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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苏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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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毛泽东从近代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如何衔接问题做出的创造性的理论回答,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列宁主义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导向作用,苏联因素对社会论的形成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远大于消极作用。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苏联因素;列宁主义;共产国际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策略等问题的认识基本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对革命胜利后围绕建国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理论创造,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包含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内容。具体而言,在政治上,主张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性质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主张‘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在文化上,主张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①。这一社会建立以后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②,目标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③。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保留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阵营之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均体现出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特点。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阐述“跨越论”的著作传入中国比较晚④,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影响了中共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提供理论支撑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相对而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追求的目标。马克思提出,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不经过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关于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列宁给我们留下了这方面的宝贵经验。十月革命后,为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曾经试图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总结实践经验中,列宁认识到,“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①列宁主张,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存在,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限制和规定资本主义的活动范围。列宁上述思想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即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的问题。在1932年,毛泽东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启发,吸收了列宁提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②的思想。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直接引用列宁在《两种策略》中的原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列宁讲:“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③列宁这段话,被毛泽东在七大引用,指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有益无害的”④。毛泽东在报告中讲:“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⑤这不难看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来源。毛泽东不仅多次引用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观点,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张闻天均倡导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⑥,七大时提出资本主义广大的发展,明显参考了列宁的思想。

二、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了解列宁的国家理论,也熟悉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但还不能把这些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建立了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1927年11月,成立了湘赣边界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工农群众推翻旧政权后,建立起来的自己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这些新政权是按照八七会议的精神,以苏联的苏维埃政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毛泽东的工农兵政府与列宁的工兵或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思路是一致的”⑦。毛泽东在总结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把列宁的国家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民主政权建设理论。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1936年8月,又改为“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种调整,淡化了阶级性,突出民主性。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晋察冀等许多根据地建立了政权。这些政权,不是工农民主专政,而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按“三三制原则”选举产生了边区政府主席、参议会议长和边区政府。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文章,阐述了国家性质和政权组成问题,初步构建起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框架结构。在总结边区政权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必然要成为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因此,“现在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此,毛泽东阐明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即将组建的联合政权中的地位问题,即国体问题。毛泽东继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权构成的形式,即政体问题,采取人们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真正普选平等的选举,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①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②我们的民主联合制度与俄国的制度不同,我们不实行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与其他政党联合建立“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③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社长曾提出,“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答到,“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④可见,毛泽东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不违背列宁无产阶级一党执政的思想。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⑤这是毛泽东首次公开使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把列宁关于“无产者和一般穷人”的民主具体化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民主,把列宁关于“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具体化为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的专政。毛泽东具体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人民民主专政是从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发展而来的,二者均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均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虽然历史使命不同,表现形式各异,但不论是联合专政,还是人民民主专政,均是毛泽东运用列宁的国家理论分析中国实际而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的国家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列宁晚年文化建设的思想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的任务。这一点与列宁晚年倡导发展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列宁晚年多次强调文化建设。他认为,俄国虽然利用特殊的条件夺取了国家政权,但低下的文化水平仍严重地影响着政权的巩固。因此,如何发展文化的问题成为新政权面临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在《日记摘录》中,列宁谈到,“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⑥。在《论合作社》中,列宁指出,“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一个阶段”①。列宁提出把工作重心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的思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②毛泽东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而一定形态的文化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他分析了中国封建经济、政治及与此相适应的封建文化,明确提出“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③。“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④毛泽东讲:“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⑤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已经明晰。

四、苏联因素的总体评价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苏联影响表现在理论指导和经验推广两方面:理论指导来自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如何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建设的思想,它对中共发挥作用不是苏联强制的结果,而是毛泽东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自觉学习的结果。如研读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文章,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理论的合理内核;研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吸收并借鉴了列宁关于政权建设的思想,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思想资源来自列宁”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依据是列宁主义。毛泽东以列宁主义为理论根据,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之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虽然有一些内容来源于列宁主义,但是仍有很多属于毛泽东的理论创造,这些内容是超越列宁主义之上的理论成果。虽然苏联并未经过新民主主义,而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还是可以找出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理论依据的因素。毛泽东在运用列宁主义的时候,能够大胆解放思想,继承和发挥了列宁主义的合理因素,又在事实上否定了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内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和创新,这不能不被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所认清。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深层次矛盾不能不影响到斯大林对毛泽东及中共的信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因此承受着斯大林的质疑。经验推广体现在苏联借助共产国际这一推手,推广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和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给中国革命很多误导,使中国革命跌入低谷,中共为此进行了积极抵制。1935年共产国际改变战略和策略之后,中共减少了束缚和枷锁,才有了理论创造的条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和发展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共产国际存续期间进行的,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实现的。诚如斯诺所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线、理论领导都是在共产国际密切指导之下,如果说不是积极具体指挥之下,而共产国际在过去十年中实际上已经成了俄国共产党的一个分局”①。

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是世界性共产党组织,在谋求苏联自身利益和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发挥了双重作用。以1935年为界,共产国际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1935年之前,它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不了解中国国情,对世界革命的形势和中国革命所处的阶段做出误判,在指导思想上,先后犯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其指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着胜利到失败的两次反复。毛泽东对于共产国际的错误进行抵制,但是他的很多正确思想和主张在党内不占主流。1935年共产国际在七大时调整了原有的政治路线和指导方针,做出“不再干预各国共产党内部的事务”的决定之后,各个国家共产党民族化革命道路的探索才真正开始。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作用,有过一个总体的评价,叫做“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苏联影响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积极方面体现在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七大,这次会议实现了指导路线的转变,为社会论的形成创造了政治前提。但是,1937年11月底,王明代表共产国际回国以后,曾一度干扰了党的正确路线,并危及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是苏联因素的消极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过,其危害范围有限,时间也不长。在关键时刻,共产国际出面制止了王明的越权行为,承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苏联因素来讲,是将其消极方面转化为积极方面的结果。这是我党努力争取的结果,也是共产国际转变态度的结果(当然不是完全转变)。接着,我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这为革命论的系统化和社会论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这次会议为毛泽东以党的领袖身份,名正言顺地从事理论创造活动,排除了障碍,提供了保证。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揭开了批判教条主义的序幕。反映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标志性理论成果,从这次会议开始相继问世。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所作《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是他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明确形成的标志。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理论。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三篇文章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已经系统化了,这便为毛泽东形成社会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形成。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时期,苏联因素是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相互关系的形式体现。所不同的是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七大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导路线。这一转变,为我党清算土地革命时期以“关门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的政治路线,提供了绝好的外部条件。没有这一转变,我党也很难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也绝难形成。国际七大还放弃了干涉各国党内部事务的政策,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学说的形成,解除了束缚,创造了便利条件。特别是在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向我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发出挑战的时候,国际执委会又明确地制止了王明的行动,支持了毛泽东的领导。这又为毛泽东名正言顺地以党的领袖身份,从事理论创造工作,为其革命论的系统化和社会论的形成,提供了有力地保障。可见,对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苏联因素的积极作用要远远大于其消极作用。但是,就理论本身的创立来讲,除了提供最初的理论和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的支撑之外,苏联因素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毛泽东之新民主主义学说,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具有极大的独创性。正因为如此,在这一学说创立之后,苏共和斯大林长期以来一直采取贬损其价值、降低意义的态度。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毛泽东在充分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创造出的带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经济,巩固国家政权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金海斌 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苏联因素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