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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行政立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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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育行政行为描述

1.1从属法律性行政法学通识观点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一样来源于法律,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的行为目的是执行法律,必须全面地接受法律的监控,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或游离于法律之外,如果其实施的行政行为违法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实现行政法治。从本质上讲,体育行政行为具有从属法律性,属于执法行为。

1.2服务性以人本主义和体现人文关怀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渗透,越来越多的行政行为表现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在实质上是一种利益一致关系,是服务与合作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相对人的合作下所作的公共服务行为[2]。体育行为也符合了行政行为的这一发展趋势,无论在体育行政体制的转变上,还是在行政主体的作用上及行政行为的内容变化上均有所体现。体育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尊重人权的增强以及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积极配合和强烈参与性都表明体育行政行为服务性走强这一特征。

1.3无偿性体育是一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公共事业,从法律关系上讲,体育行政主体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在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或义务,而这种职责或义务的履行是通过实施法律来实现的公共服务,原则上不应向相对人收取相关费用,具有无偿性特点。

1.4特定性这里包含两方面:1)范围是特定的,指体育行政行为的所辖领域目前仅为我国大陆体育事业。体育行政行为的所辖领域为国内体育事业。国内体育事业主要包括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以及体育产业。2)主体是特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体育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管理体育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授权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体育工作。”体育法的上述规定明确了体育行政行为是由具有体育行政权能的组织对全国的体育事业进行管理,从而规范体育运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提高体育运动水平。

1.5非强制性体育行政行为的实施目的、行为主体及相对方都与一般行政行为要求相同,只是在行为手段上有较明显的差别。一般行政行为直接运用强制手段使相对方服从,而体育行政行为多采用较温和的手段,尽量使行政相对方“心服”再“口服”,即自愿为或不为某种行为。它通过国家制定某种倾斜性或优惠性的政策,引导行政相对方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只有在特殊、个别情况下才采用各种强制手段。

2我国体育行政立法问题分析

体育行政行为是我国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合法合理地履行其职能的关键环节,也是体育行政主体将体育行政法规应用于体育行政执法实践的必要步骤。由此,明晰体育行政行为的概念界定,对体育行政行为的自身特征进行分析,对体育行政行为基础理论的厘清,不仅可以为体育行政执法实践提供基础理论支撑,还能够为我国体育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途径提供参考,对于我国体育行政立法的不断完善和良性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颁布了相当数量的体育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特别是体育法的颁布,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目前基本形成了以体育法为基础与核心,以行政法规为侧翼,以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为主体的体育法规体系。但是,当下这个体育法律体系尚不够完善,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体育行政立法形式上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我国不仅颁布了具有体育基本法性质的《体育法》,还出台了包括《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反兴奋剂条例》在内的多项国家体育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包括中央和地方及相关部门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上百件。尽管如此,我国的体育法制体系建设与其他法制建设仍然有较大差距,体育行政立法的形式应当注重现实需求。数量众多的法律法规及地方性规范文件在司法实践当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综观我国当下体育领域内的法律文件,除了《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为数不多的几部法律、行政法规外,其余则是大量充斥着的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国务院办公厅、发改委等各部委发布的行政规章和部门规范性文件(这里需要明确的问题是,部委颁布的行政规章属于行政立法,但是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则不属于行政立法,只能将之称为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将其一并写在这里仅仅是因为该类规范性文件在整个体育行政法律体系中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并非意味着该规范性文件属于行政立法)。这些体育领域内的规范性文件在实践中被应用的频率较高,但是其效力层级较低,且多数为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直接导致这些规范性文件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执行力度不强、与地方性法规极易出现冲突与混淆等问题与困境。因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适用法律的基本准则之一是“参照规章、参考其他规范性文件”,这就在司法实践中降低了规范性文件在社会实践中的效度。

2.2体育行政立法在内容上存在的问题

2.2.1鲜见统一的体育行政行为之程序性规定行政程序不仅对于保障行政行为正当性具有工具价值,而且行政程序本身在依法行政目标下亦具有独立的实体价值。而且由于我国缺乏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如果在体育行政法规体系中又缺乏统一的行政程序之规定,必然会使体育行政实践中的行政行为欠缺程序上的管控,而这种状况不仅会导致极大的行政风险之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可能会造成对行政相对方权益的侵犯。

2.2.2体育行政立法中的救济途径单一“无救济则无权利”,这句古老的法谚彰显了救济对于权利保障和实现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尤其在行政领域之内,由于行政权力所具有的效力先定性以及行政权力完全归属于行政主体的特性,决定了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维护相对方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和途径之一就是为其提供完善、便利的救济方式。但是在我国现行体育行政法规体系中,却鲜见对于相对方权益救济的具体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2.3对体育社团和协会的监管乏力在体育行政法律关系中,除了存在行政主体与作为个体的行政相对方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的主体,即体育社团或者体育协会。之所以说其特殊,是因为该类主体身份的双重性,一方面,相对于行政主体而言,体育社团处于行政相对方的地位,接受行政主体的服务和规制;另一方面,相对于个体公民而言,体育社团又拥有一定的管理权限,比如在社团章程规定其成员必须遵守的制度甚至对于违反章程成员的处罚权力。作为独立的社团法人,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拥有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的具体自治权利,比如注册管理职能、单项运动竞赛管理职能、国家队组建与管理、内部纪律处罚权等等。这种现实状况决定了行政主体对于体育社团的特殊监管体制之必要性。但是在当下的体育行政法规中,对于体育社团的监管措施有限,力度不足,导致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体育社团或体育协会通过章程及其内部决定或处罚侵犯社团成员合法权益的情况。

3完善体育行政立法的必要性

3.1完善体育行政立法是体育行政领域内依法行政的先决条件依法行政是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基本要求,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有法可依”都是依法办事的前提,同理,在规范体育行政执法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只有健全的规章制度的存在,才可能为体育行政行为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才可能规范体育执法行为,减少行政公权力的恣意和侵犯私权情形的产生[4]。我国1995年颁布实施的《体育法》中关于体育行政方面的规定较为抽象,使得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实践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较为困难,也给依法行政带来了一定难度。只有增加对体育行政立法的关注热度,根据当下的现实情况,细致严格地去规制体育行政领域内的职权行为,明确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界限和范围,并进一步明确权力行使的限度与方式、行使权力的程序、违法行政的责任追究等问题,才能够将体育行政工作纳入到法制的范畴内予以规范,使之有序运行。

3.2健全体育行政立法是当代民主行政的必然要求在民主法制建设的过程中,行政法领域的民主法制化及其进程不容忽视。众所周知,行政法主要关涉的是官民关系,主要规范的是行政权力的行使。无论是官民关系,还是行政权力的运行,如果缺少了民主这一基础都将无法实现。尤其在当下,行政相对方的意志以各种方式越来越多地渗透到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中,行政实践中也积累了一些民主行政的有益经验,这种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实践积累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