响，这些所谓的政策管理工会在公司里变得几乎没作用，因此它对于支付会费的成员几乎没有吸引力。加之工会力量削减导致了中等阶层收入的停滞不前，接近于中层的收入与最富裕部分人的相当大的收入增长是不匹配的。工会力量的减弱导致了低收入者跟上高收入者步伐的失败[30]。工会抑制贫富差距的能力被严重削弱。

（四）宏观经济波动转换降低劳方经济影响力在劳动力需求中，宏观经济的转换影响着不公平，因为低收入者在经济衰退时首先被解雇。在共和党总统任期内，宏观经济政策也更青睐富人，它强调抑制通货膨胀，而不是降低失业率，这样的政策拉大了富人与不富裕者间的贫富差距，它使不富裕者在经济衰退时损失巨大，而富人却没有受到同等的损失[31]。在经济上行时，穷人未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经济衰退时却与富人共担了损失，因此穷人比富人在经济波动中损失大。当经济衰退开始时，公司试图保留其最具生产力的雇员——即那些给公司收入做出贡献的人，而不是那些低技术、低薪的同伴。失业的增加将拉大收入差距[32]，因为失业将不同程度地伤害到不富裕的人[33]。同时，总产值也可能会影响不公平。当政治精英控制经济增长中的较大的盈余时，这些精英将获得更大规模的资源共享，这也会导致不公平的扩大[34]。在宏观经济的波动中，制造业的减少也会增加不公平。因为这些公司支付的工资通常接近普通雇员工资的中位数[35]。在竞争激烈的服务部门，大部分的工资是平稳的。然而，在这些行业中，劳动力在总成本中代表着很大的份额。服务行业的公司经常面对这种激烈的价格竞争，而他们通过更高的价格而推进更高成本的能力将会降低。由于这些公司一方面抵御工资上涨，另一方面又扩大在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这将引起更大的不公平。

三、经验与启示：工会促进收入公平的有效措施

美国工会在1932年到1945年期间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在1945年到1954年间出现了一个长达十年的中断。在随后的五十年中持续衰落，这种趋势极有可能会继续下去。在对美国收入政策及工会力量分析后发现，在1981年之前，工会力量强大并且有足够的影响力去抑制不公平的增长。而在1981之后，工会的持续衰弱使其对美国收入不公的抑制力减弱。因此，工会应从自身角度出发，不断提高自身力量，从而促进收入公平。

（一）加强工会对工薪阶层的吸引力工会的主要职能是增加其会员的工作安全，改进工作环境和条件，提高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因此，工会要增强自身对工薪阶层的吸引力，必须完善工会内部的管理，并且尽力维护工薪阶层的利益。工会只有增强对工薪阶层的吸引力，才能增强工会自身力量。同样，只有工会力量的强大才能在工会运动中为会员争取更大的利益，进而提高社会收入的公平性。首先，工会应该把自己看成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方式，提升其社会动员能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工会在应该变革的时候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没有远见的做法，即尽力保护会员现存的劳动合同，而不是组织新的会员。美国工人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各地的移民越来越多地涌入美国，他们从事的行业涉及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等各个领域，他们工资很低，没有医疗保险等福利政策，其实很需要工会来组织他们进行集体谈判。工会在反对职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排外主义、宗教偏见等方面的短时失声，致使工会失去获取权力资源的有利时机。其次，工会要加强内部民主，避免高度官僚主义结构的出现。内部民主包括倾听成员的心声和意见，让成员发挥力量，促进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Friedman(2004)指出，当工会失去他们的民主使命时，就会遇到障碍而无法前进[36]。美国工会的弱化一方面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工会组织逐渐丧失战斗性有关。工会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某些人的腐败行为是工会衰落的原因。工会的民主不仅包括争取工人在工作场所的民主，还包括工会内部民主。工会的组织结构和机构必须适应并服从于工会会员的利益，将工会内部团结起来，发挥成员的积极性。

（二）利用集体谈判权抑制过度高薪集体谈判是指由工会代表劳动者与单个或多个雇佣者就劳动环节各方面问题进行协商谈判的过程。集体谈判是市场经济下协调劳资关系的重要手段，通过它能够实现统一、平等的工资和劳动条件标准。因此，工会必须利用集体谈判权维护工人利益，抑制过度高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美汽车工人协会和全美钢铁工人协会的引领下，集体谈判权在美国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集体谈判权确保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同步，提供一种利益增长机制，使工人可以分享到经济发展中的生产力收益。但在里根时期，经济衰退和政府放松管制使得企业以高失业率为主要工具，对工会施以压力。企业的工资谈判制度由“集体谈判”时期进入“让步谈判”时代，工人在谈判中的地位下降，使得美国贫富差距拉大。

（三）致力提高低收入者宏观经济风险的承受能力在劳动力需求过程中，宏观经济的波动影响着收入不公平。低收入者往往被最先解雇，因为他们大多从事的是技术含量低的工作，相较于那些高素质的人才，他们为企业创造的利润较低。工会一方面要在工会运动中维护低收入者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及时了解工人的需求，加强对工人的职业培训。工会在日常管理中要始终关注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问题，在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通过法律等渠道降低工人的失业率。此外，工会要始终如一地保护其会员的利益，这需要工会长期的斗争，最终提高所有人和整个社会的福利。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中的工作岗位增加的越来越多，而服务业的工资较低，且主要的劳动力是移民、外来务工者和女性。他们承受着低工资和艰苦的工作环境，而且工作的内容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竞争力小。服务业的多样化导致其会员组织工作与传统方式不同，部分劳动者关心工作安全和工资，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更加关心教育、培训和职业规划等问题。因此，工会要积极组织对会员的职业培训，增强会员自身的劳动技能，以提高他们在工作中的竞争力，从而增强低收入者对宏观经济风险的承受能力。

（四）深化工会对收入分配政策制定的参与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平衡劳资力量、协调劳资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收入分配政策虽然不是决定该国经济政策的首要因素，但这些经济政策对调节社会的收入公平有着重要的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分配格局产生影响，比如政府对社会保障事业的开支有效保障了社会下层人士的生活。而美国在战后至70年代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因此，工会应该深化对收入分配政策制定的参与，在收入分配政策制定中处于主动地位，运用自身所拥有的政治权力资源，使收入分配政策更有利于工人阶级利益的实现，拉小社会的贫富差距，从而有效促进社会收入的公平。

作者：金世育 刘婷婷 单位：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 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